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的“布拉格学派”，是“功能语言学”的主要流派，其代表集体为“布拉格语言学会”。创始人之一特鲁别茨科伊以其音系学理论著称。他的及门弟子，学派的继承人德恩卡和龙波特尔等教师，就在查尔斯大学任教。此学会自1929—1939，出版过八卷学会学报，早已成为世界孤本。我们研究所只藏有五卷，所缺三卷无从补配。我在布拉格旧书店中找到一套，索价1000美元，也不零售。后来在哈拉的藏书中找到此书，就将所缺各册拍成微片，回来放大装订成册，替我们图书馆配齐了。

　　我在捷克的那段时间，除了去北欧的三个月，实际上只有大半年。专业进修之外，还被安排学习捷语四个月，并按照捷科院对外待遇，用两个星期派车由一位助教陪同，作全国旅行。南至多瑙河边的斯洛伐克首都布拉基思拉瓦，北至塔特拉山，访问了十几处城市。那年暑期，哈拉教授在卡洛瓦伐利(译意为“查理大帝之谷”，著名的国际电影节每年在此举行)温泉休假，还特别邀我去住几天，得以同这位老人亲切交谈。

　　我在捷克的所见所闻，有许多值得我们参考之处。总印象是全国一致的高度科学化、效率化和节约化。一般工业制造设计上的统一和节约，使我难以想象。例如商店里卖出的硬纸板旅行箱上的锁极为简单，全国只有一种型号，持有此箱者都能互相开启。我纳闷地问他们这怎能保险?他们说这不过是个形式，因全国无盗窃。他们的许多家电和小工具等都很齐全，但型号却是全国统一的。这些感受，我曾有“看看人家怎样办科学”的短文，载在《中国语文》1957年第11期。捷克当时在东欧诸国中，是完全施行社会主义的。他们与我国也很友好。所以我在那里的学习访问都受到很好的安排。

　　李爱军：后来您去了北欧访问，收获更大了吧?

　　吴先生：我对北欧几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到北欧进修的主要目标，是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皇家理工学院电讯工程研究所访问，向该所的方特教授学习“言语声学”。因为我在出国之前，就看到方特在他的研究所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近代言语声学研究的仪器和方法》，此文后来在1958年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上宣读。他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言语声学仪器和其在语音分析上的应用。我读后就觉得要从事语音分析实验，必须先学言语声学。捷克既缺乏这样的设备，西方也不可能去，瑞典就是目的地了。我到捷克后的下半年，即申请国内批准，并与瑞方联系，我于1958年春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校园和建筑都有古老的历史，方特的实验室并不大，两间大房间堆满了他们自己研制的设备和少数进口仪器，研究人员只有五六人，挤在仪器堆中办公，并不像国内所见的那样宽绰，气氛也不同，这个小集体就是一个家庭。我在此实验室实习了一个月，每周有一次全体座谈会，都邀我参加。那里还有一名来此进修的美国学者，教我操作语图仪。他们这间实验室是从无到有、逐渐发展的，许多仪器都是利用简单经济的材料自制的，却起了大作用。他们的勤俭办科学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深，这就为我们此后自己建立实验室提供了极好的榜样。

　　方特教授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的。他的实验室在言语声学分析方面，是比较完备的。他们自制的语音合成电路装置，在当时就比英美先进。那时的语音合成研究，已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里柏尔门（Liberman）用透明片描出共振峰的“图型还音器”，通过光电管拾音，可以发出各种元音和辅音，并可“说出”短句。但描图很费事，不过他因此而发现辅音、元音间过渡音的规律，为日后协同发音的研究奠定基础，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又有英国爱丁堡大学斯蒂文斯等的“多声道合成器”，已能用并列参量电路来模拟成句的语音。方特对元音声源素有研究，在日本千叶勉早期发表的《元音论》中关于声带音的函数算法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因此在他的合成系统中，其声源质量就较能仿真。他制作的合成器有“欧维”系列(OVE I，OVE II……)，有的已被美国几家研究所采用。特别是机件轻便，不学理工的也容易操作。用此机“说出”的英语，已颇像人声了。后来各家的合成装置大有发展，但原理多与此类似。我在他的实验室实习了一个月，很有收获。特别是他把美国克伊公司(KAY)语图仪的说明书和线路图借给我复制，使我能带回，送给邮电学院实验室，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语图仪”，打破了美国的封锁禁运。

　　此期间，我还到了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语音学系访问，系主任哈马斯特罗姆教授是实验语音学的先驱者。他在音系学方面，也有创见，如他对语音研究分清“音值性”与“音位性”的界限。他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是一体的。他所设计制作的“腭位记录照相器”，比英国爱丁堡大学语音实验室所创制的更为进步。英国的用电灯泡照明，而他用特制的圆圈式闪光管。我到乌普萨拉只能呆一天，第二天一早就得回斯德哥尔摩。于是他下班后，就让我一人在他办公室干个通宵，我充分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连夜自己涂舌造影，发音拍照，把普通话的辅音、元音的腭位都拍齐了。回国后就根据其原理自行设计了一套装置，并有所革新。我的《普通话发音图谱》中的腭位图，就是用此设备所拍成的。这样的语音图谱，在当时只有东德出版过德语的一种，但由于仪器设计上的问题，在角度上还有失真之处。而我们的已加纠正。我们还拍摄了一套口形照相，与 X 光舌位造影和腭位照相对应，使每个音都有口外、口内和正面、侧面最完整的立体图型。

吴宗济先生与他设计的腭位照相仪

　　我在斯德哥尔摩还访问了其他几处单位，了解他们有关语音处理或语病矫治的情况，如：一所聋哑学校，他们已能用“声调显示仪”，教会聋童发出表情的语调来。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再有一家诊所，一位喉科医生比优格伦用自制的装置，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接上喉窥镜和闪光灯源，可以拍摄颤动着的声带。

　　不得不提的是“瑞典东方博物馆”。此馆历史悠久，规模很大，馆长高本汉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五四”时代曾到过中国，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曾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位分工译校成中文本，作为经典著作，在我国语言学界极有影响。他用所调查多处汉语的方音来研究《切韵》系统的方法，奠定了我国语言学者以切韵系统为纲来调查汉语方言的基础。我到瑞典后，他知道我是赵元任先生的助手，就和我国使馆联系，希望能和我见面。这是他第一次会见新中国的同行。他的汉语是山东口音，说得不错。这次会见，除听他介绍该馆情况外，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件是：他指着桌上摆着的一本书，这是他所著《汉语分析字典》的中国影印本。说：“这是盗版，是未经他许可而影印是欠妥的”。我当时差点处于被动，但仔细一看，原来是1940年“北平哈佛燕京学社”所印。当即反驳说：“这是日寇占领时期的印本，我们怎能负责！”他立即道歉了。另一件是：他带我参观馆中专室陈列的西藏寺院里的经堂全景，他说这是他们前任馆长、瑞典斯文赫定（大盗宝者）弄来的。还有整个墓室的几丈长的彩画梁柱，他都搬来了。（当年中国新疆文物的损失，可同莫高窟的相比。）他颇为得意，我则抑不住怒火。正巧我见到玻橱里有个小件，标签写作："不知名的木制品"。我曾于不久前读《文物》杂志，有出土编钟的图，就告诉他，这是钟架的“跗”。并说：“我们解放后的考古发掘工作和以前的不同，文物出土时是一层层仔细发掘，都要摄影，并记录其原来位置，即使腐朽成灰的部件，也知道如何复原。因此我们的博物馆里所陈列的，都能按原样修复。不像以前，是任由盗墓人乱掘，拆散了卖给外人。这种木质物在地下多数腐朽了，以前很少出土。也许你们从未见过这类原物，那就不知为何物了。”他很惊讶说，你们有这种杂志，我竟不知。我说岂只一种，《文物》是大众读物，还有更专门的呢。这时他骄气已敛，就非常客气地同我约定，以后希望新中国有关方面能介绍他的著作，并互换刊物而别。这次的经历给了我一个深刻经验和教训，知道在国际上即使是在谈学问，但随时随地都会有斗争。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自己虽不是什么使者，但你是从新中国来的，那时西方对我国还很有偏见，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行，也差不多就起着文化使者的作用，站稳国格是非常重要的。此后我经历了好些国家，无论他们是姓“社”或是姓“资”，都没有放松这根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