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荣芬（1922—2015），男，字欣伯，1922年出生，安徽寿县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免试进入本校中国文学研究所读汉语音韵专业研究生，1950年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曾先后任《中国语文》杂志编委、 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语言学科片研究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副会长、 会长、顾问等职。并任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音韵学》副主编、《续四库全书·经部》特约编委、《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编辑部顾问。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邵荣芬先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汉语音韵学，对于汉语词汇研究和词典的编审也多有涉及。

　　音韵学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华书局2011年校正）、《中原雅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中华书局2008年校订本，2016年5月中华书局再版）、《经典释文音系》（台北学海出版社，1995年）、《法伟堂经典释文校记遗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集韵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邵荣芬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

　　论文主要有《〈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语言研究》1981年创刊号）、《略说〈经典释文〉音切中的标准音》（《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82年）、《古韵鱼侯两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古韵鱼侯两部在前汉时期的分合》（《中国语言学报》，1983年第1期）、《古韵幽宵两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释〈集韵〉的重出小韵》（《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试论上古音中的常船两声母》（《罗常培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陈第对古韵的分部和音值的假定》（《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号、1989年第1期）、《〈经典释文〉的重音音切》（《中国语文》，1989年第6期）、《〈中原音韵〉音系的几个问题 》（《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1991年第1期）、《〈切韵〉尤韵和东三等韵唇音声母字的演变》（香港大学《东方文化》，1991年第1期）、《陆德明反切用字析略》（《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言研究》1991年增刊）、《〈康熙字典〉注音中的时音反映—声调、韵母部分》（《语言》，2001年第2集）、《释〈韵法直图〉》（《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经典释文音系〉中的几个观点》（《中国语文通信》，1991年第17期）、《欣欣向荣的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上古阳声韵若干字的归部问题》（《语苑新论──纪念张世禄先生学术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明代末年福州话的韵母和声调系统》（《音韵学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4年）、《陈第》（《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集韵〉韵母特点纪要》（《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再证》（《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第7期）、《论〈集韵〉的洪细》（《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吴棫〈韵补〉和宋代闽北建瓯方音》（《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又载《音韵学读本》刘晓南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康熙字典〉注音中的时音反映—声母部分》（《薪火篇》，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韵法横图〉和明代南京方音》（《汉字文化》，1998年第3期；又载《语言文字学》，1998年第11期）等。

　　邵先生在《〈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的音系，只是部分地集中了一些方音的特点。具体地说，当时洛阳一带的语音是它的基础，金陵一带的语音是它主要的参考对象。”尽管《切韵》音系带有综合成分，但仍然可以作中古语音的代表，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是应该肯定的。之后，邵先生又在专著《〈切韵〉研究》里通过对《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进行了深入研究，比较了它和《广韵》的异同，定声母37个，韵类324类，多有所获。对《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基础方言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并对《切韵》音系作了新的构拟。对《切韵》音系的一些特点，比如唇音不分开合、俟母独立、常母和船母在韵图中位置误换、幽韵的性质、严凡互补等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敦煌俗文学中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文首先肯定了别字异文在汉语语音研究中的重要价值，然后根据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揭示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诸多特点，比如疑影两母三四等和瑜母不分、尤幽两韵不分、止摄开口和齐韵开口不分、-m尾和-n尾合并等，这些都是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中没有提到的。

　　《〈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首先考证了其作者为张参，认为《五经文字》记录的是秦音。通过与《广韵》反切的比较，指出了其主要语音特点：轻重唇音分化、皆佳夬麻四韵相混、清青合并等，认为这些语音特点为我们提供了自《切韵》之后最早的语音演变。

　　《〈中原雅音〉研究》一书是对于近代语音的研究，邵先生根据《韵学集成》所引材料考证了《中原雅音》一书的存在，认为是1398年到1460年间的著作。通过对《洪武正韵》中所收《中原雅音》一万两千多字的研究，认为《中原雅音》音系有20个声母、42个韵母和3个声调，基础方言是河北西南部井陉一带语音。这是有别于《中原音韵》的一个语音系统。

　　《汉语语音史讲话》是对于汉语语音发展历史的综合论述著作。书中介绍了汉语语音在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中声、韵、调的概貌，普及了汉语语音史知识，并介绍了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方法和原则。

　　《经典释文音系》对陆德明《经典释文》的语音系统做了全面研究。邵先生根据首音考证出了陆德明的音系，主张陆氏音系是以金陵音为基础的南方地区的标准语音系，具有跟《切韵》对等的地位，本书列出陆德明同音反切字表， 展示陆氏音系格局。

　　在词汇研究方面，《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对若干汉语固有的词而被误认为是日语词作了辨析和考证。

　　另外，邵先生参加了1973年版和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审查和修改工作，并审定了《辞源》的全部注音。

　　邵荣芬先生的座右铭是“认认真真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他一生兢兢业业、踏实努力地工作，为我国音韵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音韵学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邵先生为入宽厚正直、淡泊名利，他的学者风范也在学界享有盛誉。

邵荣芬学术自传 

　　我的研究工作可大致分为前后两期。整个20世纪50年代为前期，主要研究汉语规范化问题。1952年发表了《统一民族语的形成过程》一文，针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认识，提出了基础方言以和平扩展的方式形成民族共同语的新论点，受到了前苏联语言学界的重视，被译载于苏联科学院《语言学问题》上。1953年与陆志韦合作研究外国人地名汉字对译的规范问题，制定了英、俄、德、法四种语言人地名译音统一标准方案（中国科学院内部印本），对汉语译名规范作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尝试。1956年为贯彻执行国务院编好以确定词汇的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指示精神，与郑奠等合作撰写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为《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做了方法和理论上的准备。我撰写其中《释义》一章，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对词典中词的使用范围、同义词的分析、词义的解释以及引例等问题，提出了五十多条处理意见，为汉语词典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对研究词汇和词典学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还先后参加了约两年半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审查修改工作。

　　从60年代起，主要投入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内容涵盖了语音史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下面依次介绍其主要部分。

　　《汉语语音史讲话》一书是音韵学普及读本。由于音韵学文献往往晦涩难懂，致音韵学向有绝学之称。为此一本通俗易懂的音韵学读物就必不可少了。因此我撰写了该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音韵学的内容、概念、研究方法等，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

　　《试论上古音中的常船两声母》一文统计分析了谐声、读若和汉代的异文通假，得出了两点结论：上古常船两母分立；常船位置互倒，常是塞擦音，船是擦音。《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和《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再证》两文根据谐声、读声、异文、通假、现代方言、梵汉对音等论证了匣母字跟K类相通的为匣1类，与群母通读g,跟云母或非K类相通的为匣2类，与云母同读。认为此说可以避免诸家学说的各种弊端。《上古阳声韵若干字的归部问题》一文认为“允声、丰声”当归冬部，“黾声、蝇声”当归阳部，“夐声、虔声、免声”当归元部，“㒼声”当分归元部、文部，“令声”当归真部，“西声、垔声、薦声”当归文部，“衔声”当归谈部。

　　《古韵鱼侯两部在前汉时期的分合》和《古韵鱼侯两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两文认为罗常培、周祖谟提出的两汉鱼侯两部不分的主张，李方桂因而据以断言中古的语音系统不能从汉代的标准语求得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前篇首先指出鱼侯合韵的比例很低，并未超出韵部划分的一般限度，而且鱼部与歌部通押，侯部绝不与歌部相通。这都证明前汉鱼侯并未合并。后篇发现后汉鱼侯通押较多是因侯部的虞韵字与鱼部通押较多造成的。如把侯部的虞韵字改归鱼部，则鱼侯通押大减，鱼侯分立就极为明显。后汉鱼侯分立，也进一步证明了前汉鱼侯合并的不可能。此两文否定了汉代鱼侯合并的错误学说，解决了上古到中古语音发展上的一个本不存在的难题。《古韵幽宵两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一文分析了后汉的押韵资料，发现幽部的效摄字多通宵部，流摄字多通侯部，说明后汉，尤其是王充以后，古幽、宵、侯三部已变成了中古流、效两摄的格局。

　　《陈第对古韵的分部和韵值的假定》一文根据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书中对古韵字所假定的读音，用系联法加以归纳，考出他心目中的古韵分为三十五部，不计声调为十七部。从而对陈第古音学的得失能够做出迄今最为全面和深入的评价。

　　《<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一文提出了《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以洛阳话为基础的活方言音系，只是部分地集中了一些方音特点的论点。在当时音韵学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一文发现反映8世纪洛阳音何超反切系统俟母独立，可以说是与《切韵》相合的惟一音系，从而又为上述论点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

　　《<切韵>研究》一书主要论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切韵》音系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二是对我国学者对高本汉论点的一些重要修正表示支持，并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如全浊声母不送气，j化说的不合理，纯四等没有i介音等。三是对前人已经作了论述，但还不够透彻的一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如唇音不分开合，俟母的独立，常船的地位韵图误倒，幽韵的性质，严凡的互补等。四是对某些被否定的传统说法，作了深入论证，认为符合史实，不应否定。如泥娘的分立，调值的四分等。五是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如重纽韵字的归类，重纽的音值，庚三等的性质，一些韵母音值的假定等。本书在集成中有所创新，把对《切韵》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经典释文>音系》一书认为王力把《释文》反切看做是一个统一的音系是错误的。指出陆德明具有标准音概念，应当把它所引录的前人反切区别对待。该书根据甄别出来的陆氏标准音反切，用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考明了作为当时江南读音的陆德明音系。发现陆氏音系与《切韵》音系在声、韵母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因而提出六、七世纪间存在两个标准音的主张。跟以洛阳话为基础的北《切韵》相对，元朗音系不妨叫做南《切韵》。南北标准音的说法对理顺汉语音韵的方言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说法伟堂经典释文校记遗稿》一文指出了法氏根据“校正字音”、“辨明音类”、“以等韵正切”、“以规避规则正切”、“以古音正切”等五个方面校正了《释文》音切。既可以补清人的不足，也可以给今人以启发。

　　《<切韵>尤韵和东三等韵唇音声母字的演变》一文根据《经典释文》、《博雅音》、颜师古《汉书注》、玄应《一切经音义》等反切，认为尤韵和东三等明母字所以未变轻唇，是因为在变化之前它们已经失去了i介音，变入一等，从而使唇音轻化规律对之不起作用的缘故。《<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一文一方面揭示了8世纪中叶长安一带音变的一些重要特点，如唇音已经轻化，三四等开始混并等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提出了反切比较法，并为之确立了一套基本原则。此法是研究散见反切的有效方法，可以补充系联法的不足。《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文根据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考证出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许多特点，是对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的更正和补充。多年来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

　　《<集韵>音系简论》一书首先讨论了众多的重出小韵，认为它们除了重纽和少数因音变导致重出的以外，一般均不表示语音上有不同。然后对《集韵》的声韵母重新作了考定。认为白涤洲让喻三独立，在反切上找不到证据，常船虽混，但是否合一，也在疑似之间。韵母方面，发现只有魂歌两韵舌齿的开合大概已变同今音，其他有些韵之间虽偶有混切，但多为孤例，不足以定其并合。与此可见《集韵》的守旧态度。不过从反切上下字的搭配关系上，无意中透露出当时二等开口和四等的见系字大概已经腭化的消息。文章末节为《音节表》。据多种版本和校记作了校刊，比较可靠。

　　《<中原音韵>音系的几个问题》一文论证了三个问题。第一，论证了《中原》唇音开合不对立，韵表中可以一律置开口，各家置开置合混乱，应该纠正。第二，论证了江阳韵中古阳韵知章组字当做tʃiaŋ等，古阳韵庄组字及古江韵知庄组字当做tʃaŋ等。又论证了东钟韵中tʃ等当拼洪音，即uŋ韵。论证了萧豪韵有ɑu,au,iau,uɑu四个韵母。《<中原音韵>尤侯韵中<广韵>尤韵明母字的音韵地位》一文讨论了《中原音韵》尤侯韵中“繆矛眸鍪蟊牟麰侔”八个同音字是读归-əu还是读归iəu韵的问题。文章论证了这类字在《集韵》、《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切韵指掌图》、《五音集韵》、《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四声等子》、《经世正音切韵指南》八部书中都读-əu不读-iəu。从而可知《中原音韵》这类字的韵母也都读-əu不读-iəu，把它们归入-iəu韵是错误的。

　　《中原雅音研究》一书主要根据章黼《韵学集成》所引述的《中原雅音》注音资料，通过考证和构拟，使失传已久的《中原雅音》音系基本上得到了还原。作者认为《中原雅音》是1398~1460年之间的产物，其基础方言大致是河北井陉一带的方言。音系具有很多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语音特点，如只有三个声调，影疑母字失声母后，在一定条件下，增生了n声母等等。从而能为进一步弄清近代北方语音发展的脉络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

　　《吴棫<韵补>和宋代闽北建瓯方言》一文根据吴氏用《集韵》反切为其所定古音注音时往往掺入他自己的乡音，即建瓯方音这一事实，考证了建瓯方音的声母系统，发现今日闽北十五音的雏形远在12世纪中叶即已在建瓯地区大致形成。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又根据吴氏的譬况注音和对古今音的比较和描述，考证出建瓯方音韵母和声调的一些特点。韵母如止摄开口精庄两组声母字的韵母读近鱼虞两韵的韵母，止摄开口其他声母的韵母读近齐韵开口的韵母；粳摄二等读同或读近先韵；-n –ŋ尾不分；泰合口和队韵合一；祭开口和志韵不分等等。声调如有阴、阳去和阴、阳入、浊上变入浊去等，这都与今日建瓯话相合。惟有阳平是否像今日建瓯话并入了上声，则不得而知。《明代末年福州话的声母系统》和《明代末年福州话的韵母和声调系统》两文根据陈第用其家乡福州话为其所定古音注音的材料，考证了当时福州话的声韵调系统，发现除了韵母系统跟今日福州话尚有区别外，声母和声调都已跟今日福州话基本相同。《<康熙字典>注音中的时音反映》一文（分两次发表）根据《字典》注音中直音和反切的不一致，考证出18世纪官话的声韵调系统。除系声母的出现不太能确定外，其余跟今日普通话已无区别。《<韵法横图>与明末南京方音》一文发现《韵法直图》有抄袭《横图》之处，从而跟一般的看法相反，认为《横图》成书在《直图》之前。文章根据《横图》的韵表和表注，考出了当时的南京音系。声调五个，全同今日南京话。声母二十一个，跟今日南京话的主要不同只是在于明母仍是v,n与l不混，系声母还未出现。韵母与今日南京话的差别略多一些，如-n还未鼻化，uon(官)与uɑn(关)仍有区别等。《释<韵法直图>》一文进一步论证了《直图》后出问题，并考出了它的音系。

　　《陆志韦》一文，对陆志韦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做了详细的评述。《我和音韵学研究》一文谈了作者多年研究音韵学的一些体会。

　　以上是我研究音韵学的主要论著。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为建立科学的汉语语音史提供依据作出了贡献。

　　或曰你研究音韵学多年，有什么捷径没有？答曰：捷径似乎不多，笨办法也许有一个，就这是朝于斯，暮于斯，书不离口，笔不离手。如斯而已。

邵荣芬

二〇一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