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3日，受国家语委重大委托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学科建设研究”（ZDA145-7）的委托，课题组成员罗琼鹏教授在北京沈家煊先生家中，代表课题组就与课题相关的“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的三个问题”与沈家煊先生做了面对面的访谈。以下为沈家煊先生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由罗琼鹏记录整理。

　　问题一：中国语言学最缺什么样的人才？

　　中国语言学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加强学科性、科学性和理论的训练。中国语言学需要有良好的科学素养的人才。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是对语言的科学探索，意味着要用科学的方法，得出科学的结论。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呢？我经常讲，科学的方法一定是简洁优雅的，即爱因斯坦所谓的“logical simplicity”（逻辑上的简洁性）。简单原则凌驾于所有科学之上。关于同一个现象，如果有若干理论都能做出同样的准确预言，那就应该选择使用假设最少的那个。我举一个赵元任先生的例子。对于粤方言和北京话不同的语序差别：

　　（1）a. 北京话：你先走。

　　    b. 粤方言：你走先。

　　主流的分析法是：“去”是谓语，“先”是副词做状语。在粤语中发生了状语倒装，“先”是后置状语。赵元任并不反对这样分析，但是却说，“我去先”最好分析为“去”和“先”两个成分并置（parataxis），“先”是对“去”的说明。赵元任这个观点，就遵循了简单原则。汉语中的主谓关系是“话题-说明”关系，主语位于谓语之前，宾语位于动词之后，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语之前，我们只需假设“这是没有例外的”就能对汉语的语序作出预言，无需增加“宾语倒装”“定语或状语后置”之类的假设步骤而把事情搞得过于复杂。这就是简单原则，如无必要勿增步骤或类别。两种方案，如能覆盖同样多的事实，哪个简单就哪个好。爱因斯坦说，科学探索的动机就是要画出一幅简单明了的图画，与世界现象有一种天然的和谐，那么语言的科学研究就是要画出一幅简单明了的图画，与语言现象有一种天然的和谐。我们应该改变过去对“简单原则”的忽视。

　　语言学研究的结果应该具有科学性。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话说，就是具有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简单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可证伪性，因而更科学。最近中国科学院孙昌璞院士在“澎湃新闻网”发表了一篇《量子力学何以大道至简》的文章，推荐大家读一读。忽视简单原则是学术评价体系紊乱的一个原因。

　　我曾提过一个观点：“如果某个理论特别流行，那么就要当心。”意思就是科学探索无非是对主流观点的反思。反思主流理论、尊重和贯彻简单原则，这是语言学工作者作为科研人员应尽的本分。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

　　吕叔湘先生身前就非常重视语言学的科学性，多次强调语言学工作者要加强科学性的熏陶和培养。中国语言学要摆脱印欧语的束缚，要走向世界，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更要加强科学性的训练。科学并非万能，语言还有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并非对立，都以追求“简雅”为目标。

　　问题二：中国语言学怎样才能对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变革和创新源泉？

　　在结构主义盛行的年代，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科。结构主义之后，反过来是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成为语言学发展的思想源泉。目前来看，中国语言学对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如哲学、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还没起到理想中的影响。当前的重要工作是要实现语言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要夯实中国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从西方语言学发展史来看，有份量的语言理论都根植于深厚的哲学土壤，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当时的结构主义哲学密不可分，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和当时的行为主义哲学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更是自然主义哲学观的体现，认知语言学背后是新行为主义（Neo-behaviorism）的哲学观。这些语言学的研究取向（研究范式）都是某种特定的哲学观、世界观的体现，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哲学基础赋予了这些研究范式丰富的内涵、持久的生命力，也让它们更容易对别的学科产生影响，譬如索绪尔的语言学直接影响了20世纪的符号学，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影响了人类学，乔姆斯基本人更被认为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相比之下，中国语言学，尤其是汉语语法研究，对于哲学基础的构建重视度还很不够。中国语言学需要根植于深厚的哲学土壤之中，才能对别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产生影响。这一条路还很漫长。

　　说到夯实语言学特别是中国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我本人这些年做了一点点工作，主要体现在我的《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这篇文章中。其出发点不是着眼于范畴的“离散”还是“连续”，而是着眼于范畴的“分立”还是“包含”。就“分立”和“包含”而言，我发现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则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从逻辑上讲，“甲乙分立”可能形成甲和乙的“交集”，“甲乙包含”则不可能有交集，因为乙是甲的子集。“分立”跟“离散”类同，但是“包含”不同于“连续”，连续范畴虽然中间是连续的，但两头还是分立的，不是包含关系。着眼于“分立”和“包含”的区别能更好地说明中西方在语言上的差异：西方的语言 （指印欧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分立为常态，中国的语言（指汉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包含为常态，前者视范畴“分立”为常态，是范畴的“是”观，强调逻辑理性，后者视范畴“包含”为常态，是范畴的“有”观，强调逻辑理性跟历史理性一致。还有“就”和“才”二字的区别表明，西方的哲学是重视必然性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是重视可能性的哲学。关于可能性哲学，建议读一读我们社科院哲学所赵汀阳先生论可能世界和可能生活的相关著作，我本人读后很受启发。总之，这样区分两种范畴观能更好地阐释中国概念，说明中西方思想、行为、文化的异同。

　　问题三：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中，中国语言学应不应该成为一级学科？

　　我赞成中国语言学成为一级学科。问题是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怎么办。这就回到鲁迅提出的问题：“出走是容易的，问题是出走以后怎么办”。关键是在成为一级学科后，要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和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语言学成为一级学科，需要理顺几个方面的关系和学科融合问题，如古汉语所代表的文献语言学与语言学研究，各种外国语言学（如英语语言学、法语语言学、俄语语言学等）和中国语言学，少数民族语言学与汉语语言学等。同时还要考虑语言学和邻近学科，如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人工智能等的关系和融合问题。这些问题理顺了才能构建中国语言学学科的主体性。

沈家煊老师和采访人罗琼鹏教授

（完整访谈稿已经发表于《中国语言战略》2023年第2期，此处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