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立足当代，服务社会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不可能只专注于汉语史的研究而无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语言文字问题，不得不研究当今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政策和实践。为此，我一面学习，一面针对社会需要撰写有关的文章和书籍。1995年为了应对两年后香港回归祖国，港人学习简体字的需要，我和陆尊梧应香港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出版了《繁简体字用法字典》，在这部工具书中，我刻意介绍简化字的来源，说明2200多个简化字绝大多数都是历史上已经用过或通行过的。到今年7月，此书前后印行了12次。前几年社会上颇有一些人主张恢复繁体字，我借助我院文史哲学部“国学论坛”的平台组织专家讲述汉字源流和汉字简化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发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

　　为了引导规范，1997年我发表了《当前广播电视应用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还到一些高校就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进行演讲。2009年我应邀到台湾政治大学讲学，特别安排了半天向该校中文系师生介绍祖国大陆的语文规范化工作。

　　2000年我担任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委员、历史与文学艺术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与张国宪同志共同主编了《汉语语言文字基本知识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向各级领导干部介绍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相关知识。

　　在2012年“推普周”活动15周年之际，我撰文提出了“推广普通话与保存方言并行不悖”的观点。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强调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提醒有关部门注意一些语言学家特别是方言学家所担心的方言的生存危机。普通话的推广不仅使某些方言迅速变异，而且使有些次方言处于濒危境地。我认为推普和保存方言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推普不是禁止使用方言，更不是要遏制或消灭方言。过去我们在工作中是否或多或少存在着忽视方言的倾向？我们对方言的文化价值的认识是否到位？方言是特定地区历史文化的载体，它以独特的语音、语法和词汇记录着这一地区人们的生命历程，演绎着别具风味的人情风俗、道德观念。方言是维系家国乡情的精神纽带，是祖国文化的宝贵资源，我们必须格外加以爱护、保存。如果因为推广普通话而加速了方言的衰退和消亡，那绝对有违科学发展观，有违推普的初衷。我个人认为，在今后的推普工作中，要处理好推普与保存方言的关系，提倡双语生活，鼓励孩子们既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又能运用自如地讲流利的方言母语。各级推普机构和人员应该在推进语言的共同化进程中注意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使二者并行不悖，在新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我的这一观点很多同行学者赞同，但目前还没被有关部门完全认可，我相信时间会做出结论。应当强调的是，我们主张方言与普通话“并存并用”绝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推普工作，更不能理解为可以用方言干扰或抵制推普工作。

　　2013年8月，有人对《现代汉语词典》附录中收录239条字母词提出质疑，认为这损害了汉语汉字的纯洁性。我一面在媒体上应对，一面撰文阐明字母词产生的必然性和汉化规律；认为中西合璧式字母词（如“阿Q、卡拉OK、AA制、T恤衫”）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特殊的一类，它的广泛使用是汉语词语书写形式的一次革新。文中介绍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字母词的规范处理，并针对某些人在字母词问题上的观点阐述了不同意见；主张树立科学的语言文字规范观，科学地引导字母词有序、规范地使用。文中还指出语文辞书有选择地收录字母词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查找的方便，这是工具书的性质所决定的。

　　我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多年，多次参与“规范汉字表”和普通话审音工作的讨论，建言献策，尽自己的一份力。关注和参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是老一辈语言学家如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的优良传统，从事语言学研究而对现实的语言文字问题漠不关心是不可思议也是极不应当的。

八、生命不止，探索不已

　　岁月不饶人，一晃我就要进入古稀之年了。但我的好奇心未减，我对语言学探索的兴趣未减。学术要进步，离不开创新，学者的学术生命是在不断探索、创新中延续的。最近几年中我陆续写了几篇自认为在理论和方法上较前有进步的学术论文，其中发表于2012年的《汉语连-介词的来源以及语法化的路径与类型》一文（2.7万字），可以算作我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有不少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提出了“连-介词”这一语法范畴，揭示了这一范畴的类型学意义。

　　（2）根据实词的源头义，把伴随动词划分为“偕同”（无主从之别）与“跟从”（有主从之别）两类，得出“偕同”义动词（如“与、及、和”等）无须经过伴随介词环节就可以直接语法化为并列连词的结论，纠正了语法界以往“伴随义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单一语法化路线的主流意见。

　　（3）论证了源自使役义动词“唤、教”、给与义动词“给”和数量词“两个”的连-介词各自语法化的句法语义条件和语法化的过程，揭示了它们通过改变各自源结构式中的组合关系从而使自己在新构式中获得连-介词的核心义素，因此能异源同归的道理。这些观点的提出和具体的论证具有首创性。

　　（4）论证了“唤”读“和hàn”的音变理据，坐实了老北京话和台湾地区的连-介词“和hàn”源自动词“唤”的假设。

　　（5）用数量结构“两个”由并列连词→伴随介词的事实对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提出了质疑。

　　这篇文章从起意到搜集材料、构思及至成文，历时四年多，涉及的文献材料上自先秦下及当今，书面调查的方言遍及东南西北，初稿出来后向所内外同行多所请教，还在几次研讨会上征求意见，最后才改定发表。今年，作为该文的续篇，我又撰写了《连-介词表处所功能的来源与非同质性》一文，从分析“跟”与“给”的语义结构和捕捉其所处原型句法结构的变异入手，对这两个动词语法化为处所介词的路径进行了推导论证。文中用事实再次说明，实词的义素结构对该词的语法化方向及其具有什么样的语法功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演变的实际发生还要具备特定的句法条件，包括特定的句法结构以及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特殊的语义关系。因此，对动词的语义结构加以分析，是追溯其句法功能来源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鉴定大量用例的结构和语义特点，从中找到可以虚实两解的临界句——语法化的原始语境是第二步；找到了原始语境，就可以反过来对演变的过程进行逆向推导、描写和复制。这篇文章的对“跟”与“给”用作处所介词的过程的推导与分析同样具有原创性。

　　年华似水，来日无多。今后若干年我的主要精力将放在提高《现代汉语大词典》初稿的质量上，为使它能以较高的起点推出，我努力在学术思想和整体设计的创新上进行探索，主要想法有：

　　增强该词典的描写性和学术性，要把近百年的现代汉语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力求在共时时段中反映历时的变化，动态地、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系统发展变化的真实面貌，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该词典收词量要大，释义要比中型语文词典详细，配例要恰到好处地反映词义和用法。要扩大信息量，加强实用性，为此要设立知识提示、同义词辨析、插图等项内容，还要对方言词标示通用地域。

　　该词典的编写要建立在科学雄厚的资料基础上，要充分利用各大型语料库和本所口语语料库、新词新义搜索系统；利用了已出版的各类有关辞书。此外还要动手从书报杂志影视广播等多渠道搜集词语，弥补语料库的不足。为了加强民国时期资料的搜集，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再扩大搜集面，使民国词语的收录和解释成为全典的学术增长点之一。

　　总之，我们志在编写出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使它有比较厚重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为达此目的，我和团队同志们还得艰苦奋斗若干年。我的身体和精力肯定大不如前，但我会活到老，做到老，生命不止，探索不已。

　　2012年10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某栏目采访时记者问我：“这一生您最遗憾的是什么？”我回答：“最遗憾的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耽误了——入宝山而空归。如果我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循序渐进地读书，有许多留学和学术交流的机会，我会比现在走得更远，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