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从第二学期开始，徐老师让我阅读他从美国带回的、国内看不到的重要文献，包括《语言演变的经验基础》、《解决有关新语法学派的争论》等，都是只有英文的。同时还要求我尽可能多地了解汉语方言的材料，结合方言材料和国外新的理论提出硕士论文要研究的课题来。徐老师告诉我，《经验基础》一文是变异理论的精髓，很有理论深度。该文主要是第一作者Labov的老师Weinrich写的，他是十分有名的语言学家，可惜50多岁时就车祸身亡。这篇文章厚近半寸，很难读，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啃它：先查着字典每句直译，译过一些后再回头整体看看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看不懂意思再重新看英文是否有其他译法。最后终于读懂了文章最主要的观念：语言是“有序异质”的（具体可参看我在《国外语言学》上的评介），它是指语言变异不仅与语言内（同质性）要素相关，还与语言外的风格、年龄、性别、阶层等异质性要素相关；语言变异应该用包括语言外异质要素的、多变量、频率值的数组结构来表示，从而可以在共时语言系统的描写中反映出语言演变的具体过程。这一篇论文大约花了我几个月的时间。但这一观点搞清楚了，其他文章就好读了。比如解决两派争论的那篇文章是说“有序异质”模型可以显示音变的具体过程，从而可以判断语音演变到底是 “符合一定语音条件的所有的词要变一起变”（新语法学派式）的呢，还是 “符合一定语音条件的词一个一个地逐次音变”（词汇扩散式）的呢。Labov指出，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两种音变方式都存在，需要研究的是在什么条件或原因下发生新语法学派式音变，什么条件或原因下发生词汇扩散式音变。这些书真是越看越带劲。那半年还看了Lightfoot的《历史句法学》、马丁内的《音变的结构、功能、生理之原因》、马尔基耶尔的《形态可能作为语音演变条件的少数例证》等，看一本就给徐老师写一篇内容摘要，也提一些不理解的问题。同时还看了所有的《中国语文》、《方言》和其他所有能找到的方言材料。等这些书都看完，结合方言材料写了一篇名为“语言的历史演变与共时变异”的读书报告，讨论了语言的地区差异、社团内人群差异、字音又读、连调、儿化、文白异读等各种不同性质的语言变异与演变的关系，如何判断这些变异所反映的历史演变阶段的先后等。这时，我已经能够结合汉语方言的材料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了。 

　　不知不觉三个学期过去了。徐老师告诉我，他从系里申请到一笔钱（那时还没有国家或省部级的基金），准备选择一两个汉语方言解剖一下麻雀，看看汉语方言的变异和语音演变的类型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激发不同语音演变类型的条件或原因是什么。问我愿不愿意同去，顺便也为硕士论文收集材料。我当然愿意！

1983年夏北大中文系部分毕业生在未名湖畔合影，前排坐者左一为王洪君 

　　徐老师请教了侯精一老师，汉语哪些方言的变异情况最为特殊。侯老师推荐两个方言，一是徽州方言，一是山西晋南地区的闻喜方言。这两个方言都是音系比较简单，但与中古音的对应异常复杂。侯老师说，桥本万太郎曾经调查过闻喜方言，他曾调查过的其他方言或语言的材料后来都发表了，唯独闻喜的没有发表，看来是被难住了。徐老师问我选择徽州还是闻喜，我毫不犹豫地说“闻喜！”因为我在山西插队七年半，做徒工三年半，虽然是在方言相对简单的雁北地区，但对山西各地的词汇和语音都还比较熟悉。而徐老师也是对山西更熟悉，调查过两次了。除闻喜外，徐老师又增加了他曾调查过的晋中地区的祁县点，他说祁县的特点是音系复杂，小区域内方言差异细密，相隔几里就不同音，与闻喜完全不同。

　　1985年4月10日从北京起身，在闻喜40天、祁县30天，再加上太原的几天，6月28日回到北京，总共跟着徐老师调查了两个月零20天。说来话长，只说闻喜的调查吧。

　　为了了解社团变异，这次调查我们打破了当时国内方言调查通常采用的选取一个有文化但很少离开过当地的中老年人担任发音人的做法，由于财力人力有限，也没有采用Labov用的那种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办法，而是两相结合采用了三级繁简不同的调查：⑴按国内通常做法选取两位主要发音人调查记录整个方言调查字表、变调表、词汇和语法例句表，得出闻喜方言较为保守和稳定的音系，并得知该县城关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文白异读，特别是白读数量的多少；⑵县内主要的四个小方言各找一个人记录方言字表的前三面，得出各乡音系与城里的差别；⑶在城关选取老中青各一人，集中调查所有各项文白异读在这三人中的文白比例。闻喜的文白异读特别丰富，社会分歧也最大，比如“地”是与“帝”同音，还是与“剃”或“题”同音；“皮”与“题”、“狼”与“罗”、“蒸”与“真”、“井”与“姐”、“冷”与“咧”、“冯”与“坟”是否同音，不同年龄的人说法不一定相同。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什么的，所有这些字词都要在晚上用手工一个一个地摘到白纸上，提前做好准备，这样每个发音人就只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调查。晚上再赶紧整理出他们的音系和主要特点，各写一个小的调查报告。后来又找了两个14岁的少年，看了下他们的情况。

　　6月28日回京后开始论文写作。我选择了做闻喜的文白异读。论文几易其稿。初稿题名《论文白异读》。徐老师除细细的批改外，还提出关键性的两条意见。首先是线索不单一。文章其实有绞在一起的两条线索：一是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音变与新语法学派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有什么不同，提出一种新的音变方式；二是如何利用文白异读的材料拟测方言音韵的各个层次。我对后一线索写得较多，两条线索彼此交叉。徐老师认为，一篇文章只宜集中论述一个问题，建议着重论述文白异读反映一种国外尚未讨论过的音变方式。其次，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音变方式，初稿称之为“文白异读式音变”，名称不够响亮。既然文中已明确该音变的性质是“权威方言与当地方言音系两个音系的叠置”，不妨就叫“叠置式音变”。他说，名称和口号一定要简明响亮，比如新语法学派时期，当维尔纳发现格里木定律第3条例外的规律后，就曾提出“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这一定理，但这一定理直到雷纳金后来用更简洁的语言从正面表述为“语音规律无例外”之后，才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学派的口号。

　　这两条意见都十分重要。第二稿，论文的题目就改为“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了。“叠置式音变”不仅比“文白异读式音变”更响亮，也更加确切，文白异读毕竟只是一种现象，不是本质性的描述，有的文白异读还可以是由其他的历史原因造成，与层次的叠置不一定都是一回事。这一点现在有不少学者指出，其实在这篇论文中已经说明了，是从“文白异读”这一现象去“透视”层次的叠置，而不是说它们是一回事。

　　我自己感觉，这篇论文的主要创新，是将闻喜共时的多项文白异读看作是文白历时竞争的不同阶段，再把这些不同阶段的文白异读连接起来构成了“文进白退”历时变化的完整链条：文读只出现在某些新词新语中，白读用于大多数语词→文读进展到一般词语，与白读形成相同词语中有文白风格色彩不同的两种形式，分别用于正式/非正式语境→白读只保留在当地语词或当地早期事物之中，文读占据书面语词和一般语词→白读只保留在某些当地地名中。

20世纪90年代王洪君老师（中）指导学生做方言调查 

　　有学者认为文白异读并非语音演变的一种新方式，而是语言接触的一种，是高层语言对低层语言的进入。的确如此。我们说的“音变方式”是广义而非狭义的，是把语言接触中的语音变化也包括在内的，叠置式音变的性质是外源性的层次叠置，在论文中说得很清楚了。文白异读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与汉语汉字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一个汉字是一个音节，音符与语音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也不是字母那样代表线性组合的语音小单元，所以中国历代有权威之高层语言的音系，其实都是只有“字音分合关系”而没有具体音值的，也即各地的读书音也只是在“声韵调的字音分合关系”上比较统一，音值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旧时私塾教育的用音是“地方音值＋官方字音分合关系”，这是造成文白异读的基础。以上这样都跟其他国家、其他语言的情况差别比较大。我们对文白异读的研究，突出强调了这些区别，揭示出了基于汉语和中国社会特点的特殊类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