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中“学科综述”的第一篇。

张伯江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21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必将载入史册的重要年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党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如期兑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这意味着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又迈上了一个台阶，“文化自信”已成为人们的历史自觉。2021年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讲，正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5·17讲话”发表五周年，经过五年的蓬勃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2021年对于语言学和句法语义学科来说，更是一个让人振奋的年份，因为上一年底刚刚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的新征程新任务跨过年后正式开启；而同一时段又适逢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的百年诞辰，面对这位在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领域做出杰出引领贡献的先辈，已经具备文化自信觉悟的句法语义学者，直视汉语本身的特色，反思过去、正视现实、面向未来，一边纪念，一边在新的一年中做了大量研究。因此2021年句法语义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值得认真梳理。下面我们按照成果的研究取向分别加以综述。

　　总的来讲，除了传统语法、功能-认知取向和形式取向的研究成果，注重双方对话的研究从新世纪初开始就一直持续进行，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基于汉语自身特点、力图建立符合汉语特点语法体系的研究成果，在这一年中如雨后春笋地多了起来。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经蔚然成风。

一、基于汉语自身特点的理论建构及相关研究

　　中国现代句法语义学研究学术体系从开始建立就受到“西学”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挖掘汉语特点一直是句法语义研究的主要路径，这就是所谓的“印欧语的眼光”。印欧语眼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的特定阶段是有好处的，不仅能开阔汉语句法语义研究者的视野，还能促进国内与国际学术观念的交流。不过亦步亦趋的风气和模式肯定会限制我们正视汉语事实、揭示汉语本质。上个世纪，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一文中发出语法研究要“大破特破”的号召，要敢于动“原来不敢触动的一些条条框框”。朱德熙先生也发出了“摆脱印欧语的束缚，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的呼吁。前贤们时常有汉语自身学术体系从缺的隐痛，因此一直奋战在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束缚，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表述自己”的征途。新世纪以来，以沈家煊为代表的汉语研究者通过对世界语言的广泛观察和对汉语事实的深入思考，从语言最基本的词类范畴名词与动词的关系入手，发现汉语各级语法单位之间存在一系列范畴包含关系，这恰恰吻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范畴包含关系；又从语言最基本的句法关系“主谓关系”入手，发现汉语句子结构的本质是并置的指称语，这又与中国传统修辞学中“对言成句”“互文见义”的原则深度共鸣。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和世界语言变异眼光，对汉语本质做出的系统性揭示，是新时代中国语言学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中国语言学者扎根自身文化传统，满怀信心，以自己的学术创新，不断推进以汉语自身特点为基础，构建面向世界语言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学术探索，体现了在世界语言学学术命运共同体中的责任与担当。

　　2021年基于汉语自身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建构取得重大进展。沈家煊的《动主名谓句——为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而作》（《中国语文》第1期）从形式和语义入手，分类描写了三部文学作品中的上百个“动主名谓句”，即主语为动词、谓语为名词的句子，深刻反思了汉语中“名词做谓语”相关的理论问题，强调汉语句子谓语的指称语本质，揭示了汉语中“并置为本”“递系为本”的造句本质。张伯江的《复杂句式的扁平化——纪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中国语文》第1期）以句法易位为主要论证手段，生动展现复杂句式怎样由松散的“零句”整合而成，用事实说明汉语句法以“扁平性”为常态，而立体的递归性层次结构，只是一定语用条件下的自然推导的结果。沈家煊的《名词“时体态”标记：理论挑战和应对方略——兼论汉语“了”的定性》（《当代语言学》第4期）在引介西方关于名词“时体态”标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语事实，深入探讨了汉语名词为本、对言为本的语法特质，强调汉语主语和谓语都是指称语的对等项，二者确立了一种根植于对话互动的对称互文结构，这为研究名词性成分如何传递句子命题的时体态信息提供了重要参照，引导我们重新认识汉语“了”的性质。王伟的《说“了”》（学林出版社，1月）也是在这一思路和观念的指导下，对“了”所做的探讨，该书区分了新言态的出现和新事态的实现。

　　在探索与建构理论的过程中，沈家煊先生不断反思语言差异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将语言研究上升到思维与哲学高度，将并置对言语法理论逐步推向深入，推向本质。沈家煊的《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商务印书馆，12月）是对这一思考过程的直观反映，该书以“中西方的范畴观”为纲，收录了沈家煊自2010年以来发表的七篇相关文章及一个附篇。该书的主要宗旨是深入探讨语言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探寻造成汉语与印欧语本质区别的思维、认知与哲学基础，充分展现出沈家煊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立场。

　　沈家煊多年来致力于构建符合汉语特点的“大语法观”，不仅语法和修辞要“参合”、语法要包含声韵，文学、语言和哲学也要打通。张伯江的《论〈女神〉的诗体创新——为《女神》出版100周年而作》（《文学评论》第6期）就为“大语法观”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该文着眼于郭沫若的传世诗作《女神》，点明其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汉语言文学的内在精神，这些精神综合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包括传承诗骚传统、口语风格、互文见义手法，还充分利用了汉语句法象似性特征和韵律驾驭结构的特点，最大限度发挥句式的表现力，同时又借鉴西方诗歌精神，在汉语中探索视韵、三句组等创新性表达方式。

　　上面这些根植于汉语事实、真正反映汉语特点的句法理论为句法语义研究者研究实际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刘探宙的《动作直示结构式“这么一V”的互文性——从与“这一V”的对比说起》（《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首先从句法、语义、韵律等方面入手，细致区分了“这么一V”和“这一V”两个结构式的使用条件，着重强调“这么一V”是说话人“演”“说”结合、互文互释的独特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式是汉语戏剧化语言特点的具体表现。完权的《话题的互动性——以口语对话语料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从交际互动的角度考察话题的性质，认为主谓单句是迷你的语篇，单句的话题本质上也是语篇话题，是由会话人协商共建而成的互动性话题，语用意义上的语篇话题和语法意义上的句子话题之间存在包含关系。王冬梅的《表比较的“是”字句和“有”字句》（《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探讨了表肯定的“是”字句和表叙述的“有”字句比较义的来源，指出两类比较句之间的一系列对立，都是汉语肯定和叙述的重大分野所驱动的。王寅的《基于体认语言学的结构对称性研究》（《汉语学习》第6期）基于汉语书写整齐，极易在语言各层面上形成“对称”的特点，指出对称在汉语中不是修辞现象，可视为汉语中除词序和虚词之外的第三大语法手段，通过这种手段统一解释汉语特殊句式可使语法理论更为简洁。许立群的《对话融合为流水句的过渡阶段——信息确认》（《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探讨了汉语中“对话融合为流水句”现象，重点关注“信息确认”过程，通过不同的信息确认方式，对话可以融合为“多边型”或“单边型”流水句，最终指出融合的实质是独白化。

二、结构语法的研究成果

　　结构语法研究这里指的是基于结构主义分布观进行描写解释的方法，研究者往往综合运用句法、语义、语用等各种手段进行分析。由于功能性虚词总涉及语用解释，研究者往往会综合借鉴、融汇功能-认知学派的一些分析方法和分析思路，常见的概念有主观性、交互主观性、移情、语义叙实性、语用预期等。只要没有明确标明理论旗帜，我们就都把这样综合进行研究的成果归到传统的结构语法研究成果中，这是近十几年来在学界被广为接受的综合研究范式。下面分别按照专题进行综述。

　　（一）关于虚词的传统研究

　　词汇研究是多年来结构语法关注最多的课题，尤其是副词和其他功能性虚词。张谊生的《现代汉语摹状副词“可劲”与“死劲”的异同——兼论习语化“可劲儿造”的特征与功用》（《汉语学报》第1期）从表义侧重与特色、语义重心与倾向、演化趋势与特点三方面对比了近义词“可劲”与“死劲”。他的《当代汉语新兴助词“哒”“滴”的功用、特色与成因》（《语文研究》第1期）分析了当代汉语新兴助词“哒、滴”的句法分布、附加方式、格式、用法、风格差异和情态特色，并讨论了其兴起的原因。王珏的《由语气结构确定语气词的上位范畴》（《语言科学》第3期）通过考察语气词所在的语气结构类型以及与语气词共现的语调和疑问标记，推断语气词的上位语气，提出确信语气词的上位范畴是疑问语气，疑问语气词的上位范畴是祈使语气，肯定语气词的上位范畴是陈述语气，惊讶语气词的上位范畴是感叹语气。他的《语气副词和语气词的三个区别和层次》（《汉语学习》第5期）从语音、句法、语义三个层面讨论了语气副词和语气词的区别，提出语气副词在谓语内，而语气词所在的语气结构属于标句层，句法层次高于语气副词。杨德峰和范麾京的《用于单句中的“哪怕”考察》（《语言科学》第3期）发现连词“哪怕”所在的分句既可以独用，也可链接其它成分充当各类句法成分，进而讨论了“哪怕”连接谓词性成分、体词性成分和数量成分充当句法成分的类型。玄玥的《偏小量程度副词的功能分化与“小”的兴起》（《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区分了低量程度副词和减量程度副词两种副词功能，认为口语中“小”已经副词化，功能与“有点”互补，在偏小量程度副词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钱坤和赵春利的《介词“按照”的分布验证和语义提取》（《汉语学习》第2期）基于“叙述”和“肯定”的分野，依次考察介词“按照”宾语的语义类型和“按照”介宾短语所在主谓句的语义类型，依据“按照”的句法分布明确了其语法意义。

　　关于情态词也有几篇集中的探讨。范晓蕾的《“会”和“能”的能力义辨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关注普通话里“会”和“能”能力义的区别，指出“会”表示懂得执行某类动作的技巧方式且通常有潜力实现该动作，表示具有恒常能力，“能”只表示有潜力实现某个动作，表示特定能力义，并进一步讨论了汉语能力情态的分类标准。李小军的《“至于”的两种情态功能》（《汉语学习》第5期）描写了“至于”的两种情态功能，表认识情态时主要见于否定形式“不至于+（S）VP”中，表道义必要时主要见于疑问形式“至于+（S）VP+吗”中。

　　（二）融入现代功能-认知理念的词汇个体研究

　　融入现代功能-认知学派的某些概念和分析思路，是现代虚词研究的一大特点。其中“主观性”“主观量”“交互主观性”是运用较多的概念。李秉震和郑氏明俊的《试论“竟然”和“居然”的语法意义》（《汉语学习》第3期）提出“竟然”“居然”的出乎意料义来自反预期语境，“竟然”仍然含有时间上的终竟义，“居然”则多与说话人主观移情有关，仍保留着平静、从容的意义，因此两个词只能有条件地互换。殷思源和袁毓林的《“偏”和“偏偏”的语义分工探究》（《汉语学习》第3期）发现各自的高频共现组合中，“偏”常表示主观违逆，具有主观性，“偏偏”多对应客观违愿，具有交互主观性，进而提出两者的语义分工是形式和意义相互选择的结果。张耕和陈振宇的《论排除义范围副词主观量表达的语用迁移——以“光、净”和四川方言的“只有”为例》（《当代语言学》第1期）考察了一组可以表示主观大量意义的排除义范围副词，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常规表示主观小量的排除义范围副词，其主观大量意义是如何在特定语用条件下实现的。刘春卉的《让步义“总”字句的非典型陈述句特征及其交互主观性》（《中国语文》第6期）通过分析带有让步意义的“总”字句的句法和语音特征，指出这类句子是兼具疑问和感叹色彩的非典型陈述句，具有交互主观性特征。袁梦溪的《选择连词“还是”的使用限制及其语义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认为“还是”具有“主观不确定性”的语义特征，该文考察了“还是”使用的语境，证实其所在的句子表达言者认知上的不确定，因而排斥表达言者确定性的陈述句。

　　“叙实性”“预期”和语用推理是近些年来关心语义解释的研究最常用的工作和概念，语用推理是推动语义发展的重要机制。鞠晨和袁毓林的《感叹副词对愿望句反事实意义的推动作用》（《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发现“真、多、多么”等感叹副词可以削弱句子的信息，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使一般愿望句变为反事实或低事实愿望句，这种反事实意义是听话人运用语用推理的结果。陈振宇和王梦颖的《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为预期建立了认知模型和分类标准，着重强调可以从形成预期的条件入手，将预期分为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两类，并通过实例讨论了这两类预期的语义差异以及判别格式。饶宏泉和杨方的《“因果达及”与“认识突变”：醒悟义语气副词的功能实现》（《汉语学习》第3期）从认知心理角度提取出醒悟的两个核心要素“因果达及”与“认识突变”，在此基础上系统探讨醒悟义语气副词的功能实现，厘清醒悟与反预期、合预期的关系。陆方喆的《副词“倒是”的意义与演变：从主观性到交互主观性》（《汉语学报》第1期）指出副词“倒是”是言者表达反预期的一种手段，具有主观性，并讨论了短语“倒+是”词汇化为副词的关键句法环境和过程。殷思源的《反预期标记“硬”“硬是”语法化的共时推演和对比探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考察发现“硬”和“硬是”由评注性副词语法化为反预期标记的路径和环境不同，故二者不同阶段的语义特征也存在差异。

　　（三） 实词的语法研究

　　2021年度实词的语法研究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和量词。上面融汇了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依然体现在实词研究中，尤其是动词。宗守云的《积极反叙实动词与消极反叙实动词——以“当”为例》（《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指出反叙实动词“当”有两种用法，作为消极反叙实动词意为“先前误认”，作为积极反叙实动词意为“权且容认”，消极和积极反叙实动词的区分是成体系的。帅志嵩的《从“方式”到“结果”的语义演变及其理论思考——以“送、摔、丢、走、跑”为例》（《中国语文》第6期）整体描写了以动态性为特征的方式义动词逐步演变出结果意义的过程，且不同动词语义演变的程度存在差异，指出“跑”等动词的非宾格特性是语义演变所致。周莉的《词汇化“别想”的评价用法及其来源》（《语文研究》第4期）描写了情态动词“别想”在评论语体中的评价作用，认为“别想”由动词短语到情态动词的语法化过程是由语用推理得出的语用义驱动的，并讨论了“别想”和近义成分“毫无可能”的差异。

　　关于名词，陈稀和王红旗的《论“疫情”的新义》（《汉语学习》第5期）指出“疫情”的意义本是“疫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而今已产生了“流行性传染病”的新义，新义搭配范围几乎与“瘟疫”“疫病”重合。王新和崔希亮的《“房”和“屋”组词不对称研究》（《语文研究》第3期）分析了“房”和“屋”在组词方面的不对称现象，指出二者组词时保留了不同的本义语义特征和词源义特征，所指空间范围也存在差异。

　　跟数词量词及其搭配有关的形容词研究有如下几篇：陈满华的《汉语量词的分野与分类词系统——兼论应用亚里士多德、康德的相关理论之得失》（《当代语言学》第2期）主张设立 “计量分类词”，包括计量词和分类词两类，进而修补汉语分类词的语义参数，提出鉴别计量词与分类词的标准，逐一甄别传统的汉语量词，尝试性地建立了汉语分类词系统。孙竞的《容器量词的功能游移与事件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发现以“包”为代表的容器量词，可以不带数词与名词结合，表现与个体量词趋同，也可以同容器量词“屋子”一样获得重音，强调数量，功能具有游移性，并从事件类型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现象的成因。刘艳丽的《“序数+大+NP”中的“大”》（《语言研究》第4期）指出在“序数+大+NP”中，“大”可表达NP不同类别的属性，因此这个结构可用于物理空间域、数量域、层级域及社会评价域，“大”对“序数+NP”起到主观突显作用。余志凯和程邦雄的《“一大/一小+量词+NP”结构的组配分析》（《语言研究》第2期）首先梳理了哪些量词可与“一大”或“一小”组配，进而分析了制约量词进入“一大/一小+量词+NP”结构的因素。

　　还有一些关于词义的研究成果，如朱彦的《基于多层级原型结构的义位分析——方向和限制》（《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提出义位归并受到两种因素制约，首先要在同一义系的范围内进行，其次义系内的弱显著义需并入强显著义。

　　（四）融入现代功能-认知理念的句法结构研究

　　下面这些语法结构研究，其实都超越了单一的传统语法描写的范式，在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中传递出现代功能-认知理念。邓川林的《动词重叠的使用模式与表义机制研究》（《汉语学习》第3期）指出动词重叠表示短时动作、惯常状态、祈命语气等用法中均蕴含“小量重复”的概念语义，并讨论了语用推理和使用频率对其语义引申过程的影响。陈禹的《句末“不就X了”构式的形义表现与反意外功能——兼论反意外与意外、解—反预期以及反问之关联》（《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指出句末“不就X了”构式不仅排斥反预期，更是对反预期乃至由反预期带来的感叹、疑问、否定等意外特征的逆反，因而可定性为反意外标记。他的《反意外：表轻转“只不过”的语用本质与演化动力》（《汉语学报》第2期）讨论了语用上的两类转折关系，说话人情绪平抑，传达反意外信息的转折关系为“轻转”，情绪上扬，传达意外信息的转折为“重转”。张耕的《从动态存在句看及物动词施事的隐现》（《汉语学习》第4期）从动态存在句入手，讨论及物动词施事的隐现问题，提出及物动词施事的删略是断言句式群的系统特征，其深层原因在于汉语话题—说明关系的根本性。吴德新的《情态副词“说不定”的语义功能及其浮现机制》以典型推测情态副词“说不定”为研究目标，讨论了话语预期和主观化对于其情态语义功能浮现机制的作用。

　　句法结构的研究成果，涉及比较句、受事主语句和被动句。宗守云和代宗艳的《异类比较句及其高程度性和非现实性》（《汉语学习》第1期）分析了比较结果有两个不同意义的“异类比较句”，指出异类比较句用比较的形式表达高程度意义，具有非现实性特征。王天佑的《从“一边VP1，一边VP2”到“边V1边V2”四字格——压缩与降级》（《汉语学习》第6期）从经济性原则、结构、语义、韵律等因素入手，分析了“边V1边V2”四字格的压缩过程，指出结构的压缩伴随着章法向句法、词法成分的降级过程。徐式婧的《汉语条件句关联标记的发展与句法结构发展间的互动关系》（《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认为条件句从句标记的发展推动了条件句句法结构向“主从构式”演变，句法结构的演变又促使了条件句主句标记由连词范畴向副词范畴转移，条件句主、从标记的发展和条件句的句法结构之间存在互动。陈玥的《受事主语句“V得”句的语义功能及成立条件》（《汉语学习》第1期）关注受事主语“V得”句与带“被”字的“V得”句的异同，指出前者是静态的性状描写句，后者则是动态的事件句。刘君的《论承赐型“被”字句——兼论被动标记“被”“获”表积极义的功能分野》（《汉语学报》第3期）结合当代汉语语料，将承赐型“被”字句梳理为“授予”“评为”“列入”三大类，对其演变、构成及句法语用界面问题进行了考察。

　　（五）其他综合研究

　　2021年度还有一些汉语语法研究的综合性书籍。《现代汉语认知语法与教学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3月）是日本著名汉语学者古川裕教授用中文撰写的有关汉语研究的论文集，从二语教学和外国学习者的角度观察和分析汉语，挖掘出母语者习焉不察的问题，得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性和普遍性的结论。石毓智的《汉语语法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5月）是《汉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的完整版，研究风格侧重于语言现象本身的规律和系统性，以探讨汉语语法系统本身为主要目的，通过具体现象探讨语法系统、成分与结构、标记与词类、功能与范畴、原理与方法等问题。王灿龙的语法论文选集《汉语语法问题探究》（商务印书馆，4月），内容涉及句法、语义、语用和认知等多个领域，阶段性汇总作者的代表性成果。刘顺的《汉语语法的共时与历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3月）分为共时和历时两个部分，广泛关注语法学研究的学科对象和语料对象、语法和词汇的关系、语体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名词的性质、词汇化和语法化等问题。李福印和沈煜的《事件语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7月）提出事件语法关注事件语法研究事件在语言表征和语言认知中的作用，提出该理论的目的在于利用相邻学科对事件研究的成果，解决语言学中的问题，并介绍了事件语法研究当前取得的进展。

未完待续

原文发表在《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