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心系语言所

　　吕先生自1996年3月初住进协和医院，到1998年4月9日去世，在病榻上度过了他生命历程中最后两年零一个月的时光。开始他对整天躺在床上不做一点儿事情的生活很不习惯，不止一次对我说：“我怎么也没想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成了废人，白吃饭。”我安慰他说：“您怎么能这样想呢，您都90多岁了，辛劳了一辈子，现在有病，还不应该歇一歇吗？”1996年3月21日，我和一个同志去看他。先生先是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辨认出来之后显得很高兴，向我们打听所里的情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我很记挂所里。”过了一会儿，我见他放在被子外面的左手微微张开，一边很动情地说：“我想你们。”我握住先生张开的手说：“我们也想您。您想见哪位同志，我叫他们来看您。”他说：“我也没有具体的人，我就是想语言所的同志们。”先生在病床上还放心不下语言所，想念着所里老老小小的同事们，因为他这一辈子为语言所的建设和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情感啊！到了1997年，眼看吕先生一天天衰弱下去，好像一盏油灯快要熬干了。有时竟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只对前来探视的人说：“回去吧！”尽管如此，他仍手不释卷——床头上总放着《读书》杂志。他仍关心着所里的工作，每次都吃力地询问同样的问题：所里有什么情况？有什么人事变动？年轻人里有没有好的？由于记忆力严重衰退，往往我刚答完他就忘了，又重复问一遍，有时重复问到三遍，他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些事啊！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听护士讲，1997年3月邓小平同志逝世前后，先生还下床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听江泽民同志致悼词。1998年春节（年初二）我去看他，跟他谈到：“今年是北大百年校庆，要举办一个汉学国际讨论会，方梅和我写了一篇研究您学术思想的论文，下次带来您看看讲得对不对。”先生听了先是一笑，然后突然问我：“有人给丁先生写吗？”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一问，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就支吾了几句，但当时我的内心受到巨大的震动：丁声树先生自1979年卧病不起到1988年去世，已经20年过去了，吕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依然记得他，想到也要为丁先生写篇文章，这怎么能不教人油然而生敬意呢？　

图片六：中国社会科学院普通话音节合成系统研究成果鉴定会　　　　　　　　

　　吕先生教我做学问，也教我做人。记得在为先生整理《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时，先生拿出一沓一面已印上铅字、一面发黄的旧白报纸让我做稿纸用，自那以后，我也养成在旧稿纸背面打草稿的习惯。先生一家人生活极其俭朴，却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用于奖掖青年、发展教育；先生遵守规章制度，借书按时归还，从不逾期；先生无私奉献，舍得花宝贵的时间为他人做嫁衣；先生淡泊名利，刚正不阿，既有棱角，又宽厚慈祥。先生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也令人生敬：捐献角膜，遗体供医学解剖，种一棵树，骨灰撒在坑内，不作任何标记。吕先生当之无愧，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吕先生、丁先生等我所老一辈语言学家不仅为我们留下了高尚的精神遗产和丰厚的学术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事业持续发展的物质遗产。据科研局的一项调查表明，最近十年我所虽然自然减员不少，但所里的学术骨干人数有增无减，这跟有些人文学科研究所同比骨干大量减少形成鲜明的对比。饮水不忘挖井人，事业待有后来人，全所同志都要为保持《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精品地位做贡献，决不能让这两部辞书败在我们手里。

　　我们要向吕叔湘先生等老一辈语言学家那样，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治学，树立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尚诚尚朴的人文情怀。老一辈语言学家虽然一一离开了我们，但是语言所在他们身体力行熏染下所形成的严谨、务实的学风以及立意创新的优良学术传统，要一代代延续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