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我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不知不觉间，已在期刊编辑这个岗位上工作了近26年。二十多年来，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国语文》编辑部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篇篇五花八门的手写邮寄投稿到如今的全程网络投审稿处理系统；从铅字排版（尤其还有国际音标、古文字造字等繁难问题）、下印厂核红的艰难，到如今漂亮的方正排版、可PDF电子版校对的便捷；从查阅文献、引文需要去图书馆翻找，到如今有大量的数据库可以搜索使用；从办公室仅有一台电脑（那时善用电脑的作者、编辑也寥寥无几）， 到如今疫情期间长时间居家网络办公……作为一名亲历者，见证了编辑部这些年的变化，也与这本刊物背后默默奉献的许多人一起经风雨、见彩虹。26年的编辑生涯中有很多难忘的人和事，今从记忆中撷取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就当是讲讲我们“编辑部的故事”，记录一下普通编辑平凡生活中的苦与乐。

一、老编辑

　　《中国语文》创刊于1952年，1966年停刊，1978年复刊。刚复刊的时候，据说编辑部成员曾达到二十多人，除了《中国语文》还同时编辑《中国语文通讯》（1986年改名为《中国语文天地》）等刊物。1997年我到编辑部工作的时候，《中国语文天地》已停刊，很多老同志也已退休，还有的同志调动去了其他单位或所里的其他研究室，编辑部成员精简到了10人。记得当时办公室唯一的电脑桌面屏保上总会飘过一行大字“中国语文兵强马壮”，确实如此。

　　那时候编辑部内部气氛融洽，工作时大家严肃认真，一到休息时便热闹活泼起来，也是苦中作乐。林连通主任是办公室的开心果。刚上班的时候，听到所里的同事都叫他“林总”，我们这些新来的小年轻也跟着没大没小地叫，“林总”也不以为忤。每天的午饭时间就是小型茶话会，大伙吃着盒饭，听林总和编辑部的老同志们讲各种故事：早年间编辑校对是如何的不容易，如何下印厂跟工人师傅们打交道（那时候铅字排版，改动一处有可能整版都得重新处理，大铁疙瘩字模搬来换去，所以三校或核红时如果还须动版，他们面对印厂的工人师傅便非常发怵）；《中国语文》复刊后曾经一度发行60多万本的辉煌历史；复刊后分A组、B组同时编辑《中国语文》和《中国语文通讯》，《中国语文通讯》如何受到语文工作者的欢迎；发起组织各种学术会议、举办培训班和讲习班、编辑“中国语文丛书”，投身如火如荼的思想文化建设；等等。真是说不完的峥嵘岁月，激荡人心。每年的元旦或春节，编辑部还会组织茶话会，邀请离退休的老同志们回来，与新来的年轻人见面、交流，共话桑麻。记得1998年的元旦我们就是在办公室里开的茶话会，几个办公桌拼成长条，新老编辑围桌而坐，济济一堂，听老先生们讲他们年轻时的故事：建所初期、创刊伊始罗常培、丁声树先生的严格要求、谆谆教诲，去昌黎方言调查、去各地“推普”、举办语音培训班的激越往事，1960年代语言所集体下放干校的难忘经历，吕叔湘先生在干校卖饭票的故事，学术圈的逸闻趣事……欢声笑语间，我们这些初出校门的年轻人逐渐熟悉了刊物的历史，适应了紧张的工作节奏，融入了编辑部这个集体。

　　除了过年过节，平时也有几位退休的老先生会时不时地来编辑部，说是“回娘家”看看。常来的有陈治文、饶长溶、苏培实。陈治文老先生那时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但精神矍铄，经常拎个袋子自己坐公交、坐地铁来所里。老人家特别喜欢运动，每周都要去游泳；嗜书如命，常去琉璃厂、地坛书市淘书。陈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语言研究所建所不久就来所工作了，是《中国语文》的创刊元老，跟他同时期来所的同事们都尊称他为“大师哥”。老先生辈分很高，却没什么架子，特别愿意与年轻人交流，和刘祥柏一起出去开了一次会，回来就成了忘年交；因跟我同姓，每次见到我便亲切地唤我“大侄女”，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饶长溶先生瘦削干练，一看就是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打不折压不弯”的硬骨头——在我们来所工作前饶先生已因胃癌做过胃部切除手术，他总说自己早已超过了医生预判的生命期限，每次来办公室时都会大声宣布“我又赚了，又多活了5年！”这两位先生退休后依旧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专著，那种精气神着实令人敬佩！苏培实先生是福建人，风度翩翩，儒雅谦和，言谈举止间令人如沐春风。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说话，带着闽南普通话特有的韵味。那时候常来编辑部串门的还有其他研究室的老先生，可谓谈笑皆鸿儒，有被称为“杨三哥”的八思巴文研究专家杨耐思先生，西装笔挺、做派新潮的赵世开先生，《中国语文》曾经的副主编、长得很像末代皇帝溥仪的徐枢先生——这几位先生都是经历丰富、生动有趣的人物。他们一来，时不时开个玩笑，说个笑话，讲个段子，办公室里总是笑声不断，那种风雅随性、活跃轻松的气氛，至今想来依旧很亲切。

　　当时的主编侯精一先生，颇有开风气之先的胆魄，刊发了不少引领学术潮流的文章。2000年前后，在侯先生的主导下，《中国语文》成立了国际化的编辑委员会，积极推动中国语言学研究与国际接轨。侯先生一直提倡编辑部的同志要编研结合，他自己是《现代汉语方言音档》《现代汉语方言音库》等大型集体项目的负责人，组织全国语言学界的力量，前后历经十数年，采用有声形式保存现代汉语方言，这在当时是极有超前意识的。副主编施关淦先生做事特别细致认真，稿子有哪里漏校了，他就笑呵呵地拿过来给大家看。

　　记得有一次，可能是因为刚开始使用方正排版系统，机器出了问题，二校时无误的地方三校却莫名其妙地出错了，老先生惊得连连感叹：“这可麻烦了！这以后怎么办！”也真是“老编辑碰到了新问题”！隋晨光、孔晓、丁欣兰三位资深编辑，当时比我们年龄大一些，但在老编辑眼里，还是小字辈，所以同事之间都习惯性地称呼他们小隋、小孔、小丁，直到今天，说起他们来，我们还是改不了口。他们三人除了承担《中国语文》期刊出版中各种琐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国语言学会的工作，还合作编写出版了《〈中国语文〉索引（1952—1992）》《〈中国语文〉索引（1952—2002）》等。在当时电脑尚未普及、没有数据库可用的情况下，这两本索引对语言学研究者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案头必备资料书。

　　进入21世纪后，三位“小”字辈“老编辑”也相继退休了，我们这些当年更“小”的编辑慢慢地成了老编辑，编辑部里又陆陆续续地来了几位新同事。近几年，时不时传来某位老先生离世的消息，每闻之则唏嘘不已。老先生们为《中国语文》奉献了一生，《中国语文》在学界享有的口碑和影响力，《中国语文》获得的每一份荣誉，都有他们的贡献在其中。新来的年轻同事已经不太知道他们的故事，像当初老先生们给我们讲故事一样，如今轮到我们给年轻的同事讲故事、“传帮带”了。这就是薪火相传吧。

二、稿子的事比天大

　　《中国语文》的校对流程一直有“三校九读”的传统，每个校次每篇稿子的校样至少要三人交叉校读。写文章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自己的文章看了很多遍，还是会有些错看不出来。做编辑久了也有此问题，会出现一些视觉盲点。这时候可以看出交叉换读的好处——每位编辑的知识储备和关注点都有所不同，各有所长，各有短板，交叉换读可以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出现的疏漏。

　　早年间，每逢校对的时候编辑部还会邀请在北京的作者来编辑部自校，近几年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每个校次都会将校样扫描后发给作者自校。可以说《中国语文》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从初校到付印，都经历过十几人次的打磨。也正是因此，《中国语文》的编校质量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

　　前段时间看到苏培实先生三十多年前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提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语文》编辑部的工作情况：“那些年月，政治运动多……编辑部的同志总是白天参加政治运动，晚上加班编校《中国语文》，从没有因为政治活动多而使刊物误过期。”

　　看来《中国语文》从不延期、拖刊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啊。犹记得每年的8月院里集中休假时，或是春节假期前后，办公楼里往往人不多，就见我们编辑部还在挥汗如雨、紧锣密鼓地工作，同事间常常互相调侃一下，我们这是在抢种抢收，时间不等人！2003年“非典”的时候，有段时间风声鹤唳，无法去办公室上班，但是《中国语文》的稿子不能停啊，不仅要校对，一篇文章必须由不同的编辑交叉换读的规矩也还得继续——为了尽量减少人员接触，当时编辑部的同事们便两两组合，跟影视剧里的地下工作者似的，约好接头地点，各自戴着口罩，迅速交换手中的稿件。如此几轮，赶在规定时间前完成了校对任务。受新冠疫情影响的这三年，编辑部的同事们更是摸索出了适应新情况的校对模式——扫描校样，将电子版发给不同编辑和作者同时看，再由编务将同一篇文章的几份校对稿逐一过录到同一份纸样上。虽然平白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但大家也都克服各种困难，保证了疫情期间刊物的按时出版。

三、螺丝钉

　　《中国语文》从创刊至今，尤其是1978年复刊以后，形成了一整套严格、完整的审编校流程。每一篇发表的文章，从投稿到刊出，一般要经历收稿、初审、外审、三审、退改、终审、备用、体例核查、编辑加工、换读、常务主编通读、一校、二校、三校、核红、主编通读、蓝样书签字付印等多个环节，编辑们的工作日常便是在这漫长的流水线上运转。一年又一年，一期又一期，每次拿到新鲜出炉的尚存墨香的杂志，只能有片刻的轻松，马上又要投入到下一期的工作中去。编辑部的每位编辑，就像一颗颗的螺丝钉，坚守在《中国语文》这架不停运转的机器上。

　　螺丝钉不能生锈，审编校的每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懈怠与马虎；螺丝钉也不能动摇，刊物的出版有固定的时间，每位编辑个人的科研、教学、外出乃至日常生活只能随着刊物的周期来调整，如遇冲突，也只能以编辑工作为重，舍弃其他。对编研结合双肩挑的编辑来说，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节奏被打断和扰乱是经常发生的事。长年累月持续付出大量心力都是在为人作嫁衣——若没有对编辑这份职业的敬畏心和使命感，没有不计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恐怕很难做到。

　　编辑的日常工作很多时候是隐形的，并不为人所知。期刊年检需要编辑部提交三审三校材料，整理这些材料可以看到，《中国语文》已发表稿件的三审流程单打印出来都是厚厚的一沓，少则五六页，多则十几页。有的文章，退改意见长达四五页，快赶上写一篇论文了；有的文章，反反复复退修了三四遍。再看退改回来的文章，有的与刚投稿时对比，在观点的提升、材料的充实、表述的精简、细节的推敲等方面均有大幅提升，有的与原稿相比简直可以说是脱胎换骨、面目一新。

　　三个校次的校样更是花花绿绿。《中国语文》的版面寸土寸金，为了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刊发更多的文章，我们的编辑经常要对某页有大段空白或尾页只有几行文字的文章校样进行精简压缩——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中国语文》的版面上很少会出现一行只有一两个字、末页只有七八行这种情况。删减时若遇到有表格、图片或是当页的超长附注，处理起来就很伤脑筋——如果你看到我们的编辑像小学生一样在数校样上有多少行，并在旁边标上数字，那么大概率他是正在想办法调整版面，也许为了能使一张表不跨页、一段话和它的附注不分离、一张图片和一段文字能排在一起而绞尽脑汁。至于修改病句、抽检文献、核实数据、上下文对照、繁简字体转换等，那都是最平常不过的工作，甚至标点符号是用英文的还是中文的、某个符号是全角还是半角这种一般读者不太注意的细节，我们的编辑也不会轻易放过。

　　《中国语文》编辑部还有一种螺丝钉——编务。他们承担着最烦琐的工作，每天坐班，接电话，接收稿件，回复邮件，扫描校样，过录，核红，校样存档，与作者、读者沟通，与排版人员交接，与出版社、印刷厂协调，计算稿费、外审费，寄送杂志，交换刊物，填各类表，报销……头绪繁多，每一个小环节都不能出错。有时候还要干体力活儿，搬杂志、整理旧刊。他们的工作看似普通，却是编辑部运转中非常重要的枢纽，不可或缺。同事们有时开玩笑说，主编、编辑可以离开一个月、两个月，对杂志影响不是很大，而编务这颗螺丝钉看着不起眼，却断然不能松动，否则《中国语文》这台机器有可能会出故障。

四、传承与挑战

　　2022 年是《中国语文》创刊七十周年，编辑部策划出版“《中国语文》七十年纪念丛书”，其中《〈中国语文〉七十年纪念文集》收录了部分《中国语文》作者、编者撰写的回忆文章，老一代编辑同人的采访录音整理，吕叔湘先生与前辈主编们关于期刊工作交流的书信等珍贵史料。编辑文集的过程，相当于是对《中国语文》七十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我们这一代编辑无缘得到吕叔湘先生亲炙，只能通过这些回忆文章，看着泛黄的纸张上吕先生修订过的笔迹，读着吕先生关于刊物工作的种种要求，字字句句，如同当面受教，顿觉警醒。

　　《中国语文》1978年复刊后，“从刊物的大政方针到编辑部的规章条例，从组稿审稿到版式体例，吕先生无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侯精一、徐枢两位先生的文章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吕先生对《中国语文》工作的指导，可以看出，《中国语文》的办刊宗旨、制度建设等都是在吕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奠定基础并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历经几任主编一直传承至今。

　　文中提到的诸多事例，今天读来依旧深受教益。如提倡务实与创新相结合的办刊宗旨，文中写道：“提倡‘务实’的学风是《中国语文》的特点。我们对于那些行文故作‘高深’，貌似理论性很强的空讲语言学的文章是不欢迎的。

　　……他（指吕先生）特别告诫我们‘不要被貌似艰深的行文唬住’。诚如吕先生所说，写文章是为了‘供人读’，即使内容真的很艰深的文章，也要考虑‘供人读’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务实”与“创新”，正是《中国语文》多年来选用稿件的标准。提倡调查研究、少做空谈，“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提倡朴实的文风，是《中国语文》一直以来的坚持。

　　文中还有一个事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引原文如下：

　　“1978年6月30日吕先生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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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按目录次序把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提出来，请大家研究研究。（1）《说‘之所以’》是个小题目，不宜放在第一篇。不能因为是叶老（叶圣陶——笔者注）的文章就得放在前头。稿件的取舍以及编排的先后，都要‘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日子长了，所有的人都会谅解，对人不对事早晚要闹出不愉快。”

　　稿件的取舍以及编排的先后，都要“对文不对人”——这也是《中国语文》一直以来贯彻的原则。当今很多刊物只看作者名头，碰到在读博士生、硕士生文章一律不用，在《中国语文》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语文》一直以来非常注重作者队伍的发掘与培养，青年学者的发文比例一直很高，有不少在读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的论文入选。

　　在传承优良传统的同时，近年来《中国语文》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2010 年1 月启用在线投稿系统，所有稿件投递、作者查询、审稿流程（包括外审专家评阅意见）、内部编辑等工作全部实现了网络化管理，所有环节均有完整电子存档。建立了500多人的匿名审稿专家库，评审环节更加规范。

　　2016 年《中国语文》为满足学界需求进行了扩版。与时俱进，开设专栏、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青年学者论坛等，扩大国内国际影响力。重视拓展数字化传播渠道，充分利用语言所微信公众号“今日语言学”的传播力，在公众号上及时推送每一期新刊的目录和主要文章的详细摘要。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语文》也面临许多挑战。如何在众多的语言学刊物中继续保持领先水平，保有鲜明特色；如何将刊物的发展与国家、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关注现实需要，服务国家社会；如何更快更好地反映学术动态、引领学术发展（如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研究课题）……对我们这一代编辑来说，还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提升学术水平，任重而道远。

作者介绍

　　陈丽，编审，毕业于北京大学。199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语文》编辑部副主任。

原文转载自“社科期刊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