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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济:爱国杂谈

作者:吴宗济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 2022-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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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4日是吴宗济先生113周年诞辰纪念日,我们从他的《补听集》中择一篇感人小文分享,以感受老一辈学者的爱国情怀,在新时代继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光荣的、革命的五月到来了,《前进》编辑同志命我写点关于爱国主义的体会。自思七十年来也经历了多少次的历史动荡时代——辛亥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其间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无不与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有关。中国人自从闭关自守到海禁大开,中间有过多少次邪与正、忠与奸、排外与媚外,爱国与卖国的斗争;在中华民族中,涌现出多少志士英雄,也排泄出一堆堆沉渣废料。这些史实和见证,纵属冥顽,也不能没有感受。所愧我由于阶级局限,既未追随过革命志士的鞭镫,又没有才具作一个“行吟诗人”,只能在回忆中,摭拾几段小故事,这些都谈不上爱国主义,只是说到几件人和事,反映一点朴素的家国感情,作为琐话,以供谈助而已。

 

 

“耳、耳、耳、耳!”

  1931年夏,上海联华公司以振兴国产影片为号召,招兵买马。我那时肄业清华,也有一点朴素的抵制外货的心愿,受了一位朋友的劝说,加上自己的摄影嗜好,就请了假加入了联华,到第一制片厂去学电影摄影和置景。那时公司里有几位进步导演和演员,拍片还算像样,和上海当时有些野鸡公司所出的片子不同。到第二年,我认识了聂耳。他那时刚来到联华所聘的乐团里拉小提琴并作配曲。记得他住在旧法租界一幢弄堂房子的小小亭子间里,要爬上三层摇摇晃晃的楼梯才能进去。这个小房间只七八平方米,月租五元大洋,有时还付不起。我同一两个朋友常去听他练琴,海阔天空地聊到很晚才走。那时大家过的是所谓“普罗生活”(虽然我不是“普罗”阶级,可是很高兴同这些人在一起)。到了冬天,我和几个同道回“北平”去筹设联华第五制片厂,跟他分手时,拿出一本纪念册请他题点什么。那个本子上已有好几位导演、演员给我题了许多页。他翻了翻,想了想,奋笔写下了如下的两行:

  “送你一件礼物——耳、耳、耳、耳。”

                          ——紫艺

  “紫艺”是聂耳的别名,他学名守信。“聂”的繁体字是“聶”,三个“耳”,加上名字那时同事就送他个绰号叫“四耳先生”。我当时还不解,为什么他不同其他朋友一般,写点鼓励或惜别的辞句,(例如演员英茵送我的题辞是:“你要是努力,就不该死!”可惜她竟在“八一三”死于日寇之手)而拿姓名拆字来搞些小趣味?后来才知道他这一时期,几年之中写了不少爱国救亡的不朽歌曲,如《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那时在白色恐怖之下,对我这“同路人”,他不好说得太明白,而是要我拿出耳朵来,两个不够,还得加上两个,来听一听苦难的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怒吼声音啊!

  我回“北平”后不久,因电影厂停办,又回到学校,继续我的学业,而他则于1935年在日本溺死了。一直到了抗战时的1939年我在昆明西山,参加了昆明各界及他哥哥聂守义为他举行的葬礼,才和他的骨灰盒见了一面。

“中国不会亡"

  1939年,那时我在昆明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们是1937年冬从南京危城中撤退到昆明的)。当时,清华大学管弦乐队的好几个队员都在昆明,我们凑在一起,又联合了当地的好些位同好,组织了一个歌咏团。所用的乐器都是从龙云的乐队里借来的,全是崭新的进口乐器,似乎没有怎样用过。我们请了当时流亡在滇的音乐家郑志声教授担任指挥,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义务表演。节目中有“中国不会亡”“旗正飘飘”等救亡歌曲。那夜演员和听众,都是些教师和学生,也多半是流亡者。在歌声中台上台下情绪激昂,打成一片,在昆明还是少见的。演毕夜深,无车回家,我就抱着乐器睡在长桌子上过夜。不几天日机来轰炸,乐器全被毁了,这个团也遭到反动势力的压迫而解散了。

“何去何从?”

  淮海战役之后,南京、上海的国民党机关纷纷南撤。我那时已离开研究所在上海担任一个金融单位的一部分主管,有同事五十人。1949年当大上海战役序幕开始,我奉命押送要件先撤广州,再迁台湾。当时头头们都走了,我一家五口的机票也已拿到。但是我的大女儿在中央大学读书,受了进步同学的影响,不大愿意南逃。我又得到一位进步同事的暗示,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我把人员档案设法隐蔽,等上海解放的第三天,就全部移交给军管会的接收人员了。回想那时我对国民党固然已丧失信心,但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且不谈心怀惴惴,更有失业之虞。当时的何去何从,是很难决定的。为什么竟会留下来?除了一点家庭原因之外,更主要是那位进步同事的劝告,同时又是那时我们身经八年离乱,已不愿再流亡海外去作寓公了。这当然算不上什么爱国主义,只是当时一点眷恋祖国之情而已。

在“国际权威”面前

  1958年春,我在瑞典京城斯德哥尔摩进修。有一次被安排同汉学权威高本汉会见。他当时是东方博物馆的退休馆长。他颇为得意地带我参观他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精品之多,在欧洲为最。这些都不知是用什么手段掠夺去的。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有一间陈列室是专为纪念斯文赫定的。这个人是世界有名的盗宝“专家”,室中陈列有他早年从吐鲁番搞去的古代建筑结构,连整个屋梁(彩画极精美)都抬去了。我看到陈列柜中一件古代编钟架子的足座,没有说明。高本汉说不知是作什么用的。我告诉他,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有党的关怀领导,发掘科学化。一切都保持其现场完整性以供研究,不再像旧社会的敲佛头、锯石刻来零零碎碎地被别人盗卖了。目前已有好几套完整的编钟出土,《文物》等杂志常有发表。这个零件早已考出它的名称和用途了。他抱惭地说没有看到这杂志,希望以后交换。后来在交谈时,他指着桌上放着的一本他的著作影印本说,这是“Pirate edition”(直译为“海盗本”,意即盗版)。你们没有得到作者同意就印……。我几乎有些尴尬,拿来一看,原来是1940年“北平”影印的。我当即问他,“1940年北京在什么人手里!”原来这是日寇占领之下伪方影印的。他无话可说,就改变了态度,问候了几位中国同行,并希望今后中国语言学界能介绍他的著作。我回国后,他每年寄赠他们的学报,直到文革运动中才停止。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

  1957年中秋,我到捷京布拉格已三个月,是夜月色极佳,夜阑不寐,我从寓所信步走向茀尔塔娃河边。这时夜深人静,茀尔塔娃河流自布京西南缓缓北流,通过珈珞瓦古桥后,折向东方。一条宽不到百米的绿洲平卧中流,把河水分成两路,向东北流去,洲上两座桥,我过桥走向绿草如茵的这个小岛忽然想起王粲《登楼赋》的两句:“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真是恰切。接着又诵到“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这时月朗中天,鱼龙寂寞,想想我离回国期还有大半年,虽然当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是全欧最高的,捷克科学院的待遇又极优厚,生活自然舒适。但想到自己是来取经的,紧张的学习,祖国的期待,不禁凛然不能久留了。归途吟着东坡的“明月几时有”一词,自己也填了一阕《水调歌头》。原词已佚,记得其中两句,是用王粲的句子的:“信美非吾土,何足久淹留!”。

  茀尔塔娃河是布拉格的明珠,与千年王朝共兴废。捷克大音乐家斯美塔纳所谱的长篇组曲就有《茀尔塔娃》一章,极写吊古怀乡之情。这个组曲名称是《我的祖国》。历来诗人、音乐家一提到茀尔塔娃河,就会联想到“祖国”。此乡虽美,终非吾土,祖国啊!只有你才是我最爱的地方。

“隔叶黄鹂空好音”

  出国留学和访问,接待外宾和交往,主要目的都是要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又是宣扬党的政策,介绍新中国事物的好机会。得着这样的机会并不太多,处理起来也不太容易,既要“使于四方不辱君(按:应该是国家)命,”又要能“折冲樽俎"“行己有耻”。时时抱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自尊心,想着代表党和国家的利益和荣誉。这才能处处受人尊敬,不负祖国所期。我们向先进国家取经求宝,原是以他山之石来攻自己的玉,而不是去卑躬屈节、乞怜于人。有时看到某些同志在出国前是“中国样样都不行”,而回来后更是“什么都是人家的好”。事实真是这样吗?有许多报导已经证明是不对的,这里不多说。前年我同两位同志出去开了一次学术会议,回来谈谈体会,一致认为,以前总觉得人家如何如何了不起,我们没法赶上。这次亲身接触后得到的印象是,人家的确是先走了好几年,人才辈出,著述如林,理论应用,各有千秋。但这并不就是高不可攀的。我们只要能充实队伍,革新工具,打掉暮气,增强信心,几年之后,何愁不能与人家争一短长,何愁不能对国内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鲁迅曾经批评过的“失掉了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今天并不是没有,我要奉劝他们好好读一读中国历史,读几篇民族英雄、老革命家的传记,庶可激荡起爱国心,建立起自尊感。还有一些人士虽然报国有心,可是长年寄居海外。学成之后,竟楚材晋用,专门替人家创造财富。这种“隔叶黄鹏”,空有“好音”唱给人家听,但是自己的同胞没有这“耳福”。这就不能算什么爱国了。但是,目前还是有不少侨居海外的志士能人,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毅然来归,为祖国的建设出力出汗,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我们大家都应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1981年5月

  《前进》杂志,1981年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