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与所里的一位同事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同事说起，相关话题2022年他在所里的“五四青年演讲”中已经做过报告。所里的学术报告一般我都积极参加，但对于他的报告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算了算时间，才意识到那段时间是2022年中北京因疫情大规模居家办公的日子，当时我是在线上听的报告，彼时的狼狈，历历在目……

　　我是2021年10月加入语言研究所《当代语言学》编辑部的。此后半年，在接受编辑部王伟老师系统培训的同时，参与了刊物三期不同校次的编辑工作，逐渐对刊物的体例有了一定的了解。2022年4月初，时任主编胡建华老师给我安排了一项重要的工作：负责《当代语言学》2022年第4期的责编工作。终于等来了这一刻！我的心情颇为复杂。这种心情就像一个已经知道自己获奖的人在台下终于等到主持人念到自己的名字，起身准备上台领奖，既有旁人的注目，也有鲜花、掌声，但又更像一个敢死队战士被点名出列，要去完成一项极其艰巨且风险极高的任务。没有当过责编的人，大概很难理解这种感受。

　　《当代语言学》实行的是当期责编制。在非责编刊期，任务相对轻松，只需要对转来的稿件进行校读，按时返回即可。但是在作为责编的刊期，压力则非常大。除了要统筹安排当期文章所有校次的流程和人员、汇总三校六人次（加上核红共八人次）的校对意见并与作者沟通确认修改，更重要的是要按时完成每一个步骤——如果作者或校对人员拖延了时间，只能由责编压缩自己的工作时间，以赶上日程。《当代语言学》当期责编有一个“殊荣”， 就是名字会出现在正文目录下方显眼的位置，但这也恰恰是我们压力的来源——万一真出现什么问题，追究起来，责编要负最大的责任。

　　《当代语言学》2022年起从季刊改为双月刊，当时还在探索和适应新的节奏，没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在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我按照同事转来的上期排班时间表规划了各个校次的时间，发现加上五一假期，虽然离8月中旬的刊期还有四个月，但是时间并不算富裕，于是当天开始着手稿件的初加工。

　　2022年4月26日是原定提交所有稿件进行初校排版的日子，但有些稿件格式问题较多，因此只能多给作者几天时间，请他们进一步修改完善。一方面，《当代语言学》对于非汉非英的例子参照国际通用的莱比锡标注法有一套类似的格式要求。这一期有两篇文章，一篇用了几大段梵文的例子，另一篇则给出了30多种语言的语料，身为责编，我不仅要检查作者引用的例子是否和原文一致无误，还要确认作者是否按期刊体例统一、规范地对这些例子进行了标注。另一方面，作为刊物一大亮点的双语文献格式也有一套严格的要求，大部分作者都无法一次就修改出符合要求的格式。这两方面原因叠加，我只能期望作者和我都能充分地利用接下来四天的时间，赶在五一前交稿。

　　4月28日（周四）早上，本来又是斗志满满的一天，一大早却收到幼儿园通知，北京市朝阳区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当天停课。我估摸着，周五大概率也不会复课了。本来为期五天连续带娃的前景已经让我内心足够忐忑了，现在突然又延长成了一整周。最要命的是，我这两天的责编时间基本就被挤没了！一听说当天不用上学，家里的两个孩子满意地又躺下，只留下我在那里黯然伤神。吃完早饭，拉着两个两岁多的孩子去做核酸，然后又找了个小区里无人的角落“放电”，想着我剩下的几篇还没交给排版室的稿子，当下却也只能干着急，束手无策。我们的排班时间一环扣一环，默认参与校对流程的每个人员都能保证各自的工作时间。可是现在连这种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了，时间只能靠挤。

　　接下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孩子五天的假期最终延长到两个月。我从一开始愁眉苦脸地想着我的稿子、带孩子下楼“放电”和做核酸，到逐渐接受这种身份的转变——从“编辑+ 母亲”转变为七天无休的“编辑+ 母亲+ 幼儿园老师+ 厨师”。特殊时期的所谓“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一是降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孩子活着就行，饭能吃上就好——家庭自制冷冻菜（咖喱鸡肉配米饭、意大利肉酱配意面），西红柿鸡蛋面，肉丸青菜面都是我们饭桌上的常客；二是降低（孩子）对亲子时间的期待：在居家的这段时间，家里两个不到三岁的孩子已经被我训练出了独立玩耍的本事——尽管他们只是选择性地、有条件地接受了这种状态，但聊胜于无；三是降低对健康（特别是睡眠质量）的要求：争分夺秒地利用孩子午休和半夜睡觉的时间完成工作，这点才是最有效的，最后真可谓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翻看我和作者沟通的记录，初校意见返回后，我大多是在半夜阅读稿件、汇总意见、给作者反馈。连续好几天，有凌晨1:40、4:15，也有清晨6:14的邮件记录，想来可能是因为时间实在来不及，只能趁着孩子睡觉熬通宵，撑到他们起床的时候再瘫倒，然后交给“队友”接管。作者大概觉得我半夜发消息、周末打扰、假期工作多少有点不合适，有一位上来就回复了一句“您好，祝端午安康”，我也才猛然意识到，这是个节日啊！但刊期要紧，情况特殊，哪还顾得上什么礼貌、客套！虽然是个周末，又是个节日，还是得连珠炮地向作者抛去意见，并催促他们尽快修改返回。

　　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篇文章，讨论的是一个声学问题。我的语言学训练主要是在语言学句法方面，语音学、声学我只是略懂皮毛。所以在汇总校稿时，我就抱着学习的心态仔细地通读了这篇文章，但是发现有几个段落特别艰涩。于是一通查术语、反复翻阅上下文，甚至自作聪明，帮作者重新调整了几大段的表述，以为这样该清楚了。后来与作者沟通，才发现核心问题是两个相似术语造成的混淆，以及一段与观点关系不紧密的佐证的插入影响了理解。作者认真处理了这几段文字，最后的面貌也相当文从字顺了。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也有一番我自己画蛇添足的意味。那段时间，编辑部开始强调非英非汉文献格式的规范化。比如，文末出现的日文文献格式需要遵循日文的书写规范：“东京”应作“東京”，日文著作应使用立式书名号标识等。这一期姜南老师的稿子中使用了梵文语料，来源于几部早年日本学者修编的梵汉对勘佛经。按照我们最新的要求，这类文献不仅要提供作者、出版地和出版社名称，最好还能看到出版信息页，确保使用的是日文汉字而未误用中文汉字。作者发来了其中两份文献的出版信息页，但唯有一份始终无法提供。她也万分无奈：参考文献是十几年前读书时统一复印的，当时就没有出版信息这一页。我只好亲自出马，找到一位日语专业的老同学，请她上日语网站搜索，最后似乎是在一个日本的二手图书网站找到了一张这个页面的图片。另外，我还请她给我提供了这几位日本学者名字的英文拼写，检查了日文汉字是否正确（比如，日文中的“综合佛教研究所”写作“総合仏教研究所”）。核实这三条文献至少花费了我们三个人大半天的功夫。但最后，因为这些文献不是“引用文献”而是例子来源，所以按期刊的体例应放在脚注中；而脚注夹杂着中文的说明，如果提及文献时使用了日文汉字，反而是不规范了（感谢现任主编完权老师在核红时指出）。最终费了一番功夫确认的几个日文汉字，全部都改回了对应的中文汉字。从这几件事中，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成为一名专业的学术编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勉强赶上原定的时间完成初校后，就出现了文章一开始的那一幕。所里的“五四青年演讲”因为疫情推迟到了六月初，并且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作为听众的我们都是在线上听报告。轮到那位同事开始报告，题目早就提起了我的兴趣，但家中的两名“困兽”却毫无分寸感地挑在了这个时候不可开交地争抢着玩具的归属权。即使我把电脑的音量开到最大，也无法盖住他们的哭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颇费了一番口舌才把他们安抚好。整个报告只有12分钟，转瞬即逝，精彩的内容自然一点都没听到。

　　后来，情况开始好转。首先，孩子的嫲嫲（闽南语的“姥姥”）从老家过来了。在特殊时期，生活在十八线小城市意味着远离疫情。但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母亲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逆行北上。另外，孩子的爸爸，一名高校“青椒”，终于放假了。在孩子停学的那段时间，他的工作一刻不停：除了每周三四门课程的备课和线上授课、参与学院的各种评审、学生论文答辩，在学校严格执行各种疫情防控政策的时期，作为班主任的他同时还是几十名学生的家长，需要密切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再后来，7月初，孩子的幼儿园终于通知复课。送孩子上学的那一天，阳光格外明媚，我的脑海里响起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那首爵士名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第二次担任责编是在同年底，同样的停学、封控再次上演。但因为有了之前的“战斗”经验，这次我已经能够从容应对。

　　2022 年，全国人民靠着艰苦卓绝的精神熬过了新冠疫情形势最艰难的阶段。回想当时两次在疫情期间赶刊期的情形，可谓步步惊心，稍有差池，就可能延误刊期。编辑部各位同事都上有老下有小，但每个人都努力克服个人困难，准时并高水平地完成工作，最终保证了两期刊物如期付梓。虽然作为责编，我的名字被印在了刊物上，但我实在不配一人独揽荣誉。我的背后有家人不遗余力的支持，有编辑部同人的通力合作，更有组织的体谅关怀。

　　谨作此文，感谢责编们背后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

作者介绍

　　彭馨葭,助理研究员，博士，毕业于美国俄勒冈大学。202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现为《当代语言学》编辑。

原文转载自“社科期刊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