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军：在国际交往中，您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国学、音韵学功底为新中国形象争得荣誉，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我在1997年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见到过高本汉的关门弟子，已经是说标准普通话了，他还做过瑞典驻中国使馆的文化参赞。

　　吴先生：是呀，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语言和语音系”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他们的音响教学设备那时即在西欧也还是希罕的，其特点是教室内除一般的如话筒、耳机之类，还有一间小隔音室，在教室内可以移动，讲课中随时可以录音。

　　再后来，我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语言系，系主任叶尔姆斯列夫是与“布拉格学派”抗衡的、西方的“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他以“符号学”的理论研究语音、语法而闻名于世。我见他时，代表我们所的吕叔湘先生向他致意，得到款待。他介绍他的学生费歇约恩荪（Eli Fischer-Jφrgensen）助教为我安排一个月的学术活动，并把他的办公室里的图书尽量让我查阅。有趣的是，约恩荪的观点同她老师的不同。叶氏专重理论而不相信实验，因此他的系里毫无实验设备；而她则跟方特交往，迷上了语音的生理和物理的实验。自己没有仪器，就借一位语病医生的实验室来做实验。她为了做声带颤动的微电记录，竟敢自己用肌电计的针刺喉。据说这是文科学者能做这样实验的第一人。（后来我们实验室试制生理分析的仪器时，我们的同事如杨力立，孙国华等也能做到类似的实验。）她在1958年挪威奥斯陆的语言学家会议上，继方特报告之后，也提出一篇长文为《声学语音学的新技术对语言学的贡献》。她用丰富的语音学知识，把当时传统语音学中，对元音、辅音、韵律特征、听觉、分段、音位、区别特征等的许多“积疑”的问题，几乎包括语音学的全部内容，根据实验结果，一一予以分析和解答。她对当时有些老语言学家还仅仅满足于习惯在浪纹计上去取得结果，而对新仪器因操作较为复杂就视为畏途，奉劝他们不妨动手亲自做点实验试试。她此文在语言学界是起了作用的。

　　斯密斯嗓音矫治研究所的司旺德· 斯密斯医生是一位很有创造发明的嗓音矫治和聋哑儿童学语专家，约恩荪带我去他那里做实验。他家有一地下室，约有一百平米，成了实验室兼车间。那里的声学仪器应有尽有，包括丹麦的布吕尔克依尔（闻名世界的声学仪器研究制造厂，通称“BK”）的频谱仪和测声设备，以及美国克依公司的语图仪。他用高速摄影技术研究声带发音的规律，并拍成科教电影；据此自制了摹拟声带的橡皮哨子，用微型鼓风机来吹使颤动(也可用口吹)，并调节哨子边缘(与声带极相似)的宽度与拉力，而发出不同高低的声调，同时也拍成电影，放映出来和真声带比较。当时西方如美、德等国，也已有了声带的高速电影片，不过那都是拍的真声带。他这是用橡胶模拟件拍摄，随时可以改变拉力和厚薄等参数，给出不同的生理与声学关系的数据，来研究声带的活动规律，论断就更有说服力。他训练“天聋”的哑童说话(有的“天聋”者并非真哑，声带也无病，只是因耳聋而从无听话的机会，声带从未练习而成“哑”)，编出成套的词句，一面用小鼓打着特定的节拍，一面教着说，然后再让哑童自己打着鼓练习。选词的音节结构是根据语音学原理编制的。发音部位由显到隐；发音方法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据说练习三个月就有效果。斯密斯送给我了一套影片和几个哨子。

　　我去瑞典前，先到东德，在东柏林的洪堡大学的英语系，向法雅教授学习她们所设计的语音教学和练习的录放音机。两台专业用的磁带录音机联用，可以做很多的语音分析和切分、听辨等实验（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她派助教伊沃帮我实习了一个月。洪堡大学历史悠久，言语声学鼻祖海尔姆荷兹就在此工作过，校中有他的铜像。

　　我那次出国考察进修历时十个月，到了四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各半，可以说，对当时国际上实验语音学者的成果概况，有了个轮廓。通过自己参加实验的体会，已大致明了语音的生理和声学的特征、和解决问题的实验手段。这次“取经”，虽为时间和学识所限，未能深入，但收获还是不小的。特别是我所到国家都得到当地的学者和人民热情帮助，其根本原因是新中国站起来了。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学家，在我国解放后除了和我们的使馆人员有过接触外，还是第一次见到由共产主义国家派来的同行。这使他们既好奇又兴奋，问这问那，范围广泛。有一次我在斯德哥尔摩街上，有一位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向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是中国人。他马上举起大拇指，说，“毛泽东!”就同我握手。这使我非常感动。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国人能有这种地位吗? 后来我问使馆人员，他们为什么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回答是因为他看到衣着整齐的就以为是日本人，因为那时中国人来此的多为小贩，外表是较差的。

　　不过，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对中国的解放是有反感，这是不希奇的。我初到瑞典时，高本汉约见前一天，大学语音系来电话说，此次瑞中学者会见是难得的机会，届时将有新闻记者在场采访。我当即向使馆请示。得知最近曾有一位我国科研人员被记者访问，次日见报竟被修改发言，歪曲事实，造成被动。我立即通知对方，说这次是私人访问，不同意记者到场，否则请取消会见。结果是取消了记者的采访。未造成意外问题。

　　这次出访，带回的资料实物及复制胶片等，足够我们好几年消化的。我于1958年的六月回国，就得到组织上支持，在“推广普通话”的鲜明旗帜下，着手建立实验室，培训新队伍，根据实验结果，撰写论文报告，开始为我国的现代语音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实用化，做一番“铺路”的工作。不过，在消化材料和设备应用中，也发现所得的资料虽然有许多是有共性的，但绝大部分是印欧语系的成果；应用于汉语的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这还需要自立规则。于是加强了普通话的研究和实验。这一段时间到1965年为止，六、七年中，我和语音组的同仁编著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包括语音的生理、声学的实验方法，及普通话的元音、辅音、声调的分析研究等共六卷，文字约三十万，图表约三百幅。并为了普及实验语音学知识，用“齐鲁”笔名，发表了“谈谈现代语音实验方法”，把当时所见西方有关文献中可用于汉语语音分析的资料，都尽量介绍了。同时又拍摄了普通话全部语音的发音X光图片，与腭位及口形的照相对照，形成三维的发音图谱。

1979年吴先生带队参加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语音科学大会，另外两位是张家騄先生(中)和林茂灿先生(右)

　　李爱军：您的这次考察，可以说为我们语言所语音室的发展，乃至中国五六十年代后的实验语音发展奠定了基础。您发明的“腭位照相仪”，带回来的一些珍贵仪器和资料，都在我们语音博物馆保存着呢。您还记得我刚来所那时候，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坐在我身边听我合成那些枯燥的声音，每合成一个音出来，您都能靠“耳力”听出问题所在，然后给我讲解，比如第几个共振峰应该再高一些，哪个过渡有问题。按照您的判断我修改合成参数，合成语音的音质有了一定提高。您的这种感性授课方式，在极短的时间把我领进了语音学的殿堂，那时候，您在我心目中简直就像是会变魔术的“神仙”。虽然当了您16年的学生，可还是觉得学到东西很浅。

　　吴先生：是呀，十几年来，随着言语工程学与现代语音学研究的结合日趋密切，语音学知识逐渐更多地被运用于语音合成及语音识别中。咱们语音研究室以杨顺安（吴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为主，研制成功的“普通话音节合成系统”采用了很多多年积累下的研究成果，运用了大量的语音学规则和参数，在合成语音的清晰度与自然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1987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7年吴宗济先生（左二）与藤崎博也（Fujisaki）教授（左一）以及王仁华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右一）

　　李爱军：后来，您给科大王仁华教授和清华蔡莲红教授的学生们讲课，跟他们合作开展了一些课题，这方面的情况您再给大致介绍一下。

　　吴先生：我退休后，与一些大学的计算机系合作，完成了“汉语语调合成”的科研课题，并应用本项目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发出汉语文—语转换系统的产品，获得了相当好的经济效益，得到国家的优等奖励，也算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个领域有计划地相互取经、密切合作，迅速取得明显效益的一个范例吧。

　　我不是说了罗常培先生说过要“补听官之缺”吗？语音实验要补听官—耳朵的缺点。我搞了一辈子的实验语音学，我就是补我的“听缺”。现在我也真的“补听缺”了，我现在是“老年听力减退”的症状，要戴助听器！我在《补听集》里说过，我的愿望是把我老师赵元任的语言学论文集编出来。商务印书馆已经出了我同二师妹赵新那教授合编的、中文和英文的各一本论文集。同时我被邀担任赵、李、罗三师的全集的编委，各集都正在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