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军：这么说，您在大学期间就听过罗先生和王先生的课，那时候实验语音学在欧洲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中国的情况怎样？ 

　　吴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刘复（半农）先生留学法国，是著名语言学家保尔巴西的学生。他从法国带回一批语音实验仪器，建立了我国第一家“语音乐律实验室”，汉语的声调研究从此通过实验，有了初步的科学分析。刘先生不幸早逝，由罗先生继承遗志，提倡用实验方法研究语音和方音。他感到当时的音韵学家、特别是一些老学究们，对中国音韵的研究是“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对语音的分析审辨，千百年来陈陈相因；只会用“读若”和“反切”来注音；而且常由于各自的听音不准，或受自己方音的局限，以致审音的结果常是错的。罗先生在当时众人皆故步自封的环境中，呼吁语言学者用音标来注音、用仪器来分析语音。罗先生在他的讲义（油印的）中提出了非常明确的、革故求新的呼吁：

“辨章声韵，审音为先。前人操术弗精，工具不备。或蔽于成见，或囿于方音；每致考古功多，审音功浅。自近代语音学兴，而后分析音素、可用音标以济汉字之穷；解决积疑、可咨实验以补听官之缺。举凡声韵现象、皆可据生理物理讲明。从兹致力，庶几实事求是，信而有征矣。” 

　　李爱军：罗先生的这段话是不是对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吴先生：当然。我在中文系本来是对古典文学有兴趣，打算毕业后当个国文教师的。谁知罗先生在当年对语言学界的这一番号召，竟使我改变了初衷，而“从兹致力”于语音实验的研究了。 

　　李爱军：毕业后您不是留校搞编辑了吗？什么时候才真正从事语音研究？   

　　吴先生：当时北大的语音实验研究，在刘先生故后虽有罗先生继承，但仪器都已过时，一时尚难更新。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主任的赵元任先生，却按声学规格新建了语音实验室。我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出版事务所”的编辑和经理。次年我看到南京史语所语言组招考一名助理（助研）的公告，将在南京、北京等四地分设考场。我报考了，竟被录取。  

　　李爱军：给赵元任先生当助理，那可要百里挑一呀，考核一定很严格吧？ 

　　吴先生：我考取史语所是非常侥幸而更富有传奇性的。我在清华虽读过语音学，但只是肤浅理解。而当时各地报考史语所助理的，都是语言学专业，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如凭学力，我是难于考取的。这次招考的目的，是史语所的李方桂先生为了调查广西的壮语而招一名助手。北京考场设在北海的静心斋史语所旧址，由李先生亲自主考，出题以检验听音辨调能力、能用国际音标准确记音为重点，而传统音韵学反居其次。这点倒正是我能胜任的。答题之后，不料推出了一架钢琴，李先生用双手弹了几组四部和弦，让考生写出四部的五线谱。这时大家都愣了，而我幸亏在大学里参加过几年的军乐队和管弦乐团，有了一些音乐知识，就把乐调谱出交卷了。结果是我得了高分，而在这点上别人都交了白卷。 

　　李爱军：真是缘分呀。您跟赵先生那一段时间一定非常难忘吧，我知道你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并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那样一个动荡的社会里，经历一定不寻常。   

　　吴先生：我在1935年10月辞去清华助理职务，到了南京，赵先生就派我立即带着录音等设备去广西南宁与李先生会合。开始自学暹罗语，并到武鸣、龙州、百色等地调查壮语。次年回南京，就跟赵元任先生试制分析声调的仪器，并去武昌调查湖北方言。不久1937的“七七事变”爆发，在南京沦陷前夕，我就随史语所迁到长沙，后又迁往昆明，继续根据录音材料分析方言的语音。次年赵先生受聘去了美国，我们四个助理（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和我）继续写完了湖北和湖南的两个《调查报告》后，我就于1940年离开了史语所，走到社会去改行了。  

1938年7月1日，赵元任先生与四位助手在昆明。从左至右分别为吴宗济、杨时逢、董同龢、赵元任、丁声树 

 
吴先生和杨时逢在进行田野调查  

　　李爱军：那么，您前后跟赵先生他们在一起工作了5年，突然改行真是可惜，改行后您干什么呢？   

　　吴先生：我本来在大学所学的就不够专精，这时我什么都想试试。我最初是在金融机构工作，1949年解放后我在上海与朋友合作经营科学仪器。公私合营后，进了国营的中国进出口公司，负责仪器科，专管进口科学仪器的调研工作。当时百废待兴，需要进口大量的医疗器械和测量仪器，事先要对国外各厂家所报价的产品做质量上的调研和报价上的评比。我在史语所曾有过声学和生理仪器的使用经验，对此尚能胜任。我还为公司办了一个五十人的培训班。那时国际上的商业收款用的手摇“计算器”，已进展到了电动的，同时已有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了。那时成块的二级的和三级的半导体也已生产了。为了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订货的需要，我普遍调查了各国的半导体性能和价格，编写了一本报告，这是我国较早的一本半导体规格的调查报告。   

　　我干了两年的仪器进口，到1956年，那时罗常培先生已在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来公函向上海市政府调我归队，定为副研。从此弃商从学，重新回到语言学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