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次年我就开设了“生成音系学”的课程。当时国内的音系学还基本是结构主义的天下，出国前我也看过不少介绍生成音系学的论文，没看出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不少介绍认为，结构主义以音位为研究对象而生成音系学以区别特征为研究对象，在我看来，不仅结构主义十分重视语音特征，而且从印度语言学中就已经有此传统并为欧洲语言学所接受。通过MIT的系统学习，我终于弄明白了导致生成音系学取代结构主义音系学的关键，也即结构主义的致命缺陷——结构主义主张音系层面与语法层面截然二分，确定音系层面的单位只能根据音系层面的条件，所以结构主义音系学又叫做“自立音系学”。而生成音系学却主张确定音系层面的深层单位需要兼顾音系的条件和语法的条件，只有不能用音系条件也不能用语法条件推导出来的单位才是音系的底层单位。生成派攻塌结构主义的大厦，不是从语法而是从音系特别是句中短语重音方面实现的。于是，我回国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什么是音系的基本单位”，通过比较涉及汉语儿化韵、Z变韵的音位处理的多种方案，详细论证了结构主义音系学基本原则的缺陷，说明为什么结构主义音系学同样不适合处理汉语。　

　　此外，Halle的“音系格局说”也十分吸引我。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区别特征的聚合群有自然属性上的共同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音系的各种规则中总是在一起行动，包括音位变体规则、词法语音规则、语流音变规则、历史语音规则等等。区别特征的聚合格局与语音单位的“组合”或“交替”格局是相互呼应的。其中，“交替”格局是指同一语素的若干个表层音形的交替规则，涉及词法和音系两个层面，是生成语法特别强调而结构主义重视不够的。我据此论证了，1957年之后我国高校使用的现代汉语课本中对于普通话韵母的分类（单韵母、复韵母、鼻韵母），虽然有自然属性上的根据，但没有注重分类在音系规则中是否有用，因而还是方言学界所用的“开尾韵、元音韵尾韵、鼻尾韵”的分类更加合理合用。

　　音节学说、韵律模块说、CV主干说、三位立体并合乎生理结构的特征架构说、声调学等我去访问之前的十余年间美国音系学界提出的新学说，分别依据了许多不同的语言，既有英语等世界通行的语言，也有非洲、菲律宾、印第安等范围不大的土著语言。我在震撼这些新学说强大的解释力的同时，也明白了当代的音系学研究已经不能再用“印欧语的眼光”来概括。还明白了理论研究的共同模式——广泛收集某语言的资料，以最简原则去处理它，特别要注意之前学界所提出的“语言普遍原则”是否适用于该语言，如果不适用，提出新的理论描写模型，并将新的模型放到更多语言中去验证，如果能够适用于相当多的语言，就会成为新的语言理论模型；如果在其他语言中并不适用，调整过去的理论模型或调整自己提出的新模型，以建立更为普遍的语言模型。或者，建立起少数几个模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语言类型。总之，科学的研究总是遵循“材料→假设→更多材料的验证→新的假设”的路径，仅有归纳没有演绎是完全不行的，研究语言学要有普遍性的追求。

王洪君老师与爱人王福堂教授（右） 

　　根据这些新的观察视角，我先后发表了几篇有关汉语儿化Z变等合音构词法和嵌l变形重叠等分音构词法的文章，国内学界反映很好。讲课时结合汉语研究介绍国外的新理论，学生反映也不错。我觉得讲义挺前沿挺有创新性，想出书，但没有出版社理我。徐老师提醒我，一本专著要有明确的主线，你的主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发现，细考我论证的汉语音系基本单位、二合一的合音构词和一生二的分音构词、方言中的几种变调模式等，真的是有一条共同的“纲”，这就是控制汉语音系格局的中枢单位是单字音，单字音大多是单音节但不等于单音节，它是一音一义的结合体——儿化音节是单音节但不是单字音而是两个单字音的合音，“啪啦”之类的象声词或“圐圙”等双音节词不是两个单字音而是从“啪”和“圈”等一音节一义的单字音根据一定的语音规则派生出来的，即使是吴方言所谓的词调，也是从多音词的第一个单音语素的字调推导出来的。总之，我通过一个一个的研究深深地体会到，汉语语音在类型学上的最大特点是单音节语，这个特点其实是跨语音词法两个层面的特点，单音节语说的是一个语言的最小的与意义相结合的单位都是单音节的，汉语的这些一音节一义的小单位，有底层标定的音节界线和声调，是派生多音词或合音词的基础，是汉语音系与词法交会的中枢单位——音节之下的语音单元，与有意义的语法单元无关；音节及其之上的语音单元均与有意义的语法单元有关。

　　有了这条主线，讲义的题名和各章的连接顺畅了许多，我的研究也由此扩展到了汉语词法研究方面。有了这条主线，我还发现国外提出的作为普遍性模型的韵律层级模型并不能很好地适用汉语，这就是这些韵律层级模型都把音系与词法句法的交会点放在“词”上，音节只是单纯的响度单位，不与词法句法有关联关系，而汉语音系与词法句法的交会点却在“音节-语素”也即汉语的多位一体的单位“字”上，由此我提出了更有普遍性的韵律层级模型，把“词”为交会点和“字”为交会点抽象为更高层的“韵律-语法交会点”，从而在更高层面上说明所有语言的普遍性所在。

　　大约在1996年夏秋，在我开课六年、讲义写成四年之后，经同门陈保亚博士的口头举荐，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郭力编审主动找我，愿意把书稿放入上山基金资助的青年学者文库系列出版。那年我45岁，是“青年”定义的最后一年。很快于半年后（97年春）交了稿，没想到排版又遇到了麻烦。我交的书稿和电子版是用WPS输入的，而出版社用的是不能所见即所得的方正排版系统，我的电子版能转换为方正系统的只有其中的汉字，国际音标和多行之间的复杂连线统统需要重新输入，且那时连线还无法直接用图形方式往上画，要一个空格半个空格地慢慢对齐。输入员不懂国际音标，也不懂复杂连线的位置关系，一校稿简直不能看。郭力先生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精力来校对，我也同样。最后还直接到排版车间校红两三天，才把音标和连线位置搞定。总之是，交稿后又经过了两年的加工，才于1999年面世。但有了这本专著的出版合同，我于当年就晋升了正教授，北大出版社的关键扶持至今难忘。那时候，出本书可真不容易，“青年”出书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