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务实、创新的治学之道 

　　1. 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语法研究中的各种问题　　　　

　　吕先生学术思想、学术风格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法要略》是他的成名之作，书中分“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分，首创以表达范畴为纲论述汉语语法系统的先例。根据语言研究可有从形式到意义和从意义到形式两种方法的思路，《要略》除在上卷“词句论”重点探讨汉语句法形式之外，下卷“表达论”用近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了语义分析。材料极其丰富，观察尤为细致。这种不是从听话人而是从说话人角度出发编写的汉语语法，朱德熙先生评价为“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 吕先生之所以这样写，是基于汉语的特点，认识到从意义出发的路子更适合没有多少形态变化的汉语，并把这种认识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的敏锐和独具慧眼。过去的评论多从语言教学和应用的角度称赞“表达论”的价值，而现在，人们从当代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到“表达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意义。当代具有功能语言学倾向的历史语言学、类型学、语法化研究等领域，都很重视从语义表达范畴出发进行研究，因为语义范畴往往比形式范畴更具有语言的普遍性，更便于进行古今比较、历史演变研究和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在结构主义主导的时代，语法单位和语法结构为语法研究的唯一出发点，而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围绕语义范畴进行的研究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吕先生实为汉语语义表达范畴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回顾中国语言学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不得不佩服吕先生深邃的学术思想和独特的学术视角，不得不为他的学术研究中所蕴含的当代语言学精神而赞叹。　

　　上个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在国内盛行，语法学界鉴于按意义划分词类容易导致词无定类的结局，因而主张用语法标准划分词类。吕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方面积极推动按语法标准划分词类，仔细研究各类标准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又在几乎人人强调语法标准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词类的语法差异背后的语义基础，并把是否符合语义作为判别词类划分好坏的标准。基于对大量语言事实的深入调查，吕先生看到类别之间经常存在难以判然划分的界限，他从不主张把那些边缘性的单位说一不二地归入某个类别，而是把界限模糊看作语言学中分类学的常态，认为界限模糊也不影响类别存在的客观性。吕先生对词类背后的语义基础的认识，对类别边界模糊的认识，都是功能语法后来引为基本共识的观念。

　　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他后期语法著作的代表作。该书篇幅不长，约6.6万余字，也可视为一长篇论文，但这块“压缩饼干”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一部重要的汉语语法理论著作，是语法研究者的必读书。吕先生在序中声明：这本书的宗旨是摆问题，他说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别人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是在科学上提出正确的问题比寻找正确的答案还要难。（“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试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吕先生积多年深入研究的经验，系统地把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一一阐述明白，把语法问题的来龙去脉说得明明白白，读者读了可以“活泼思想，减少执着”。其实这本书价值不仅在于正确地摆出问题，而且也在于他对长期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虽然“基本上是在传统语法间架之内谈”，但也吸取了结构主义和转换语法的一些长处。该书在许多问题上具有很大启发性。例如，指出汉语语法分析的诸多麻烦，“根本原因是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因而要理解和承认汉语语法现象的模糊性和分析标准的相对性。吕先生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汉语语法研究只能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任何浮躁都无补于事。　　　　

　　2. 学风扎实：详细占有第一手资料

　　吕先生在晚年一份自述的简历中把自己的治学原则总结为“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这几句话正是他 “务实”“严谨”的治学之道的写真。

　　吕先生说搞研究、写文章一定要占有丰富的语言材料，要凭材料说话，决不能空口说白话。他经常告诫我们用材料尽可能用第一手材料，因为第二手材料有时候不可靠；引用译文最好要核对外文原文，因为有的译文靠不住。他自己做学问一直遵循这个原则，他的文章材料翔实，言必有据，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抗战期间，为了深入研究近代汉语语法，他曾全面搜罗古今文献资料，特别是鲜为人重视的古代白话资料，边读边做资料卡片。1983年我在给先生整理《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时，先生拿出他过去做的资料，那是一张张贴满小纸条的发黄的纸张。原来，先生先将有用的资料随手抄在一张张纸上，然后逐张一条一条地剪下来，再分门别类地贴在另张纸上。这是多么细致而烦琐的活儿啊！从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所附的引书目录中可以看出，他下过功夫的各类白话资料达数百种。从体裁上看，举凡笔记、小说、佛经、野史、诗词文集、释儒语录、变文、话本、平话、诸宫调、散曲、杂剧等，无不备载。先生对近代汉语资料的开掘是空前的，从而为这一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吕先生说：编词典“要有人，要有物，就是物质条件，还要有计划和组织——讲到物，编词典最重要的物就是资料。”《现汉》主要收普通话词汇，收普通社会生活词汇，以往的词典以古汉语词汇为主，无法借鉴，一切都要白手起家。《现汉》收集资料的方针是书面与实际生活并重，一方面从当时的报刊杂志、现代文学作品和解放后出版的通俗读物上搜集，并规定有些书要一个词不漏地穷尽收集；另一方面，吕先生还特别强调要有系统地搜集各行各业中流通的词汇。正确的资料收集方针保证了《现汉》收词的科学性、系统性、现代性。按照这一方针制作的100多万张卡片成了编纂《现汉》坚实的语料基础。在没有计算机，一切靠人工的时代，在没有词频统计资料的时代，《现汉》的收词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准，是很不容易的，这跟吕先生重视资料的学术思想直接相关。现在，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搜集资料、统计词频已成为辞书编纂的必然选择，仍用手工方法编词典显然是落伍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机器再灵，在某些方面也不能完全代替人的大脑和眼睛。我们应把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相互弥补。现今编词典，有一种取巧的做法，就是把各家词典所收的词汇搜集在一起，进行一番整合增删就齐了。这样做虽然比较省力，但往往难以照顾到词汇的系统性，收词的平衡性，容易顾此失彼，不是严肃的词典编纂者所取的做法。我们应该发扬《现汉》下大力气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精神，把词典编纂的基础工程打得更加牢实。

　　吕先生对自己严苛，对自己的学生和同事要求也严，他见不得做学问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见不得对工作马虎、草率，掉以轻心。他给我们审看文章时，不仅关注选题和文章框架结构，而且还亲自动手核对材料，查找出处。有一次我把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吕先生看，先生批改得很仔细，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最让我汗颜的是，我这篇文章中有一条材料是从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转引的，没想到吕先生亲自查找到了原始出处，并将原文用红笔抄在旁边，我看后顿时羞愧难当，仿佛听到先生在批评我：做学问怎么能偷懒取巧？从此我将此事引为教训，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使用第二手材料。听词典室同志说，编写《现汉》初稿时，有一位年资不低的编写人员，编一个词条，那个词条的资料片较多，他嫌时间太紧，就没有逐张分析语料，而是直接参照现成的字典把释义编了出来。吕先生审看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就把他叫去，严加批评，一点也不留情，那位同志痛哭流涕，承认错误，其他同志也从此事受到警戒。

图片三：195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罗常培、吕叔湘在会议期间合影　　　　　　

　　3. 学品诚实：反对一切“从我开始”

　　学术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思想上的一切进步，都是对以往成就的继承与创新。吕先生告诉我们，做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阅读和了解前人的有关论著，千万不能闭塞耳目，对学术动态不闻不问，对别人的相关研究漠不关心，一切“从我开始”。有的人自以为有所发现，殊不知别人早有研究，他不过是重复甚至是低水平重复而已。先生特别提醒我们，参考了别人的论著，应该一一注明，即使是平时口头交谈听来的，写文章时也要注明是某某人说的，不能“窃为己有”。他自己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当学界盛赞《中国文法要略》中“表达论”的创新价值时，吕先生却坦言，这本书的写作受到法国学者Ferdinand Brunot《思想和语言》一书的启发，“如果说我的书里有什么创造，那也只是在个别章节的细节上，至于全书的布局，我是不敢掠美的。”（见《吕叔相全集》第十九卷《致郭绍虞》）吕先生的这番话，表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诚实的学术道德品质。不可否认的是，吕先生心有灵犀，认识到从意义出发的路子更适合没有多少形态变化的汉语，并把这种认识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的敏锐和独具慧眼，其创新价值不容置疑。

　　一般认为“文人相轻”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吕先生可不是这样的。他虚怀若谷，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是他的同辈还是后辈，他都会由衷地表示敬意、表示赞赏。吕先生对叶圣陶先生非常尊重，跟朱德熙先生等语言学界的同行有真挚的友谊，对王力先生、丁声树先生非常佩服。有一次，讲到汉语史话题时曾对我说，王先生手快，善于搭架子，了不起。还说，王先生很爱惜时间，来访的人超过了约定的时间还呆着不走，他就不说话了。我听了深受教益。王先生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前后写了四十多部论著，200多篇文章，总量多达近千万字，平均每年约发表20万字，除了他文思敏捷，勤奋不懈之外，也跟他珍惜时间，把有限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写作上有关。我意识到应该爱惜自己的时间，更要珍惜他人的时间，也更懂得了鲁迅先生“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这句话的含义。

　　吕先生为人谦逊真诚，平易近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周清海教授不止一次地在公众场合讲到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在香山饭店开国际语言学研讨会，报到后的那天晚上，有人敲门，来人对他说，我是吕叔湘，来看看您，欢迎你们远道来参加会议。接着跟周先生亲切地交谈了一会儿。这件小事使周先生感触很深，他从这里看出了大学者的风范，对吕先生由衷地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