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9月25日，为纪念《现代汉语词典》（下简称《现汉》）试印本编成60周年，传承第一代编者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和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青年编辑曾采访《现汉》老作者吴崇康老先生。下面是采访内容的整理稿。

吴崇康先生接受采访

　　采访人：吴先生，您好！您是词典室刚成立时就参加词典工作的老前辈，您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年的工作情况？

　　吴崇康：好的，我195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被分到语言所工作，一起分来的包括我一共7个人。后来我就被派去参加语言所和教育部合办的语音研究班，在和平里，讲音韵学、北京语音这些，丁先生（丁声树先生）教音韵，李荣先生教北京语音。那个时候来了新的大学生就会安排参加研究班，我参加的是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从语音班回来，语言所搬家到了中关村。1958年初我们开始了劳动锻炼，词典室下去了10个人，1958年底回的所， 参与《现汉》的编写工作。

　　采访人：当年是怎样编写《现汉》的？

　　吴崇康：《现汉》的编纂工作从1958年开始，由吕先生（吕叔湘先生）主编，当时的编写队伍包括语文一组、语文二组、哲学社会组和科学技术组。编写试印本时，我在哲社组，组长是何梅岑。开始各组按照先前拟定的范围各自编条，后来开始专题审校的时候，各组人员可以跨组参与讨论，在组内和组间互相提出修改意见。

　　采访人：《现汉》的内容怎么把关？

　　吴崇康：《现汉》的审订工作由专家负责。我做的是哲社条目的编写工作，需要各单位的参与。除了写信和打电话外，更多时候是我揣着公交月票，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登门联系。我还记得军事科学院的专家特别认真。为了更好地完成审订工作，成立了专门的审订委员会，同时也联系外部专家一同参与，语文条目送高校中文系审订，专业条目送历史所、文学所、哲学所等单位审订。丁先生主持修订的《现汉》试用本在试印本基础上进一步广泛吸收修改意见，又有了不少改进。

　　采访人：工作的组织形式和现在一样吗？也需要经常加班和开会吗？

　　吴崇康：加班嘛，在词典室是常事。编词典，给我们的任务是每人每周100条，完成插红旗，完不成就插白旗。丁先生、吕先生礼拜天都得上班看稿。1958年到1960年，正好是三年困难期，大家把精力都放在了发展生产力上面了，词典室常常深夜了还灯火通明。所里也经常开会，搬到端王府之前，所里其他人在中关村办公，词典室在西单，我们参加会议需要从西单走到西直门，乘32路公交车到中关村。

　　采访人：那个时候的工作场景您还有印象吗？能说说吗？

　　吴崇康：词典室在西单的时候，办公室有的大些，有的小些。大的能容纳5—6人，小的2—3人。大家一起收集资料，每人拿一本书，做勾乙。语文组看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科技组看科学杂志和教科书，哲社组看文、史、哲、经方面的教科书。资料员对勾乙出的句子再做整理，做出资料片，编写人员根据上下文比较词义，归纳义项，编写例句。

　　采访人：语言所是什么时候搬到端王府的？

　　吴崇康：1958年搬过去的。端王府是独立的一个大院儿，我们都在那一栋大楼里面办公。附楼是幼儿园、行管局。语言所在二楼，基本占了那层的一大半。我当时就租住在端王府对面的胡同里，1988年搬到了北郊。

　　采访人：《现汉》编纂学术论文集里有您的三篇文章。您看，这儿有一篇是谈语文词典的释义，还有一篇是关于词典的思想性。词典编纂工作是如何体现思想性的呢？

　　吴崇康：消极意义的词语的举例要词义明确，可以采取正反对比的方式来衬托词义。词典的思想性很重要，一个错误都有可能影响一本书。

　　采访人：吴老，您眼中的好词典的标准是什么？

　　吴崇康：好词典，义项要全，中文里面很多词语是多义词。多义词需要根据资料来分析词义，基本的工作包括勾乙资料，抄卡片，排比词义等等。勾乙就是在著作里面把带有某个词的完整的句子勾画出来，作为资料。当时要求白话文，句子多来自五四后的经典白话文著作。我们留下的原始资料里都有，你们可以多看看。你们现在看以前的资料片，和词典义项对照起来看，就能了解以前是怎么提炼词义的，可以做做研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现成的词典作参考，完全是自己收集一手资料，然后在资料基础上编写。

　　采访人：是不是按照词语分类先选定各组工作范围，比如说语文组在资料里勾乙语文词汇，然后分别将词语和句子原文抄下来，留作分析词义之用？

　　吴崇康：对，大家都勾。比如说我勾了动词，你勾了名词，这些资料我们都要留下，宁缺毋滥，不，是宁滥毋缺。义项遗漏很容易发生，资料不全或者没有从已有资料里分析出来，都可能造成义项不全。所以互相提意见很重要，你想不到的，我想到了。

　　采访人：吴老，您能演示下什么是勾乙一个句子吗？

　　吴崇康：比如说“模式”在这句话里，我们把这句话勾出来，词语下面划线。把所有含有“模式”一词的句子抄成卡片，放在一起。资料工作是编词典的基本功。资料收全之后，还需要编写人员将词义分析出来。如果是单义词比较好办，多义词则需要根据不同上下文把多个词义分析出来。试印本的四万三千个词目，我们是从一百多万张卡片中归纳总结而后选定出来的。现在的词典修订，收词方面要注意社会上新涌现出的新词、新义，还有例句的编写，也要与时代意义相吻合。

　　采访人：吴老，您对《现汉》的体例还有印象吗？能讲讲吗？

　　吴崇康：印象不深了。刘庆隆对这个了解的多，他记性也特别好，是自学成才。这本文集里有他的文章吧？《现汉》的体例是逐步丰富起来的，原先是粗线条的，后来在编纂过程中经过不断讨论和修订，最终确定了一套编写细则，这项工作，是由吕先生主持完成的。《现汉》的体例影响很深远，比如我记得的，例句前面的冒号，虚用用法的菱形号，古代用法的<古>符号等等。这些体例，一直沿用至今，也成为其他汉语词典学习的典范。

　　采访人：对于《现汉》的讨论，还包括哪些问题？

　　吴崇康：后来呀，对《现汉》的讨论，标词类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吕先生是不主张标词类的，但是后来有人说他主张标。他跟我讲是不标的，标不了呀。俄语、英语里的词语都有变格、变位，但是汉语没有呀。可是那个时候要是否认汉语有词类，又怕被扣帽子，公开情况下不敢说。吕先生说汉语有实词、虚词之分，但是实词内部分类一直不能明确。吕先生后来写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但那也只是800个词呀。标词类，不能赶时髦。还有好多问题也都是老问题，比如说单字的地位，既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素。吕先生原本计划区分词和词素，发现并不能区分清楚。

　　采访人：吕先生和丁先生一生奉献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都主持过《现汉》的编写工作，您能说说他们的榜样作用和学术观点对您从事词典工作有何指引意义吗？

　　吴崇康：那个时候吕先生主持《现汉》试印本，大主意都是他拿的，编写体例也是他综合了大家意见确定下来的。《编写细则》现在应该都还留着，你们可以看看。丁先生后来对《编写细则》做了改订。作为主编，他们的工作量更大，礼拜天都上班看稿子。编辑写完的词条需要由他们逐一阅读后提出修改意见，再经多次讨论和审订才能定稿。

　　采访人：他们二位在工作上指导过您吗？

　　吴崇康：丁先生是方言组组长，在音韵学，尤其古今字音对照方面是专家，工作指导是有的。丁先生是党员，非常谦虚，夫人曾在联合国工作，是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经济学研究学者。他在语言所工作期间，曾参与外宾接待。可惜的是《现汉》1978年出版，他1979年就病倒了，住在协和医院，不让大家去看他。丁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者。

　　采访人：能看出来您对两位先生的记忆更多停留在了他们的为人和思想品德上面。

　　吴崇康：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摔断了腿，好了之后见到丁先生。他连声说：“走给我看看，走给我看看，无妄之灾，无妄之灾呀！”他是真心实意关心我们。

　　采访人：丁先生是方言学专家，但对于词典，他也倾注了半生的精力。

　　吴崇康：是的。他说过“词典不为天下先”，“编词典没有什么理论可依据”。语言的形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都是这样。社会变化对词汇的影响最明显，任何词语都要经过历史的考验才能进入词典。

　　采访人：吴先生，您工作中一定有一些得意的、令自己难忘的事情吧，能和我们讲讲吗？

　　吴崇康：（沉默片刻）有工作做就很好了，有的读者来信让我们感到很欣慰，记得有位读者在信中将《现汉》比作自己“无言的老师”，这让我们伏首案头工作之余，也能发现词典的社会意义和自己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