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近年来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和语义演变的研究也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Heine ＆ Kuteva (2003,2005,2006,2007)的“语法复制”(Grammatical Replication)是近年来历史语言学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创获。这个理论模型揭示了语法结构和语法意义跨语言迁移和扩散的内在过程，尤其比较深入地解释了一种语言如何从另一语言中获得语法意义或语法结构。

　　毫无疑问，植根于汉语语义演变研究优良传统的同时，上述这些理论模型也是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大力借鉴的。

　　张定：可以看出，跟以往相关研究相比，您提倡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在研究的范围、框架、视角上都有一些新的变化，而且也更鲜明地追求理论贡献。请谈谈您的主要观点。

　　吴福祥：关于汉语的语义演变研究，我们的主要观点是：

　　（1）语义演变主要是指义项的增加（添加新义）或消失（丢失旧义）。语义演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词汇语义的演变，另一类是涉及语法化的语义演变。因为语义演变的核心是语言中新义的产生，因此语义演变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解释语言成分的新义是如何产生的。

　　（2）语义演变是汉语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长期以来语义演变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加强汉语的语义演变研究是当前和未来汉语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3）汉语拥有三千余年连续的文献历史，又有两千余年历史词汇和历史语义研究的宝贵经验，汉语所具有的这种语义演变研究的资源优势是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因此，中国语言学家应该在语义演变理论研究方面有所作为。

　　（4）汉语的语义演变有一些反复出现的模式或路径，这些模式或路径证明汉语的语义演变跟其他语言的语义演变一样，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和规律性。

　　（5）跟其他语言的语义演变一样，汉语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是隐喻和转喻，而大量的事实表明转喻则更为基本。

　　（6）语义演变可导源于语用、认知因素，也可由语言接触诱发。也就是说，除了认知、语用等因素外，语言接触也是引发汉语语义演变（特别是新的语法意义的产生）的重要因素。

　　（7）语言接触引发的语义演变是指一种语言的某个成分（词汇成分、语法语素以及句法结构）受另一种语言的影响而发生的语义演变，其机制主要有“语义借用”和“语义复制”，语义借用含词汇借用和语法借用两个子集，指的是受语从源语中引入实际语素（音-义单位）；语义复制则含词汇复制和语法复制两个子集，指的是复制语复制了模式语的语义概念、语义组织模式或语义演变过程。跟其他语言一样，汉语的历史文献中和现代方言里，接触引发的语义演变也有“语义借用”和“语义复制”两种模式。

　　（8）考察汉语语义演变的事实，可以发现汉语的语义演变模式或路径中，有些表征的是人类语言的共性特征，有些体现的是汉语的类型变异或个性特征，其背后的动因和条件既有认知语用的因素，也有汉语结构类型的制约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

　　张定：语义演变研究，今后需要开展的工作实在太多，不过事有轻重缓急，您觉得当务之急是做好哪些工作？

　　吴福祥：我们认为，当前和未来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应该着力于汉语语义演变模式和路径的发掘，机制和动因的解释以及共相和殊相的探讨，充分揭示汉语语义演变的规律性。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吴福祥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封面

　　张定：说到揭示汉语语义演变的共相和殊相，我会自然地想到语义图模型这一类型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在国内您可能是最早介绍并践行语义图研究的学者，您先后指导我和王娅玮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也都是采用了语义图的框架。您觉得这一模型在未来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中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吴福祥：语义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是当前语言类型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的新工具，现已在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语义图模型不仅可以反映语言形式多功能之间的共时分布关系，而且可以建构多功能之间的历时演化关系，揭示语义演变的一致性和多样性（参见Croft 2001；Haspelmath 2003）。语义图模型实际上是在早期时体和情态范畴语法化路径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Anderson 1982；Bybee et al. 1994；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并逐步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但是，早期类型学视野的语法化研究在语义图模型的研究上还不够系统。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在系统的语义图模型的基础上，借鉴汉语语义图研究的现有成果（吴福祥 2009，张敏 2010，陈前瑞、王继红 2010，潘秋平 2013，范晓蕾 2013，张定 2013等等），更加精准地描绘具体语法范畴的概念空间以及汉语不同时期、不同语法语素的语法功能之间的异同，探讨语义图背后的语义演变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