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军：您前面谈到的其实是科研态度、学风和做人的问题。对我们青年学者，您有什么忠告和建议？  

　　吴先生：我认为科研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例如语音的实验，为了探索前沿问题，在设定课题阶段，有时不妨在一定条件内来“务虚”，但在实验过程中，则须步步踏实。近来常有报道，有的学者为了名与利，在他的研究还缺乏实际结果时，就急于发表“成果”，冒充“发明”，甚至有的没有做过任何研究，就乱扯尖端名词，“打造”出成果来公布。这些都是科学界之羞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怕就怕‘认真’二字”。南宋陆游有《示友》诗，也强调实学。我多年来把它作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座右铭。全诗如下： 

道向虚中得，文从实处工。凌空一鹗上，跨海百川东。
气骨真当勉，规模不尽同。人生易衰老，君等勿匆匆!

　　陆放翁的《钗头凤》一词，以缠绵悱恻、情词并茂而脍炙人口；而这首五律却是大气磅礴，谆谆鼓励友人之作。在千万首古诗中是少见的。拿来作为治学做人的格言，实在是恰当。此诗首联说明道德与文章、务虚与落实的辩证关系。例如科学研究，不务虚，则不能攀登前沿，不踏实，则不免盗名欺世。次联是说，立论要高，可以跳出窠臼，独树一帜，而眼光要大。但须如百川都东流归海，不离其宗。也即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曰：思无邪”。三联可理解为：对自己的治学、做人，要有保持“正气凛然”的风骨，而对各家不同的文风、学派，则要有容纳“百家争鸣”的雅量。尾联则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友人：“人生易老，光阴不再。时不我与了！诸君切莫做人间的匆匆过客，赶快努力啊！”  

　　孔子曾有自白的几句话，年少时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发奋求学的年纪；年老时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说自己的学识见解，已经达到自由王国的地步了。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语音实验中的分析正是如此，如果不订定准确的研究目标，不应用适当的测量仪器，是得不到可靠、可用的数据的。 

　　李爱军：谢谢您引经据典给我讲的这些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我们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一定要在研究中利用语料库等大量数据进行研究。您说了这么多，对自己的成就介绍太少，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总结您的学术历程、成就和贡献，我总结了以下几点。您看可以吗？

　　第一阶段：从1933年起，您先从罗常培、王力两先生学习音韵学和语音学；后来又从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参加方言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从事语音实验研究。1936年与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等同志跟随赵元任先生对湖北全省方言进行了调查，后来在昆明写成《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主编）。与此同时，继续参与整理以前调查的湖南方言（湖南的方言调查根据录音材料在昆明写成初稿。解放前夕，书稿资料由杨时逢、董同龢带往台湾，由杨时逢整理，于1974年在台湾出版，书名为《湖南方言调查报告》）。

　　第二阶段：1956—1980年，在这期间，您致力于引进西方实验语音学的新理论和方法，应用到汉语普通话语音的生理和声学特性的分析，完成了一系列实验数据，在国内外发表了一批专著和论文，为现代实验语音学应用于语音教学、言语矫治、言语工程等方面提供了资料，并打开了中外语音学家沟通的途径。此外，在此阶段初期，还曾担任一些推广普通话和语音教学方面的工作。

　　第三阶段：1980年以来，由于“人—机对话”系统的研制与发展，言语工程和语音学的结合在国内已提到日程上来，而传统的语音学文献还无法跟上信息时代的需要，于是按照言语工程所需的内容重新调整研究方向，您开始专心致力于普通话语音信息处理及语音合成自然度的实验研究，由于汉语的特征与印欧语系的不同，有许多规则不能照搬，在近二十年中不断探索，您完成了一系列的汉语语音音段和超音段的处理规则和模型，同时还对传统的中国音韵学中某些内容做出新的分析和继承，这些成果已被有关方面如中国科技大学及清华大学在设计语音合成系统中加以应用。  

1960年吴宗济先生在语音研究室进行实验研究 

　　吴先生：我的研究就是要“先占领阵地”，就是先选些课题，不妨务虚。这有“对内的”和“对外的”两个目的：

　　“对内的”是“超前”的问题。目标订得新一些，尽管条件还没有具备，提纲和资料可以先做些准备。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题目如有别人启动了，也是好事。自己或者交流，或者换题。主要是学问要“百花齐放”，而不是“万马齐鸣”。（我的学生有与我相同的题目，我也高兴鼓励，或提供材料。）

　　“对外的”是“有别”的问题。凡是有关汉语的课题，当然最好有中国人来做或先做。如果汉语的某些学问，外国人都做到家了，而我们还没有人想到或完成，是否也算一种“国耻”！如果是中国人做出的，但是都在国外完成或发表了，甚至给他们的企业采用了，回头来赚中国人的钱，这就是“楚才晋用”了。

　　现在你们在“人—机对话”中做的工作已经比我超前了。我也得好好地向你们学习、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