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

　　2021年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涉及字词的多方面，有的也涉及到音韵问题和方言文化问题。具体分以下几项来阐述。

　　（一）本字考证

　　魏钢强《说「藜蒿」——语音构造演变实例分析》（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2期）在系统考察南昌方言音系演变和历史相关文献后认为，“藜蒿”“芦蒿”即为“蒌蒿”，语音的演变是由方言语音构造的制约造成的。文章认为，从看似不规则的方言异读出发，区分新旧层次，就能还原历史语音构造，从新的角度窥见方言语音演变的清晰轨迹。

　　谢留文《再论湖泗方言“打”字的三个读音及相关问题——从李荣先生〈打字与幐字〉谈起》（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2期）考察了存在于多个汉语方言中、表示“投掷、扔”和“击打”义词的本字最有可能是“碇（矴）”由“碇（矴）石”抛入水中以固定船身的动作，引申出“沉入水里”和“投、扔、掷、扔”义。

　　王灿龙《“胡说八道”述考》（《方言》第2期）通过考察历史文献和汉语方言中“八”“白”的语音情况，认为“胡说八道”是由“胡说白道”而来。材料显示，“胡说白道”至少在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6世纪后期）就有成熟的用法，而“胡说八道”最早用例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18世纪末、19世纪初）。文章最后举例说明，音同或音近而讹并积非成是的情况，在汉语史上不乏其例。

　　赵欣葵《明清北京官话文献表给予义的“给[kei]”的读音》（《方言》第3期）利用明清时期北京音相关文献和满汉、汉朝对音资料，确认给予义的“给[kei]”读音出现于十七世纪初（1606年），并因双元音化未融入腭化大潮，从而在北京音中留存下来，并进入共同语，形成了[kei]读音仅此一字的状况。文章认为，[kei]音的出现与语用密切相关。动词“给给与”（后虚化为各种介词）从明代开始使用频率很高，且一直作为单音节词使用，因此产生的新义项需要语音来区别意义。而[i]>[ei]是强化音变，正符合实词语音发展的一般倾向。

　　黑文婷《山西契约文书“旦日”的词义及方音史价值》（《方言》第3期）考察明清时期山西契约文书中“旦日交足”“旦交不欠”等句式中“旦”的词义和读音，并由“旦”即“当”说明山西晋语宕山合流的时间应当早于明代万历年间。

　　周志锋、郑晓芳《宁波、舟山方言洗涤义“丈”本字为“净”说》 [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期 ] 运用音义互证、古今参求、方言比较的方法，考证宁波、舟山方言表示“洗涤”义的的本字为“净”。

　　（二）词义与地理语言学研究

　　秋谷裕幸《闽东区方言中表示｛屁股｝的词语》（《语言学论丛》第六十三辑）研究闽东方言｛屁股｝义词的现状和历史，并构拟原始闽东方言里的｛屁股｝义词。

　　张爱云、徐建《汉语｛屁股｝义词的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语言学论丛》第六十三辑）将现代方言{屁股}义词分为“臀”“股”“骹（尻）”“屁”“腚”“沟”“屎”等八系，并分别考察其在历史文献中的起源于传承，以及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使用情况。

　　林素娥《早期吴语“说”类动词及其演变》（《语言科学》第2期）考察一百多年来吴语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台州话和温州话的“说”类动词的演变情况，总结上海话和宁波话“讲”替代“话”的演变过程，认为今吴语“说”类动词分布格局是南系官话核心词“讲”在吴方言中扩散速度不平衡的结果。

　　吕嵩崧《广西部分汉语方言“队”、壮语的多功能模式及其语义演变》（《语言科学》第4期）广西部分汉语方言的“队”和壮语具有平行的多功能模式。汉语方言的“队”经历了集体编制单位→集合量词，集体编制单位→“伙伴，同伴”义名词→复数标记的语法化过程；壮语是汉语老借词“队”，借入时把汉语方言“队”的多个义项随同带入，并进一步发生了语义演变。

　　陈忠敏《语义演变的类型、模式、机制及方向》（《辞书研究》第5期）以上海方言为出发点，从语义的历史演变的类型、模式、机制及方向与原始语义重建等几个方便讨论词语的变更与词义的改变。

　　（三）地名用字研究

　　张振兴《地名用字及相关问题》（《方言》第2期）从地名用字的分类、地名用字的异体异读、地名用字的文化背景等方面，具体讨论地名用字及其相关问题。

　　张惠英《蒙语词“嘎查、圐圙、胡同、敖包”的注释》（《辞书研究》第3期）比较四个地名类名在蒙语和汉语方言中的词义和读音，结合社会习俗，以为辞书注释和研究参考。

　　蔡佞《吴语地名用字“溇”考释》（《方言》第4期）考察吴语区地名用字“溇”的分布和方言读音与意义。溇分布在太湖平原和绍兴水网地区，有多个义项。文章梳理历史文献，认为溇的语义是按“水潭>溇沼系统>田中水沟>断头浜>河港”顺序发展变化的。

　　（四）方言辞书编纂

　　曹志耘《汉语方言字典的编写问题——以〈浙江方言常用词典〉为例》（《语文研究》第1期）结合《浙江方言常用字典》编写的实践，讨论了汉语方言字典的定位、收字、定字（即确定字形）及编写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定字的基本原则，介绍了字条编写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展示了字典样条。

　　陈泽平、林勤《福州方言大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0月）收福州方言单字、词语和熟谚28000多条，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福州方言词汇的面貌，展现了福州地方历史文化。为便于查找，全书方言词条按照普通话拼音的音序排列，并配有多种索引。

　　杜晓萍《〈厦英大辞典〉所收录的19世纪泉州方言词汇》（《辞书研究》第3期）列出19世纪英国传教士杜嘉德编纂的《厦英大辞典》（1873）中所有标为泉州音的字词和短语，将原文注音转换成国际音标，写出汉字，并翻译出词语的释义。

　　沈克成等《温州话辞典》（商务印书馆，9月）共收录温州话9000余个字头（含一字多音）、3400个词条，并分别对其进行注音和释义。附录描写了温州概况、温州话语音系统、温州俗谚语、温州话生僻字等。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编纂的《现代粤语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0月）收录9500多个单字条目，17000多个词条，词典中附带二维码，手机扫描可跟读粤语发音。

　　（五）方言与文化

　　曹志耘《论浙江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根据浙江方言的具体情况，从浙江方言研究和应用的基础建设、濒危方言和地方口头文化的抢救保存、方言文化产品的开发应用等方面提出方言文化保护传承三大类十九项任务。是保护传承方言文化这一新时代的新使命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邢向东主编《语言与文化论丛（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月）分设饮食与文化专栏、文献词汇研究、汉语方言研究和调查实录四部分，收录刘勋宁、郭敬一《说“馒头”“包子”和“饺子”》、邢向东《“饺子”里的语言学》、宗守云《谈河北涿怀话中的否定回应习语》等21篇论文，充分展示了方言与地方文化的密切关系。

　　（六）方言词汇调查与研究专著

　　陈泽平《琉球官话课本三种校注与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5月）收录了《官话问答便语》《学官话》和《白姓官话》三种18世纪来华琉球留学生的官话口语教材。这些教材均由中国人编写修订，在琉球群岛广为流传，展现了18世纪福州的社会风俗和语言面貌。校注者从音韵、词汇和语法方面分析了琉球官话课本语言的性质和特点，并联系福州方言和地方风俗习惯，对其中有福州地方特色的白话词语进行释义。该书从音韵、词汇和语法方面说明了琉球官话课本语言的性质和特点，为方言学研究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基础文本资料。

　　杜晓萍《19世纪闽南话的语音与词汇——传教士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月）展现了外国传教士所撰闽南方言文献中19世纪厦门、漳州、漳浦、泉州四个方言点的语音和词汇系统，并通过与闽南方言韵书和现代闽南方言的比较，分析这些方言点一百多年来语音、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以及各方言点间的相互影响。

未完待续

本篇作者：谢留文 邓婕 夏俐萍 徐睿渊 孙宇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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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汉语方言学研究综述（一）

原文发表在《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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