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代直譯體文字所反映的蒙漢語碼轉換機制》，《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二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1页-234页。

　　(2)《清代句末語氣助詞“是呢”“才是呢”》（祖生利、毕晓燕），《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一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8页-288页。

　　(3)《助词“著”的产生与发展再探讨》（与Redouane Djamouri[罗端]合著），收入Language in Contact in North-wesern China: Historical and Synchronic Studies, ECOLE DESHAUTES ETUDES EN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Paris，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2015年5月， 97页142页，6万字。

　　文章针对不断有学者提出的关于汉语时体助词“着”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了阿尔泰语的接触影响的假说进行检讨。认为中古至唐五代，“着”由表“附着”义的动词渐次语法化为持续体和完成体标记，其过程和机制已相当清楚，并非像一些学者主张的那样，是阿尔泰语并列副动词词尾的直接借贷，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则可能受到了他族语的接触影响。文章主要利用元明蒙汉对译材料，具体探讨了元代蒙古语对北方汉语助词“着”的发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和途径。指出在汉语历史演变的某些阶段上，来自内部的语法化动因和外部的接触影响往往结成一股合力，而后者常常是一种隐性的力量，推动、促进了演变的发展。这就修正了以往学界所普遍认为的如果一个语言变化能够从汉语自身加以说明，那么就不必借助外部影响来解释的片面看法。

　　(4)《代词词尾“着”的来源》，《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八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11月，第166页-194页，4万字。

　　文章从汉语自身演变和语言接触的角度，探讨现代汉语代词词尾“着”及“这么着”、“那么着”、“怎么着”说法的来源。认为代词词尾“着”产生于清代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汉语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它源于时体助词“着”，是“着”表示方式用法的进一步扩展的结果，即“这么、那么、怎么”替代了“V1着V2”结构中V1的位置；同时受到三音节样态指代词“般样”义后缀的类化，进而获得了称代用法。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这么着”、“那么着”、“怎么着”说法的出现和盛行同满语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跟元代的“那般者”一样，“这么着”、“那么着”、“怎么着”也主要用于称代，特别是构成假设、条件或原因复句的前一分句，以引起下文，这是受了满语“诺辞”je及其相关说法和uttu/tuttu oci、uttu/tuttu ofi、uttu/tuttu ome等固定表达影响的结果。“那般者”与“这么着”、“那么着”并无直接继承关系,而是不同历史时期阿尔泰语同汉语强烈接触所产生的若干个具有类型学共性的干扰特征之一。

　　(5)《清代旗人汉语的满语干扰特征初探——以〈清文启蒙〉等三种兼汉满语会话教材为研究的中心》，《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六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11月，187页-227页，5.5万字。

　　文章以清代中期编写的三种重要的兼汉满语会话教材——《清文启蒙》、《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作为研究对象，系统调查了其汉语会话部分所呈现的若干满语的干扰特征，并对照相应的满语，揭示了其满语的主要来源。如“（的）上/上头”用作原因后置词，是满语与-位格后缀-de和原因后置词jakade、ofi等的反映；句末常使用时体助词“来着”，主要是对应满语特殊动词bi-的陈述式过去时终止形bi-he及-mbihe/-me bihe（过去进行体）、-ra bihe（过去未完成体）、-ha bihe（过去完成体）等相关时体构式的结果；句末常用语气助词“是呢”表示祈使，是满语第二人称祈使式V-cina的音借；“说”和“的话”用作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等的标记，是满语的引语表示法，特别是引语动词se-用法的反映；一些副词在共现语序和意义、用法上有别于标准汉语，是满语的语序和相关副词用法的反映，等等。文章认为这些大量满语干扰特征的存在，反映了清代中期旗人汉语的基本特点和实际面貌。同时,通过与元代蒙式汉语的比较可以发现，蒙式汉语里受蒙古语语法的影响而产生的众多特殊语法现象，在清代旗人汉语里大都同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和所对应的来源语的句法成分上有所不同，两者呈现出许多接触的类型学共性。这对于揭示汉语同阿尔泰语言接触的一般规律具有昭示意义。

　　(6)《古本〈老乞大〉的语言性质》，《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第17页-53页，5.5万字。

　　论文重点探讨了古本《老乞大》语言的性质和这种汉语变体可能的产生过程。笔者认为，古本《老乞大》反映了元代后期大都一带的“汉儿言语”，它是在辽金“汉儿言语”的基础上，重又加上蒙古语的接触影响所形成的。作为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官话同中古蒙古语强烈接触的产物，在元代后期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实际地使用着。古本《老乞大》语言的特征、性质、形成的过程，与今天青海汉话、甘肃临夏话、唐汪话等西北接触方言颇为相似，可以相互印证。它们都产生于汉、蒙、回、藏等多族群长期密切接触的环境下，因缺乏足够的双语人而迫切需要产生一种中介语言。由于经济文化地位和人口数量等社会因素，决定了这种中介语言以彼时当地的汉语作为词汇供给语，而语法则是汉语同蒙古语族等语言的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折中、混合。在成为融合后的言语社团日常生活的第一语言后，它们都多少已经“克里奥尔语化”了。同唐汪话的情形类似，元代“汉儿言语”的形成也是通过“蒙式汉语”这一中间环节。经由与它的直接或间接接触，这种带有大量蒙古语干扰特征的皮钦汉语为广大汉人所“耳濡目染”，并出于功利等目的而有意模仿，其中一些标志性的特征逐渐进入到原先的官话里。元代后期随着中原蒙古人社团汉化程度的加深，大都一带相当多的蒙古人已融入到原来的“汉儿”社团。经过“协商”，原先的官话吸收了“蒙式汉语”的若干特征，形成新的“汉儿言语”，作为融合后的“汉儿”社团共同使用的第一语言。

　　(7)《试论元代的“汉儿言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9年8月，第124页-135页，1.5万字。

　　太田辰夫（1953）最早提出汉语白话发展史中“汉儿言语”的问题。本文在太田先生导夫先路的文章基础上，运用语言接触的一般理论，着重对元代“汉儿言语”的性质，元代“汉儿言语”与“蒙式汉语”、“纯汉语”的关系，元代“汉儿言语”的形成、发展及使用的地域、范围，以及反映元代“汉儿言语”的材料等问题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文章还列举了元代“汉儿言语”的若干词汇借用和句法混合的事例。

　　(8)《〈直说通略〉和它的语言特色》，《语言学论丛》第三十八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335页-352页，1.5万字。

　　文章介绍了《直说通略》一书的作者、编撰、出版和收藏等有关情况，探讨了其语言上的重要特色：人物对话贴近当时口语，并且包含许多蒙古语干扰特征。笔者认为，这些干扰特征是经由“耳濡目染”、“协商”等接触机制，从蒙式汉语吸收到北方汉语里来的。

　　(9)《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以直译体文献的研究为中心》，《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1期，第1-13页，2万字。

　　元代大量的直译体文献是以蒙古人所说的蒙式汉语为口语基础的。本文探讨了蒙式汉语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反映蒙式汉语的语料及蒙式汉语的性质等问题，认为蒙式汉语本质上是一种以北方汉语为上层语言、以蒙古语为底层的皮钦语。文章还以直译体文献为主要调查对象，系统描写了蒙式汉语的时体表达系统，着重揭示其在时体范畴的表达上，因底层影响而出现的若干有别于标准汉语的蒙古语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语言接触理论中有关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时体系统普遍特征的论述加以检讨，解释了蒙式汉语具有不同于一般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特征的后置时体标记的原因。

　　(10)《元代白话碑文的体例初探》（与[日]船田善之合著），《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17-135页，2.5万字；《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

　　元代白话碑文是研究元代历史、宗教、语言等的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首先概括介绍近代以来元代白话碑文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情况，然后对现有的白话碑文进行系统考察，从内容和形式上发明其中的某些体例，诸如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旨书的格式、纪年方法，数旨同刻的排序等。明了这些体例，对于判定旨书颁发的年代，了解元代公文制度的特点，以及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些碑文，具有重要意义。

　　(11)《近代汉语“们”缀研究综述》，《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4期，第49页-55页，1.2万字；《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

　　“们”缀的出现是近代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发展。本文从“们”缀的书写形式、来源和用法三个方面概括介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近代汉语“们”缀研究的基本情况，对其中某些问题或补充他人的观点，或提出自己的看法。

　　(12)《元代蒙古语同北方汉语语言接触的文献学考察》，《蒙古史研究》第8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52页-79页，3.8万字。

　　(13)《元代白话碑文的直译体特征》，收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文学分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1295页-1402页，8.5万字。

　　元代白话碑的原文多以回鹘式蒙古文或八思巴字写成，然后译为白话汉语，具有鲜明的直译体特征：其基本词汇来自元代北方汉语现实口语，语法上则是蒙汉两种语法的杂糅，与纯粹汉语有很大不同。白话碑文中蒙汉混合的语法现象，是这一时期语言接触的生动体现，有着现实的口语基础。本文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对白话碑文中种种特殊语法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包括：复数词缀“每”的特殊用法；方位处所词的格标记作用；代词的某些特殊用法；某些助词，如“者”、“着”、“了”、“来”、“底”、“呵”、“一般”、“也者”的特殊用法；动词“有”、“道/说”、“教”的特殊用法，等等。文章同时考察了元代的相关文献，指出由于蒙汉语言接触，不少蒙古语语法特征已经渗透到元代北方汉语里。

　　(14)《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原因后置词“上/上头”》，《语言研究》2004第1期，第47页-52页，1.3万字。

　　文章考察了元代直译体文献中方位词“上/上头”的原因后置词的特殊用法，指出此种用法主要是直译中古蒙古语表示原因的后置词tula和形动词工具格附加成分-^.ar /-bar的结果，并非宋元汉语所固有。文章解释了直译体文献用“上/上头”对译tula和-^.ar /-bar的原因：1. 两者语法位置相同；2. 宋元时期方位词“上/上头”语义进一步虚化，功能进一步扩大，与tula和-^.ar /-bar有相通之处；指出元代非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原因后置词“上/上头”的用例，是中古蒙古语向元代汉语渗透的结果。

　　(15)《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么道”》，《民族语文》2004第4期，第51页-56页，0.8万字。

　　文章利用元代明初蒙汉对译材料，讨论元代直译体文献中常见的特殊短语“么道”与中古蒙古语引语动词ke^.e的对应关系。指出由于语言接触，原本属于蒙古语语法成分的引语动词很可能一度渗透到元代汉语里。

　　(16)《元代直译体文献中助词“一般”和“也者”的特殊用法》，《民族语文》2003第6期，第28页-34页，1.1万字。

　　文章揭示了元代直译体文献中比拟助词“一般”和语气助词连用形式“也者”不同于元代汉语的特殊用法：“一般”常用于句末，表示说话者对某种情况的委婉肯定；“也者”用于句末，表示一种确定、强调的语气。指出这两种特殊用法的出现是对译蒙古语相关成分的结果：“一般”对译于蒙古语比较后置词metü，“也者”对译于蒙古语强调助词je。由于语言接触，这两种特殊用法一度渗透到元代汉语里。

　　(17)《〈元典章·刑部〉直译体文字中的特殊语法现象》,《蒙古史研究》第7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38页-190页，6万字。

　　论文考察了《元典章·刑部》直译体文字中诸多特殊的语法现象，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利用元代白话碑文、《蒙古秘史》等蒙汉对译材料，对这些特殊语法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解释。

　　(18)《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中国语文》2002年第5期，第459页-472页，2.5万字。

　　文章主要利用元代白话碑文蒙汉对译材料及《蒙古秘史》、《华夷译语》译文，对白话碑文等元代直译体文献中助词“者”、“有”、“了”、“来”、“着”、“呵”、“的”对应中古蒙古语动词式、时、体等附加成分的特殊用法加以揭示。指出由于蒙式汉语的影响，有些特殊用法已经渗透到元代北方汉语里。

　　(19)《元代白话碑文中复数词尾“每”的特殊用法》，《语言研究》2002年4期，第72页-80页，2.1字。

　　文章利用元代白话碑文的蒙汉对译材料及《蒙古秘史》的旁译，讨论白话碑文及《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代直译体文献中所见复数词尾“每”的特殊用法。指出：中古蒙古语里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形动词等均有数的变化，与元代汉语差别甚大。白话译文在翻译蒙古语原文时，基本遵循了汉语固有的习惯表达：除指人的名词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用词尾“每”来对译外，其他词类的复数形式一般并不译出。但由于母语的干扰，蒙古翻译者们仍然把一些蒙式的表达带到汉语译文中，使得直译体文献中出现一些有悖汉语习惯的词尾“每”的特殊用法。这些特殊用法有的已经渗透到元代汉语里。

　　(20) 《景德传灯录》中的联合式复音词，《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第58页-63页，1.1万字。

    文章从语义、词性、词序等方面详细考察了《景德传灯录》中联合式复音词的构成情况。通过研究发现：《灯录》中联合式复音词内部构成较前代更为复杂多样：同素异序词、与今异序词大量存在；同义类聚体大量涌现；同义副词大量架叠使用；产生了众多新词新义；不少单音词向半自由语素转化。这表明《灯录》所反映的晚唐至宋初汉语词汇复音化程度的加深和水平的提高。

　　(21)《元代白话碑文中方位词的格标记作用》，《语言研究》2001第4期，第62页-75页，2.8万字，《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2年第5期全文转载。

　　文章通过白话碑文与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语原文（拉丁转写）的比较对照，考察了白话汉译中方位词“里”、“内”、“根底”、“根前”、“上”、“上头”、“行”、“处”（一处）等与中古蒙古语静词的领格、宾格、与-位格、工具格、离格、共同格等附加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了白话译文中方位词所表示的“特殊”语法意义；并结合《蒙古秘史》的汉字旁译、总译，指出在《元典章》、《通制条格》、《孝经直解》等其他直译体文献，及《老乞大》、《朴通事》、《正统临戎录》等材料中汉语方位词标记蒙古语静词格附加成分的功能，进而解释直译体文献以汉语方位词对译蒙古语格附加成分的主要原因：1. 汉语方位词的后置性特征与蒙古语静词的变格成分相一致。2. 宋元时期汉语方位词意义、功能虚化，与蒙古语静词的变格成分有相通之处。最后推测，金元明初汉语文献里“介词+NP+方位词+VP”结构中介词的省略现象，可能与北方阿尔泰语静词变格形式的影响有关。 

　　(22)《元代白话碑文中代词的特殊用法》，《民族语文》2001第5期，第48页-62页，2.6万字。

　　文章主要利用白话碑文蒙汉对译材料，对元代白话碑文及其他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代词的几种特殊用法加以揭示，指出产生这些特殊用法的原因是受到了蒙古语原文的影响。例如：1、第一、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我每/俺/俺每/咱每”、“你每/您/恁/恁每”不用作单数，因为它们所对应的蒙古语人称代词bi与ba（排除式）、bida（包括式），ci与ta，及其变格形式有着严格的数的对立。2、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排除式和包括式未严格对立，“俺”“俺”（“俺每”、“我每”）与“咱（喒）每”均可对译于中古蒙古语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bida-的变格形式。3、指示代词“这的（底）每”、“那的（底）每”用同第三人称代词“他们”，且有近指、远指之别，这是因为中古蒙古语里缺乏独立的第三人称代词，常借用近指或远指的指示代词来表示。4、人称代词领格形式“俺（每）的”、“他（每）的”作定语，置于中心词之后，这是对中古蒙古语后置性的manu（我们的）、anu（他们的）的直译；5、疑问代词前加“不拣”等连词表示任指，用来对译蒙古语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6、用“不……那甚麽”对译于中古蒙古语里一种特殊的反问句式，即以“不”对译于充当动词修饰语的形动词将来时形式’ülu^.u，以“那甚麽”来传达这种句子所表达的反诘语气。

　　(23) 《〈景德传灯录〉中的偏正式复音词》，《古汉语研究》2001第4期，第78-82页，1.1万字。

　　论文详细考察了《景德传灯录》中偏正式复音词语义和词性构成状况。研究发现：《灯录》时代偏正式复音词无论在语义构成，或是词性构成上，较之先秦和中古都有长足发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近代汉语早期阶段汉语词汇复音化已渐臻成熟。

　　(24)《〈景德传灯录〉中的附加式复音词》，《开篇》[日]第21卷，好文出版，2002年3月，第85页-94页，1.5万字。

    论文穷尽调查了《景德传灯录》中附加式复音词（包括附加前缀复音词和附加后缀复音词）的使用状况，发现《灯录》所反映的唐五代宋初时期，汉语附加式构词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不仅体现在产生了众多新兴的词缀，如“将”、“着”、“了”、“得”等虚化为表示时体的动词后缀，改变了以往汉语附加式一直缺少动词后缀的状况，标志着附加式构词法的成熟和完善；还体现在许多中古旧有的词缀用发生也有了显著发展，如“子”缀语义上由前代多表示具体事物，扩大到表示抽象事理和数量，构成音节上，前代多为双音词，《灯录》则多见三音节甚至四音节词。《灯录》时代附加式复音词开启了现代汉语附加式的源头。

　　(25)《〈景德传灯录〉中的补充式复音词》，《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16页-19页，0.8万字。

　　《景德传灯录》是研究唐至宋初，特别是晚唐五代汉语的宝贵资料，考察其中补充式复音词的使用状况，可以发现：《灯录》所反映的晚唐至宋初汉语中的动补结构已日渐凝固，逐步词化，并因此产生众多补充式复音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是汉语词汇复音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

　　(26) 《〈景德传灯录〉中的支配式和主谓式复音词浅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76页-78页，0.7万字。

　　通过穷尽式研究发现，与前代相比，《景德传灯录》中支配式复音词和主谓式复音词都有显著的发展：支配式复音词数量更多，种类更齐备，新兴的支配结构具有很强的能产性；主谓式复音词已基本成熟，现代汉语里双音主谓式合成词的重要类型，此时已大体具备了。

　　(27)《中古汉语副词“都”的用法及语义指向初探》（与高育花合作），《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64页-69页，0.9万字。

　　中古汉语中新兴副词“都”的语法意义比较复杂，既可总括主语全体，又可表示某种性质遍及事物全部或动作发展全面周到，还可表示对动作行为的次数或事物数量的统计；副词“都”语义指向宽泛，既可指向主语、谓语和宾语，还可指向兼语、状语；另外，副词“都”与所指对象间的位置也很灵活。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副词“都”在中古汉语中比较盛行。

　　(28)《释“春风”》（与侯兰笙合作），《古汉语研究》第1999年第1期，第48页-49页，0.4万字。

    论文以李白《清平调词》第三首“解释春风无限恨”一句为切入点，举同期及后代用例论证了“春风”有“美人”这一比喻义。

　　(29)《〈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补说》，《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第98页-102页，0.8万字。

    现代汉语语气词“呢”的用法可分为表示疑问语气的呢1和表示陈述语气的呢2两大类，唐宋时期，呢1的形体和用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字形由古老的“尔”字变成了“渐（上）+耳（下）”、“你”、“尼”、“口尔”，已十分接近“呢”字；用法由先秦、中古的表强调问和反复问，发展到表承前问和假设问。语气词“那”早在中古即已出现，不会是唐末才产生的“渐（上）+耳（下）”的音变形式，其基本用法无大的变化，主要用于构成真性或假性的是非疑问，与“尔”的用法有很大差异，自然不可能是由“尔”到“呢”的中间形式。

　　(30)《〈景德传灯录〉中的三种复音词研究》，《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4期，第61页-65页，1万字。

　　论文对《景德传灯录》中的重叠式复音词、复音单纯词、综合式复音词三种复音词进行了考察。调查发现，《灯录》时代重叠式复音词以语素重叠和词的重叠为主，先秦发达的语音重叠已退居次要地位。特别是词的重叠式得到显著发展。但同现代汉语相比，一些重要的重叠形式刚刚产生或没有产生，说明这一时期重叠式还未完全成熟。重叠式复音单纯词包括音变单纯词和音译单纯词两类。音变单纯词主要是形容词，多数前代已经产生，具有前期音变单纯词(联绵词)的特点。但有的单纯词基本义位发生了变化，有的获得了多个义位。有的则是新近产生的。音译单纯词为数不少，主要是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较少。综合式复音词较前代有突出发展。意义类别上，除表职官、身份、器用、动植物、方所、称谓、容饰等外，还可以表动作、情貌、称代范围等意义。结构方式上，第一层次偏正式与附加式并举二偏正式的又有十二种构成方式，附加式的又有九种构成方式。音节数目上，普通名词中四音节词明显增多。由双音节向多音节发展体现了汉语词汇演变的新趋势。《灯录》综合式复音词还包括大量梵语外来词，这些外来词又分音兼意译词和意译词两类。  

　　7、学术译文

　　(1)《马王堆帛书及其传世本之比较》（[美]鲍则岳原作），《中国古文字研究》（[美]夏含夷主编，中西书局，2013）第八章，第244-274页，3万字。

　　(2)《汉语和阿尔泰语互相影响的四项例证》（罗杰瑞原作），收入《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论文集》（曹广顺等主编，语文出版社，2010），第61页-65页，0.7万字。  

　　8、一般文章

　　(1)《学者气度，诗人情怀——院荣誉学部委员周定一访谈》，收入《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下）》，方志出版社，2007年8月，第1167页-1178页，1.5万字；又刊于2008年6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有删节；又收入《周定一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487页-492页。

　　(2)《她把学问看得很重——院学部委员江蓝生访谈》（与赵长才、杨永龙合作），收入《学问有道》，第136页-148页，2万字；又《文史知识》2008年第1、2期连载。

　　承担课题

　　已完成课题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汉语同阿尔泰语语言接触的历时和共时研究”（项目批准号：08AYY004），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

　　2、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资源调查重点项目“元代白话碑现况调查及碑文的整理”（2009~2011），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

　　3、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般课题“元代直译体文献特殊语法研究”（2002年~2004），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

　　4、参与国家社基金重点项目“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项目批准号：96AYY007），结项成果《〈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已正式出版。

　　5、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元代汉语研究”（项目批准号：02BYY021），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结项成果《元代汉语语法研究》已正式出版。

　　6、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断代汉语语法史研究”（2002），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

　　7、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文辞书编纂基本资源库”（2010），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

　　8、参与中法合作项目“语言接触、语言演变与汉语类型学：共时和历时方面”（Language contacts, linguistic changes and typology of sinitic languages: synchronic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2008）。

　　9、参与中法合作项目“语言接触与汉语形态句法演变”（Language contact and morphosyntactic change in Chinese）”（2011，法国国际合作科学研究计划[PICS]资助项目），结项成果已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出版。

　　目前主要承担课题

　　1、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语言接触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127），为子课题负责人。

　　2、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断代汉语语法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92），为子课题“元明清语法史研究”负责人。

　　3、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史语法视角下的青海甘沟话语法研究”（项目批准号：14AYY014）。

　　4、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汉语语法史研究”（2011-），为子课题“北方阿尔泰语与汉语接触的历时研究——以元代蒙汉语言接触研究及清代满汉语言接触研究为重点”负责人。

　　5、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大词典》编纂（二期）”（2014-），负责P母的增订。

　　获奖情况：

　　1、国际中国语言学会 “青年学者奖”（YSA）（2001，UCI）。

　　2、“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叔湘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