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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综述(一)

作者:赵长才 等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 202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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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分支研究方向相对较多,研究内容相对繁复。鉴于训诂学涉及词语的语义解释,与历史词汇研究关系密切,故部分训诂学研究成果附入本节。本节所介绍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主要包括:各历史分期的词语考释、词语演变研究、专书和专题词汇研究、词汇学和训诂学理论研究、辞书编修研究、词汇学史及训诂学史研究等。

  总体而言,2021年度汉语历史词汇、训诂学研究领域产出了丰硕的成果,各分支方向的研究均取得了稳步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各历史分期的词汇(训诂)研究不断精进、深入,呈现出如下特点:一,利用新材料并使用新方法研究老问题;二,既注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紧密结合,也注重书面语文献与同时代口语文献材料的紧密结合;三,注重微观个案研究与宏观理论思考的结合。

  第二,词语历时演变研究在三个维度上推向纵深,明显地扩展了文献材料运用的广度:一,跨时代的词语演变研究,在运用文献材料时越来越注重缩短年代跨度;二,重视方言历史文献的运用,强调历史词汇研究的地域性,突出了不同地域的词汇特色;三,重视语言接触对汉语词汇演变的影响,充分利用接触语的材料和文献。

  第三,专书、专题词汇研究在深入发掘专书或专题词汇状况和特色的同时,也注重与其他文献的对照和对比,在比较研究中进一步突显了专书或专题词汇的特色。

  第四,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理论思考不断加强:一方面,运用特定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传统的词汇学、训诂学具体问题;另一方面,重视词汇学、训诂学理论的研究和理论建设。

  第五,词汇学、训诂学研究成果在辞书编修实践中得到广泛、深入的应用。

  第六,对词汇学史(训诂学史)的研究,不仅有细致的材料梳理,而且更加注重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和具体研究案例进行深入思考。

 

一、词语考释

  词语考释是词汇训诂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一直备受研究者重视。不论是传世文献的词语考释,还是出土文献的字词解诂,抑或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读与互证,本年度相关研究均成绩斐然。

  (一)传世文献词语考释

  汪维辉《〈孟子〉》“市贾不贰”究竟该作何解?——附论“巨屦小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指出“市贾不贰”和“市无豫贾/市不豫贾”是意思不同的两句话,“贰”和“豫”并非同义词;“市贾不贰”的“贰”解作数词“二”是很通顺的,故该句最合理的解读是赵岐所解的“市场上的价格没有两种”。文章分别从相关语境的文理寻绎、先秦其他典籍的旁证以及基于语法结构的语义分析等角度,说明为何肯定赵岐的这一解释。文章还指出,对该段下文中“巨屦”“小屦”的语义分析,可以反映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孟子独特的言说风格和话语特色会给阐释带来独有的难度,基于阐释史的历代注疏与原文之间也会有“误读”与错位。

  孙玉文《李商隐〈乐游原〉“只是近黄昏”的“只是”》(《语言研究》第1期)重点解答两个问题,一是决定诗句理解的“只是”如何释读,二是“只”的读音,因为其读音古今不同。该文认为,“只是近黄昏”的“只是”不能理解为“正是”,只能理解为“只不过”“但只是”。“只”跟“祗、秖”记录的是同一个词,原来读平声;这个词跟“止”本是两个不同的词,“止”读上声,跟“只”是同义词。后来“止”占上风,人们将“只”读成“止”,是一种训读现象,于是“只是近黄昏”的“只”读成了上声。

  郝士宏《〈诗经·秦风·驷驖〉“歇骄”解》(《战国文字研究》第3辑)对“歇骄”的词义进行了讨论。文章罗列各说,详加辨析,认为“歇骄”应看作联绵词,有“猲獢”“獢”“揭矯”“拮矯”“指橋”(“指”为“揭”之讹)和“担撟”(“担”为“揭”之讹)等不同书写形式,当如王逸所言为“纵心肆志”之意。

  郭浩瑜《也谈“寤生”》(《历史语言学研究》总第16辑)逐一指出文献中有关《左传·隐公元年》“寤生”的八种解释的不合理之处,认为“寤生”当为“晤生”,是后半夜出生的意思,而这在先秦时期大约是不吉利的,故而姜氏感到厌恶。樊波成《〈荀子〉联绵词柬释》(《汉语史学报》第25辑)分析了《荀子》中“綦谿”“胥靡”“薛越”“竭蹶”“睪牢”等词,认为这些双声或叠韵的联绵词均是由同义复词演化而来。付建荣《〈齐民要术〉注解考释三则》(《汉语史学报》第25辑)考释《齐民要术》中出现的三条注解,得出如下结论:“无若”是“无苦”的形讹,“无苦”犹言“无妨”;“人室”是“入室”的形讹;“无在”是指“不须”。该文同时分析了相关词义的理据。文俊威《〈伏魔宝卷〉词语考释》(《汉语史学报》第24辑)讨论了《伏魔宝卷》中的“娘生面”“警中”“答查对号”“滕那”等疑难词语的释读。

  (二)出土文献词语考释

  李发《甲骨文中两组义近祭名辨析》(《古汉语研究》第3期)就甲骨文“祭”与“祀”、“告”与“”两组义近祭名进行辨析。“祭”主要用作祭名,为某种祭祀方式的专称;“祀”超过一半的用例为纪年词,近一半的用例是祭名,为祭祀方式的通称。“告”“”为近义词,均为告祭。“告”指祝告、禀告,重在口头;“”则指称册以告,重在书面。“告”“”往往后接不同的祭祀对象,且语法形式也有差异。方稚松《甲骨文“”字含义探析》(《语言科学》第1期)通过梳理“”字在甲骨文中的各种辞例,指出其各类用法含义中都含有核心义素“建、设、立”之类意思,而这一含义与其字形义也是相符的,因此,其最初含义中应含有“陈设、设立”之义。

  “蔑”一词,金文习见,但其释读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因近年楚简等新见材料中出现了相关新线索,此词的释读重新引起学界的兴趣。王志平《“蔑”新解》[ 陈斯鹏主编《汉语字词关系研究(二)》,中西书局,10月 ] 将西周金文“蔑”释读为动宾结构的“伐劳”,认为这一解释还可以妥当处理“蔑”“蔑于某”等结构。陈斯鹏《金文“蔑(《出土文献》第3期)”读为“劳”,但主张“蔑”读作“勉”,“勉劳”为并列式动词。

  王志平《“石沱”新释》(《历史语言学研究》总第16辑)认为,楚系青铜器所见“石沱”等本字当作“宕沱”或“宕铊”。石为禅母铎部,宕为定母阳部,禅母定母的关系密切,铎部阳部对转,故“石沱”可读为“汤池”。“汤池”古多指城池。楚金文中以“汤池”代指盛汤之器皿,是一种语言学上的转喻行为。蒋文《春秋金文“不不差”新解》(《语言科学》第6期)认为“”所记录之词应当就是传世文献中训“邪”的“违”或“回”,“不违”“不回”的意思是“不邪僻”,它和“不差”(不差忒)对举,意义亦相关。汤志彪《毛公鼎“赐女兹灷用岁用政”新解》(《出土文献》第2期)据辞例比勘及句子结构分析,认为“灷”字当读作“乘”,“岁”当读作“会”,训作征伐,“赐女兹灷(乘),用岁(会)用政(征)”就是说赏赐你这辆马车,用于征伐。

  徐正考、王景东《〈居延汉简〉字词札记三则》(《古汉语研究》第2期)通过居延汉简中记载守御器情况的简文,对三则字词进行校正和考释:改释“斧”为“蚤”;“堵黑”指涂漆;“纬”为捆束弩弦于弩身的线绳,与“絗”和“缴”同中有异。

  (三)利用出土文献解决词义训诂问题

  随着古文字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日趋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为汉语史尤其是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极大地拓展了词汇史、训诂学的研究领域,充实了其研究内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能帮助研究者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古书中的一些词义、训诂问题;利用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新知,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传世文献的原意和词语的变迁。“对读”“新证”已经成为历史词汇研究和训诂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1. 出土文献资料有助于确定传世文献的形成年代

  刘钊《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利用出土文献校正了《山海经》中的“毛”“瞻诸”等词,又将《山海经》“刉”“婴用”“不眯”等字词与出土文献对比,认为这些词不见或绝少见于其他传世典籍,仅见或多见于《山海经》和楚简及楚地所出秦简,从而推论《山海经》中《山经》部分产生时代至迟不晚于战国,产生地域很可能是在楚地,作者应为楚人。根据词汇史的观点推定文本产生时代,此前有杨伯峻、张永言、江蓝生等经典研究个案,此文是这方面研究的新尝试。

  边田钢《汉语史视角下的〈淮南子〉校释新证——立足于西汉前期字形、词义和字词关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根据对汉代字形、汉代字词关系等方面的新认识,重新审视并讨论了《淮南子》书中的若干校释问题,强调要有汉语史的眼光,要重视文本产生时代的语言特色。

  2. 出土文献资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传世文献中字词的准确含义

  刘钊《关于〈孟子〉一处词语训释和理解的辨正》(《文献语言学》第12辑)对《孟子·尽心下》“将复之”的“复”字含义进行了讨论。注释者一般将此“复”字训释为“再”。文章经综合考证,尤其是充分利用出土文献作为佐证,认为应将其训为“复仇,报复”。

  《楚辞·招魂》“稻粢穱麦,挐黄粱些”中“穱”字的含义,自来多有异解。黄锡全《〈楚辞〉新解一则——“稻粢穱麦”之“穱”与金文甲骨之“”》(《中国文字学报》第11辑)认为“穱”就是常见于西周金文、与“稻”“粱”并举的“”,即“黍之不黏者”。

  3. 出土文献资料有助于发现并校正传世文献中的字词讹误问题

  季旭昇《从清华柒〈越公其事〉的‘弃恶周好’谈〈左传〉的‘同好弃恶’》(《中国文字》总第6期)根据清华简《越公其事》篇“弃恶周好”一句,从字形、词义等角度论证《左传·成公十三年》“同好弃恶”之“同”当是“周”之误字。

  孟蓬生《“匹”“正”同形与古籍校读》(《中国语文》第1期)对“匹”“正”互用的实例进行了汇集和补充,利用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和古籍例证勾勒出两字互用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之上解决古籍中一些疑难字词和文句的理解问题。该文得出如下结论:汉字发展史上的“匹”“正”互用现象应看作同形,而不是互讹;“匹”“正”同形的现象大约始于西汉中期;楷书字形所谓“匹”字异体“疋”本作“”,来源于“匹”“正”同形现象发生后“正”字的写法;古书中一些训“必”的“正”字为“匹”之同形字,假借为“必”;古人名“邮无正”之“正”当视为“匹”之同形字,假借为“恤(卹)”。

  胡敕瑞《〈说文〉校订二则》(《古汉语研究》第4期)校订了今本《说文》中的两则错误。一则是《言部》“诞”训“词诞”之误,另一则是《金部》“金”训“久薶不生衣”之误。该文在校订中重视结合唐代写卷和出土简帛等新材料,再一次说明新材料对发现并解决旧问题具有特别的价值。

  4. 出土文献资料有助于梳理字词的语义源流演变

  蒋文《据出土及传世文献说上古汉语中“继承”义的“序/叙”》(《中国语文》第1期)指出,春秋金文及战国竹书中一些从“予/余”得声之字所记录的词就是“继承”义的“序/叙”,西汉以前的传世文献中有一些“序/叙”也应理解为“继承”。高罕钰《以“辟”为例谈谈先秦出土文献所见词汇的非常用义》(《汉语史学报》第24辑)结合出土文献材料,探讨“辟”有“辅助”义的来源及演变过程,认为“辟”字“辅助”义用例主要集中在西周铭文中,书面化程度高、使用范围有限;“辟”字“辅助”义当是其“治理”义的引申,在内外竞争中,因用例少、边缘化,成为“辟”的非常用义。

  5. 出土文献资料有助于梳理复杂的字词关系

  杨建忠、王月婷《说“敎”“学”》(《辞书研究》第2期)通过梳理字形源流发现,甲骨文中就有“敎”“学”二字,二者区分清楚,当是两个词,但因二者语义相当,又“使……学”用“学”或“敩”字记录,遂致“敎”“学”“敩”三个字形混用。墙斯《“斿、游、遊、汓、泅”字词关系考》(《汉语史学报》第25辑)从游水义“游”切入,结合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古书用例,全面考察相关字词之间的关系,廓清了各字与旗旒、游水、游历等义的对应关系,又根据故训、异文等材料,从音理、词义等角度论证“泅”最初是“游”的语音变体。

  此外,高中正《清华简“情”与今文〈尚书〉“密静”合证》(《出土文献》第3期)、刘洪涛和沈晓凡《利用出土文献校正王力〈古代汉语〉文选注释举例》(《出土文献》第3期)、陈哲《〈淮南子〉与银雀山汉简合证二则》(《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8辑)等论文或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读,或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提供的线索和证据,对古代文献中的一些词义训诂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

  出土文献作为第一手资料,其在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价值自不待言。不过,出土文献也会出现一些讹误衍脱的文字问题,或者出自于不同传本,若无坚实证据,不可据以轻易否定传世文献。蔡伟《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土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究》(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3月)曾列举多个出土文献误字之例,并指出:“切不可过分地迷信出土文献,盲目地推崇简帛古书,因为简帛古书同样也存在着很多书写上的错误,应该据传世本或文义来校正。”(第41页)肖晓晖《也谈“亦职有利哉”之“职”的释读与校改》(《历史语言学研究》总第16辑)认为,古书“职”字可释为“常”“当”等,“职”与“尚”的谐声字关系密切,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不宜轻易认定传世文献“职思其居”“亦职有利哉”等句中的“职”就是“猷”之误字。

 

未完待续

 

本篇作者:赵长才、肖晓晖、杨萌萌

 

原文发表在《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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