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军：中间离开语音学大概有十几年呢，再回来继续研究，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应该有很大的变化。从计算机发展看，已经开始进入言语工程的时代，大家开始关注如何让机器能说话并且让机器可以听懂我们的话。

　　吴先生：当然，我对语音专业是抛荒了十五年之后重理旧业。当年的语言所是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时国际方面的实验语音学已今非昔比，完全更新。而在国内，由于战争原因还是空白。为了迎头赶上，我先后奉派到欧洲几个国家的有关院校去考察学习，并积极增添设备，建实验室。半世纪以来，通过吐故纳新，为本所培育研究骨干，与科学院声学所合作，参加多次国际会议，并为北大开实验语音学的课程；为清华、科大两校的计算机系代培实验语音学的研究生，补充他们言语工程上的人才需要。

　　李爱军：您把您严谨的治学态度归纳为三个境界，能详细谈谈吗？

　　吴先生：我的治学方向和决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形成的。我从极端严管的军事学校出来先入南开预科，继入清华大学。这是在民国初年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学校，又名“留美预备部”。1924年才改为国立大学，而许多方面还仍旧保留一些美国学校的制度和风气，学生相当自由，礼堂、教室和宿舍的高级设施，图书馆的全面开放，体育与课业的同等重视等等，使我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我除了正课，还参加了捷克音乐家指挥的管弦乐队和马约翰带队的球赛等活动。我在自由进出的图书馆书库中，可以呆上大半天，什么书都可以任意翻看，这样养成了广泛的兴趣。直到后来受到罗常培先生的启发，才收了“心”，走上语音学的道路。

　　事物都是两面的。我在清华求学时，由于转了三次文、理不同的学系，知识面更广泛了。在离开史语所后，我干过好几个行当，眼界也更加扩展了。这对后来从事科研实验是有帮助的。语音实验这门学问几乎包括所有的语言、文字、生理、物理、心理、数学等等方面的知识，使我养成“博观而约取”的习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引用的三段宋词来比拟创业或治学必然经历的三个境界。他写道：

“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三个境界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的、渐变的。我体会自己的治学经过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目前的研究工作完全是边缘学科，跟其他的社会科学不同。罗先生当年提出的是：研究汉语方言，要用实验方法分析方言语音的发音方法和特点，比较其间的异同及演变规律，来“帮助”对古音的拟测，和对今音的描写，并验证听音的缺点。这纯粹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最近几十年来，我在普通话语调和韵律分析的研究中，先看一些文献，众说纷纭，各有各的道理。但经过实验分析，发现更多的规律，就觉得还该自己去深入探索，多做实验。自然语调变化的复杂，不是用有限的材料就能得出规则。这个阶段是辛苦而漫长的，然而是有收获的。孜孜不负苦心人，问题就逐步柳暗花明了。其间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三种境界。

　　李爱军：您说的真好。具体如何理解您的这三种境界？

　　吴先生：我的一些学校生活和社会经历之复杂，在同道中是少见的。这可说是“望尽天涯路”的第一境界吧。

　　我自入大学以来，由理工转到文科，最终进了语音学这一行，忽忽已有七十年。学问方面，本无什么大的建树可述。不过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紧跟国际进程，而对我们自己的汉语研究，还是有优势的。早在1957年我就去捷克考察，见他们查理大学的语音实验设备，除了多了些生理实验仪器外，其余有关声调分析的仪器都和三十年代刘复先生所带回来的完全相同，后来我了解，该大学的语音系主任哈拉教授，原来跟刘先生是在巴黎的同学。我在捷克学了半年，因为这里没有更新的语音分析设备，才又分别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皇家理工研究所学电声仪器分析语音，到东德柏林的洪堡大学学习录音技术，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学习发音生理的动态分析和摹拟。我在外为期近一年，回国后抓紧汉语普通话的实验研究，并向声学研究所取经，建立了合格的消声室。在不到十年间，我配合国家推广普通话和教材编写的需要，开展了全新的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写出六卷实验研究报告，内容包括普通话的辅音、元音、声调的生理和声学的分析，并培训了几期研究生。当时我们在语音实验研究的成果上，对汉语的分析是比国外的有过之无不及的。

1957年吴宗济先生到达欧洲学术考察

　　语音学按内容来说，可分为：传统语音学(或称“口耳之学”)和现代语音学（或实验语音学）。语音实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开始是属于语音缺陷的医疗范围，以生理语音学为主。上世纪中又有以听觉感知为对象的心理语音学，到上世纪末期，就有了以通信工程（或言语工程）为对象的语音合成和识别的语音学了。这些都是随现代科学的进展而发展的。因此我的研究方向也就随形势的需要而进展，我的研究范围和进度就得随形势而调整。其间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最初是以传统的语音学知识做方言调查为基础的。这一阶段，我有幸先后师从罗常培、王力、赵元任和李方桂四位先生，现在他们都已被公认为划时代的语言学和语音学大师了。随后到了新中国，我在语言研究所罗常培先生和吕叔湘先生的指导下，就集中于以实验语音学为手段，来分析普通话的语音特点，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和语言学现代化提供科学基础。这一阶段，面临国际上语音学的新发展和国内的新形势，只有出外取经，才能赶上时代。于是差不多就得一切从头学起，边学边干。最后是最近这些年，根据国内言语工程的迫切需要，就迅速转变航向，参加了院校的语音处理课题，这就和早期的以实验语音学补充音韵学研究不同，而是还要再学习新的知识，用言语工程的要求来拟定课题。其间有不少项目是过去所未曾想过、做过的。这主要是言语工程的“人-机对话”跟日常言语的“人-人对话”不同。我们教一个小儿说话，我“说”出一个字音，他就会学说这个音。不用告诉他什么叫元音、辅音、声调之类。而机器则不同，它需要你把每个字的“音色”、“音高”、“音强”、“音长”的计算数据和编好的程序都“存”进去。丝毫不能错。如果是成句的话，就得再加上“语调”或“韵律”，包括连读变调，和停延、节奏等等“语气”的数据。人们听话的“刺激元”是有生以来的听感本能，机器要的是数据和程序。目前要机器合成或识别某些标准语言，已有不小的成果，而要它“听懂”自然话语而不错、“说出”如口语的流利自然，就还需要文、理双方更艰苦的努力合作。这就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境界了。我们试想上世纪以前，能做到人类周游太空吗？现在已经做到了。只要能“众里寻它千百度”，就能够达到第三境界，找到“那人”。要完成治学的三个境界，如果一言以蔽之，贯彻于三境界始终的就是一个“实”字，就是“认真”、“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