进入21世纪后，我把语法化研究的对象扩大到短语和句式的语法化。例如在《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一文中，我提出了“跨层非短语结构”的概念，利用新资料考证出“的话”的词汇化是在话语层面的两种句法位置上实现的，“话”的泛化指代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话”与修饰语的同一性是“的话”词汇化的诱因，而省略与移位是“的话”词汇化的特殊机制。关于句式的语法化，我写了《“VP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和《同谓双小句的省缩与句法创新》等文章，后文以现代汉语方言中重叠式正反问句和北京话里的“爱谁谁、爱怎怎、爱吃不吃”等短语为例，说明语言经济原则驱动下的省略和紧缩是汉语构式语法化的一种推力和机制；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句法创新模式，可以合理地解释汉语语法史上的某些反复问句及相关问句的产生。在《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一文中，我从语义、句法、语用乃至逻辑等各个层面，对诸如“差点儿摔倒”与“差点儿没摔倒”为什么都表示没摔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基本上解决了这一类此前许多学者未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难题，获得同行学者的认可。

　　（三）研究汉语史，尤其是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史，语言接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阅读元明白话文献，发现其中有许多汉语受阿尔泰语影响的痕迹，如在语序方面出现了很多“主语+宾语+动词”的句式、方位词后置充当格助词的句式，于是通过语言类型的历时和共时比较，以现代西北方言为参照和佐证，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对元明文献中的特殊语法现象做出了解释。例如《后置词“行”考辨》《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老乞大>语序研究》《也说“汉儿言语”》等。此类文章突破以语言同质说为基础的历史比较法的局限，以语言是非同质系统的理论为指导，从语言接触所发生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去分析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并注意总结汉语在接受外族语言影响时的动态变化过程。在研究中我态度谨慎，力避先入为主，总是从具体语言事实出发，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详尽的历史考察和分析判断，因而结论比较稳妥可信。这些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对深入探讨汉语语法发展规律具有积极意义。毋庸讳言，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据历史文献和他人记录的西北方言材料，如果能亲自到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相信会有更深入的发现。

　　（四）在研究方法上，我一方面学习和继承吕叔湘先生把语音、语义、语法结合起来综合考察的路子，另一方面又很注意语用环节对语言变异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注重搜集资料，客观全面地描写语言事实，另一方面又具有把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历史文献材料与现代活的方言材料相结合的个人风格。我注重从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两方面吸取营养，既注意汉语的特殊性又努力发掘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共性。这些特点几乎贯穿在每一篇论文中，越是后写的文章，这种特点越是显明。例如《变形重叠与元杂剧中的四字格状态形容词》《说“蹀躞”与“嘚瑟”》《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等，都得到同行们的好评，我自己也觉得后期文章的深度增加了，论证也较前更加扎实丰满了。

　　我前后带了7名博士生（其中2名博士后），他们都各有特点，各有专长，无论他们在读期间还是毕业之后，我们都是学术上最能深谈的朋友，所谓“亦师亦友”，“教学相长”是也。至今学生们每写一文仍常跟我讨论，让我提意见；我何尝不是，往往从文章酝酿之时就跟他们讨论，写好之后请他们挑错。我们都互不客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真诚平等的关系使我们互相获益，师生情谊也不断增进。我之所以是幸运的，不仅是得到吕叔湘先生的亲炙，还因为遇到了几位品学兼优的弟子。

六、殚精竭虑修辞书

　　2005年下半年开始，应我院语言研究所科研工作需要，我把主要精力转到了辞书的编纂和修订，除了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大词典》外，又先后担任了《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主持人，全面负责修订工作（我把它称之为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 编词典这一行的艰辛，我早有所闻也有一些切身体验。意大利学者J·J·斯卡利格（1540—1609）有一段名言：“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吕叔湘先生也说早年他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因此在接手上述工作时，我是有一定的吃苦受累的思想准备的。

　　为了保证编写质量，我认真学习总结《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经验，针对《现代汉语词典》以往修订中尚未全面系统解决的若干问题拟定了十多个研究专题，由课题组和所内研究人员逐一进行调查研究，我自己也对其中的三个专题进行了研究。在整个修订过程中，我们始终贯彻“植根学术，跟进时代，贯彻规范，系统稳妥”的方针， 着力在提高词典的科学性、时代性、规范性和实用性上下功夫。在七年中，我用尽了心力，除了跟其他同志承担相同量的编写、修订、校对工作以外，还要负责审读每一位同志的修订稿，处理各种遗留问题和疑难问题。长期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使我经常失眠，有几次因用脑过度而晕厥。《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出版后不少业内专家给予了很正面的评价，连我们在许多细微处所用的心思他们都察觉到了，我有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欣慰。能把品牌辞书的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能得到专家和读者的认可，此前的一切付出（视力下降、失眠、腰背酸痛等）都是值得的。辞书编修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在苦中也尝到了“甘”，那就是得到了一次把书本知识和专业研究的经验综合运用到辞书编纂实践中去的机会。我们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主张学以致用，所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字无补”。能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我感到自己的专业知识有用，学术研究有社会价值，这或许就是我追求的读书人的幸福和快乐吧。

　　这几年的实践使我对词典编修工作有以下几点切身体会：

　　（1）词典的科学性强。既要全面准确记录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又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贯彻和引导规范。“典”者，典范也，原则上是容不得有错误有硬伤的，这一点跟学术著作的性质很不同，因此编修者的责任重大，每一步都不能松心。

　　（2）词典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编写者具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语文素养，纵贯古今，横跨百科。语文类词典不仅要求编纂者具备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语言学的学养，还要通晓现代语言学的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各方面的知识。因此，编修辞典的过程就是不断补课学习的过程。

　　（3）词典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有科学的定位、合理的框架、严密的体例；在收词和释义上要做到词典内部自成系统，互相照应，严丝合缝。因此，词典编修者脑中要有一盘棋，做到“眼观六路，心有全局”。

　　（4）编词典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复杂、细致、琐碎。词典内部的环节多、符号多，注音、标点等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允许出错。要善于以简驭繁，用最少的篇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还要为读者着想，做到易查检、便于使用。

　　（5）编词典是一个永无止境、永远有遗憾的工作。从语言的本质属性上说，语言变异是绝对的，而稳定则是相对的，词典纪录的语言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再加上人的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总难免有需要纠正和完善的地方，所以需要不断修订更新。

　　《英语词典》主编约翰森（Samuel Johnson）谈到自己编纂词典的体会时说：“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亚（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

　　他把编写辞书比喻作追逐太阳，永远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真是绝妙无伦的比喻啊！但我想，通过努力做得比前人更好一些还是可能的。

　　我们团队身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两座，最后一座最大最难啃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只完成了初稿，离正式出版还有很大距离，吾辈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