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涌泉于1951年作为第一批统一分配的大学生,从南开大学外语系分配到语言研究所,从1960年起担任机器翻译研究室副主任,后晋升主任。
刘先生1957年以前,主要是从事翻译工作:当年苏联派了一个顾问谢尔久琴科到我所,刘先生担任他的首席翻译,曾帮助他在中央民族学院讲课,到南宁、昆明、贵阳、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海南岛等地召开民族语文会议,讨论制定文字和建立标准语问题。除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外,还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召开一些座谈会讨论汉语规范化问题。1955年10月至12月相继在北京召开了三个全国大会,即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和民族语言科学讨论会。中翻俄,俄翻中的任务很重,最后的一个大会,刘先生3天只睡了9个小时。
刘先生这个期间的成果参见《苏联创立民族文字和建立标准语的问题》(民族出版社,1956)以及“1955年三个语言大会的回顾”一文。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苏联顾问极力推荐斯拉夫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基础,幸亏我们没采纳。否则,必然会给我们的语言建设和向信息化社会过渡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刘先生无愧为中国机器翻译开拓者,1957年到苏联科学院精密仪器和计算技术研究所作访问学者,探讨机器翻译问题。在1958年5 月莫斯科机器翻译会议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中国第一篇机器翻译论文)
1959年国庆节前,由刘先生主持的俄汉机器翻译在计算所104机上试验成功(输出的是电报码)。1964年出版了《机器翻译浅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78 年,ECMT-78英汉机器翻译规则系统试验成功,这次输出的是汉字。
关于机器翻译研究,还可参见刘先生下面的3 篇文章:(1)“外汉机器翻译中的中介成分体系”(《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 周年学术论文集(语言研究所卷)2007》,该文的英文本The System of Intermediate Constituent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Foreign Languages into Chinese 见New Papers on Chinese Language Use
刘先生为中文信息处理研究奠基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汉字编码问题提上了日程,刘先生作为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机器翻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组织了第一次汉字编码学术交流会(青岛,1978)。1981年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成立,刘先生作为副理事长兼自然语言处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组织了大量学术活动,并结合自己的语言学专业向计算机领域的同事作了多次报告。请参阅(1)“为建立最佳的现代化语言信息系统而努力”《语言学现代化和计算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该文描述了言语识别、言语合成、问答系统,机器翻译、术语数据库、自动作文摘等问题。[附带作个检讨,该书没有亲自校对,错印太多,对不起]。(2)“谈谈词库问题”;(3)“中文信息处理的难点及其解决途径”,中英文本均可见拙著《应用语言学论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刘先生为字母词的倡导者。1994年刘先生在《语文建设》第10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字母词的文章“谈谈字母词”,在语言学界引起了一场小风波。刘先生的确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字母词不断涌现,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此,刘先生编了两本小词典《字母词词典(Dictionary of Lettered Words)》(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汉语字母词词典(Chinese Lettered Words Dictionary)》(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关于字母词的问题,还可参阅刘先生下面的两篇论文:“汉语词汇的新发展(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xicon)”和“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On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Lettered Words)”,中英文本均见《应用语言学论文集》。
刘先生曾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员,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第二分会(标音转写)副主任委员,主张对术语的翻译不要强求意译。发表的论文有:“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中国语文》1984-4);“信息社会和术语学”(《情报科学》1993-3),“语言学和术语学”(为台湾学者作的报告,见《应用语言学论文集》)。
关于辞书编纂,除了上述的两本字母词词典外,刘先生还编了或参加编了《俄汉汉俄对照语言学名词》(科学出版社,1961),《英汉语言学名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多语对照语言学词汇(英、法、德、俄、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海峡两岸词语对释》(中国标准出版社,1992),《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任“应用语言学”分支主编,1988。另外,刘先生还对《ABC汉英词典》七万多词条进行了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