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异读和叠置式音变并不能涵盖汉语史上、特别是当下汉语的权威方言影响低层地方方言引发的语音变化。比如，除了山西和陕西的部分方言之外，其他官话方言或是完全没有文白异读或是文白异读极其简单，但汉语史上历代权威方言的地盘明显在不断地扩大。当代汉语普通话有明确音值标准的——以北京音系为标准，也即当下的权威高层语言与地方语的双方言的关系，过去的私塾用音有本质的不同。据复旦大学陶寰先生告知，他的团队研究这一类音变已经进行数年了，借鉴了我硕士论文“以社团变异观察语音变化方式”的路径来进行研究，发现是独立于文白异读所反映的叠置式音变的另一种音变方式。我很期待看到他的新成果！　　

　　虽然在硕士论文中把关于分层拟测的那条线索全部删去了，但这其实是我个人真正的兴趣所在。那时想到，如果可以据此把叠置在全国方言中的层次都离析开来、大致拟测出来，不就可以知道各大方言的历史起点以及之后受过哪些朝代哪些权威方言的影响吗？这想法令我十分兴奋。硕士毕业留校后就主要沿着这一思路继续研究，发表了有关山西入声韵（1990）和阳声韵（1991、1992），全国各方言一、二等韵不同层次的音韵格局（1999）等文章。而徐老师也沿着他的兴趣所在，写成《音系中的变异和内部拟测》（1988）、《文白异读和历史比较法》（1993），《文白异读与语言史的研究》（1994）等纵论文白异读在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上的重要性的多篇论文。徐老师很高兴我们从不同角度推进同一理论的研究。后来我到上海开有关层次的圆桌讨论会，才发现同样在做层次研究的同行对层次的理解各异，跟我们相同的不多，对我所用的利用共时文白异读离析层次的方法程序则几乎是完全不了解。于是我意识到，光有硕士论文对叠置式音变性质和过程的理论论述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方法论上把自己离析层次、分别拟测各层原始出发点所用的程序说清楚。也就是说，硕士论文所删掉的我个人兴趣的那条线索，也同样需要做详细的理论说明。这一工作我利用2005年赴台湾中研院访问的一个月完成，因写成的文章太长，分为两篇发表。这就是《层次与演变阶段——苏州话文白异读析层拟测三例》和《文白杂配与析层拟测》，都在台湾2006年的《语言暨语言学》上，一篇在正刊，一篇在专刊。这两篇论文提出析层拟测的关键是把两音系相同的无异读的那个部分一身两用、文白两层双配；用公式表示则为：“白读+无异读＝白读层音系”，“文读+无异读＝文读层音系”。在有了不少具体析层工作的实践和析层理论梳理清楚之后，我感觉终于能够初步完成自己硕士以来的“梦想”，将全国方言的起点和所叠置的层次做一大致的梳理并与汉语音韵史上历代的权威方言联系起来，这就是发表在《方言》2009年第3期上的《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一文。之后，还写了《层次与断阶——叠置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的交叉与区别》（《中国语文》2010第4期）和《演变整阶与内外层次——兼论层次的配整》（《梅祖麟先生祝寿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两篇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我的“析层拟测法”中“层次”的含义。

　　2006年，王福堂和我申请了一个社科基金8万元的一般项目，项目名《重建汉语方言音韵史的方法及个案研究》，申报的计划是他发表若干单篇论文，而我把从95年开始教授研究生《历史语言学》课程的讲义和以上理论的探讨汇集成一本专著。三年的项目让我拖了五六年了，我俩一共发表的文章也有20余篇了，但我的结项专著书稿写作进展却极慢。一直拖到我在为退休做准备了，才下定决心，用了两年的时间把我的讲义、两人在项目期间的成果和我之前关于文白异读的研究放在一个大框架下结集成了书稿，于2012年申报了结项。书稿命名为《历史语言学方法论和汉语音韵史个案研究》，大框架是分为“演变论”“接触论”“综合论（即如何区分演变与接触）”三大部分。结项时五位匿名专家均给了优，顺利通过。之后在国家规划办的催促下申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又经过了一轮专家评审，也是全优。两次评审专家还都提出了很重要的修改意见，最重要的是书稿仍有单篇论文汇集的痕迹，没有完全整合为一部专著。十分感谢这些中肯意见，促使我在规定的出版时间只剩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拿出很多时间对书稿章节的布局和单篇论文的取舍又做了较大的修改，整体性上有了明显提高。这次修改，商务印书馆的责编、我的大学同屋刘一玲编审也奉献很多。《历史语言学方法论和汉语音韵史个案研究》60万字，集聚了我1983年攻读硕士进入历史语言学领域三十余年以来在该领域的科研和教学成果，是我自己最为珍视的代表作。

　　第四个接触的领域是当代音系学，具体说是生成音系学及其后来的分支非线性音系学。这可能是截至目前我得奖最多的领域，代表作是《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有23万字的原版和39万字的增订版两个版本。

　　进入这个领域得益于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去那里做访问学者的一年。到了哈佛，在哈佛和MIT先是试听了多门课程，发现哈佛的两位语言学教授中有一位是历史比较学的，但开的课是讲古冰岛语；另一位是著名的功能语言学家久野暲（Susumu Kuno），他是从生成语法不能解释的英语现象入手，从语义语用的角度给予解释。虽然我访问的目的不在语法，但还是选了Kuno的课，受益不小，不仅领略了他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完成他的作业还啃动了一本生成学派的教材，搞清楚了X-bar理论和C-command、K-command、M-command什么的。在MIT，开始我选听了Halle音系学、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和另一位年轻教授的词法学。乔先生的课很大，有二百多人听，他讲课很随意，我接受起来有困难，就放弃了。词法学的课讲的是用形式的方法处理名词可作动词用等现象，比如water shelf saddle有什么样的语义特征和结构才可能作动词用，挺有意思的，但后来我扭了腰，这门课也放弃了。音系学的课分两个系列，一个是Halle讲授的，每周两次每次两课时；另一个是进阶的讨论课，由Kenstowicz主持，他介绍当时学界的一些新发表或研究生讲自己的研究。Halle的课大约20多人，他讲课非常有技巧，每次课上都发handout，讲课用到的实例都在上面，每次课后都有作业，下次上课一开始先交作业，然后讲解作业的正确答案，这样学生能够最快地得到正确的反馈。如果在讲授中间发现学生有迷茫的表情，他马上停止讲课，搞清楚学生的疑惑所在，回过头来把前面所讲解释清楚再继续。我可以完全听懂这门课，而且跟我在国内主攻的历史音变也有很大的关系，就一直坚持听下来了。我每次交作业，从一开始有些摸不到门路，到good再到excellent，越来越自如。作业大多是分析不同语言的具体语料，找出语料中隐藏着的规律。不少作业的语料涉及到亲属语言或方言有差异的语料，我以自己做汉语方言研究的眼光，用历史音变的眼光去想象作业要求找出共时规则的语料，总能做出正确的结果。后来我自己讲课时提到过这一点，一位学生到新加坡联合培养，上音系学做作业用我说的这个原则去对付，也是屡试不爽。Halle1962年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着重论证了“历史上有先后次序的音变规则，往往是共时有运用先后次序的语音规则”。的确，语言系统有历史的沉淀堆积，共时与历时不是截然两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