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儿童语言获得

　　任何语言环境中的正常儿童，未经正式训练就可以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内轻轻松松地获得自己的母语。这一现象早就引起了国外语言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的注意，从20世纪60年代起学者们开展了大量儿童语言获得方面的研究，所涉及的研究范围既包括对儿童语言获得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包括对不同类型的结构或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我国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早期主要是心理学家从个体言语发生和发展的角度探讨语言的心理过程，而专门从事儿童语言获得研究的语言学家比较少。这种情况近些年有所改善。2021年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涉及儿童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的获得，双语和三语儿童的语言获得，以及语言障碍儿童的语言发展研究。

　　（一）一语获得

　　1.理论与方法探讨

　　儿童语言获得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是语言输入在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在天赋论看来，语言输入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确定普遍语法的参数值，而经验论认为语言输入是儿童所有语法知识的唯一来源。张云秋、徐晓炜的《早期儿童语言习得中的经验因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从汉语儿童的语言事实出发，讨论了语言输入在儿童语言发展中的作用。该文通过分析早期汉语儿童的论元结构、双及物结构和情态语义的输入数据，发现语言项目的句法结构和功能意义都可以从输入当中找到，但是输入的数量和方式不能决定儿童句法语义的发展路径或方向。

　　在方法论方面，本年度有两篇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儿童语言获得的研究方法，这对未来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胡建华在《作为经验科学的形式语言学：思想与方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第5期）中对儿童获得母语的特点和本质做了讨论，并通过一些经典案例的分析来展示，儿童无法从所接触到的语言数据来归纳或类推出抽象的结构知识。该文强调，儿童语言获得研究必须面向儿童语言获得的迅速性和一致性问题，而迅速性和一致性问题所关涉的是儿童语言获得机制。文章认为，儿童语言获得机制是无法通过归纳法或者类推法去研究的，只能通过科学的理论抽象并在科学假设的基础上，通过演绎推导去探索。周鹏在《儿童语言习得机制跨学科研究：进展、问题和前景》（《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中强调了跨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对儿童语言获得研究的重要性。该文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从跨学科视角对儿童语言获得主要问题所进行的探索，最后指出将来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应该向语言学、认知科学、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融合的方向和路径发展。

　　2. 语音获得

　　儿童语音获得研究比较关注的一个课题是早期儿童能否对音段成分（如元音和辅音）和超音段成分（如声调）进行范畴化感知。马俊周、朱家强、杨雨箫、陈飞的The development of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segments and suprasegments in Mandarin-speaking preschoolers（普通话学龄前儿童音段成分和超音段成分范畴化感知的发展，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考察了4~6岁普通话儿童对阴平-阳平调和/pa/-/pha/语音连续统的感知情况，发现4岁儿童可以对声调和塞音进行范畴化感知，6岁儿童对阴平-阳平调的范畴感知达到了成人水平，但对双唇塞音的感知还未达到成人水平。该文指出，儿童对音系范畴的精细感知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语音发展模式与语音规律的统计学习、感知系统的成熟、感知学习记忆机制以及语音的内在属性等因素相关。

　　普通话的声调主要靠基频（即F0）的高度和曲线进行区分。以往的儿童声调获得研究主要关注儿童对F0的感知，很少讨论除F0之外的次要线索（如音质）对儿童获得声调的影响。Nari Rhee、陈傲菊、邝剑菁的Going beyond F0: th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tones（超越基频：普通话声调的获得，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第2期）对4~11岁普通话儿童的半自发产出语料进行计算机建模，发现7~8岁儿童依赖F0区分声调的能力达到了成人水平，但他们直到10~11岁还无法像成人那样借助音质来区分声调。这说明儿童对区分声调的主要线索掌握得更早，对次要线索掌握得比较晚。

　　元音和辅音对儿童获得词汇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在以往的语音获得研究中存在争议。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元音和辅音在语言加工过程中分工不同，元音对句法和韵律加工更重要，而辅音对词汇加工的作用更凸显。张显达等的Variation in phonological bias: bias for vowels, rather than consonants or tones in lexical processing by Cantonese-learning toddlers（音系偏好差异：粤语幼儿在词汇加工中偏好元音，而非辅音或声调，Cognition 第213卷）考察了辅音偏好现象在声调语言的词汇学习中是否存在。实验以24对粤语单音节假词（对比对只在某个元音、辅音或声调上不同）为材料，考察20个月和30个月的粤语儿童对假词的注视时间。结果发现，20个月的婴儿无法学会假词，但30个月的婴儿可以学会假词，并且他们只在元音条件下才表现出显著的学习能力。这说明词汇学习中的辅音偏好不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

　　3. 词汇获得

　　儿童词汇获得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相对较少。最近，李葆嘉、王彤等的《幼儿语言的成长：常用词汇语义系统建构》（科学出版社，9月）基于“汉语幼儿（2~6岁）日常会话跟踪语料库”，通过定量、定形、定性、对比和验证等过程提取幼儿常用词汇，建构了一个幼儿词汇语义系统。

　　4. 句法获得

　　本年度的儿童句法获得研究探讨了关系从句、把字句的获得和花园路径句的加工情况。

　　以往关系从句的获得研究大多围绕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进行讨论，主要考察儿童在产出和理解关系从句时，中心词在从句内部的句法分布是否符合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钟琳、胡深爱的《汉英关系从句儿童语言习得的语料库对比研究》（《现代外语》第2期）拓展了儿童关系从句的研究范围，不仅考察了中心词在从句中的分布，还考察了中心词在主句中的分布以及中心词的生命度。通过对比儿童语料库CHILDES中6名0;8~4;0汉语儿童和6名1;0~4;0英语儿童的自然语料，发现汉英儿童关系从句的中心词在主句和从句中的分布以及中心词的生命度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研究表明，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不一定适用于所有语言，汉英儿童关系从句习得的异同可以从语言输入和加工难度方面得到解释，这符合基于使用的语言获得理论。

　　把字句作为汉语的一种特殊句式，具有复杂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以往对把字句的获得研究主要采用诱导实验或个案分析，考察儿童把字句的首现年龄、整体发展趋势以及早期把字句的句法和语义特点。Linda Tsung、龚阳的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pragmatic use of the ba construction in early childhood Mandarin Chinese（早期普通话儿童把字句的使用研究：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以168名2;6、3;6、4;6和5;6组的汉语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四组儿童在自然对话语境下产出11类把字句的情况。研究发现：1）2;6组儿童能够产出6类把字句，并对把字句的终结性（telicity）敏感；4;6是儿童把字句发展的关键期；5;6组儿童对把字句的句法语义特征的掌握接近成人水平；2）年龄对部分类型把字句的产出具有显著效应，但性别对其无显著效应。

　　花园路径句一直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以往的研究发现，5岁儿童在加工花园路径句时无法利用语境或者消歧成分来修正初始阶段的错误解析，这跟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发育不成熟（immature inhibitory control ability）以及有限的工作记忆能力有关。周鹏、施嘉伟、战立侃的Real-time comprehension of garden-path constructions by preschoolers: a Mandarin perspective（普通话学龄前儿童花园路径句的实时理解，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第1期）考察了汉语儿童对“NP1+情态动词+动词+NP2+的+NP3”（如小猫要去踢小狗的皮球）的加工情况。这一结构已将影响语句加工的工作记忆负担降至最低。研究发现，4~5岁儿童的表现跟成人类似，在加工的初始阶段出现错误解读，但当消歧成分出现时，能够意识到初始分析的错误，并进行重新分析。该研究指出，降低工作记忆负担有助于儿童加工花园路径句，但是4岁儿童看向目标区域的时间要显著晚于5岁儿童和成人，这说明4岁儿童在利用消歧信息来修正最初的错误解读这方面，要明显表现出更多的困难。

　　5. 语义获得

　　本年度的语义获得研究涉及儿童对逻辑词、名词、量词和情态动词语义的解读。

　　儿童如何获得逻辑词的基本语义，以及如何获得逻辑词之间互动所产生的推导义，是近些年儿童语言获得研究比较关注的问题。逻辑词在不同句法环境下所产生的语义涉及复杂的推理，而成人输入中往往不会出现这类复杂形式，因此考察儿童对不同逻辑词互动的解读，就能为儿童是否具备抽象的逻辑结构提供证据。黄海泉的《汉语蕴涵义与推导义的习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1月）考察了4~5岁的汉语儿童如何解读析取词“或者”与情态动词、否定成分互动所产生的语义，以及疑问代词与其他量化成分共现时的语义。该项研究的主要发现是，1）儿童已经知道情态动词可以允准析取词生成任指含义（free choice inference）；2）儿童会取消内部否定辖域内析取词与情态动词所生成的任指含义，但在外部否定辖域下保留该含义；3）儿童将“疑问代词+都”解读为全称量化陈述句，将“疑问代词+都+可以”解读为具有任指含义的陈述句，将“都+疑问代词”解读为穷尽疑问句。儿童语料库的分析显示，该研究所考察的复杂逻辑结构均缺乏成人语言的输入。总之，在刺激贫乏的情况下，学前儿童对逻辑词的解读符合逻辑，他们基本能区分逻辑结构所产生的蕴涵义与推导义；但是，儿童对部分逻辑结构的解读与成人有一定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抽象逻辑结构具有天赋基础。

　　高娜、周鹏、Rosalind Thornton、Stephen Crain的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junction in VP ellipsis: the case of Mandarin Chinese（普通话VP省略结构中析取词的解读，First Language 第6期）探讨了早期儿童对析取词在VP省略结构中的解读。以往的研究发现，在析取词对极性敏感的语言中（如匈牙利语、汉语），否定句中析取词的辖域要大于否定词，但儿童倾向将析取词作原位解读；在析取词对极性不敏感的语言中（如希腊语、英语），儿童和成人都认为析取词作原位解读。VP省略结构作为一个能够取消极性敏感性的句法环境，我们会预测儿童对这类句法环境中的析取词作原位解读。研究发现：1）在完整VP结构条件下（如兔爸爸能抓到蜜蜂或者小蛇，但是兔宝宝不能抓到蜜蜂或者小蛇），成人把“或者”看作正极词，作析取解读，而儿童对“或者”作原位解读；2）在VP省略结构条件下（如兔爸爸能抓到蜜蜂或者小蛇，但是兔宝宝不能），成人和儿童都认为析取词作原位解读。这一研究支持析取词参数假说。

　　汉语作为一种量词型语言，缺乏印欧语那种单复数形态变化来区分可数与不可数。汉语名词是否存在可数与不可数之分，名词的可数性由名词还是量词来决定，这些问题在句法学领域是存在争议的。黄爱军、Francesco-Alessio Ursini、Luisa Meroni的Portioning-out and individuation in Mandarin non-interrogative wh-pronominal phras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ld Mandarin（汉语非疑问性疑问代词的单位化和个体化：基于普通话儿童的实验证据，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以汉语非疑问义结构“多少N”和“多少个N”为例，采用真值判断法考察了4~6岁普通话儿童对这两个结构的理解。结果发现：1）5岁儿童对单位化（portioning-out）敏感，能够根据具体语境对“多少N”进行解读，在个体语境下作可数解读，在非个体语境下作不可数解读；儿童对“多少个N”总是给予可数解读；2）6岁儿童才能理解个体量词“个”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解读。研究表明，单位化和个体化是语法中两个独立的部分，儿童对单位化的获得要早于个体化；可数性涉及的单位化和个体化特征是通过量词而不是名词来编码，说明量词对汉语名词的可数性具有决定性作用。

　　间接递归结构既可以表达类指义，也可以表达定指义。比如，“约翰的宝宝床”中的“宝宝床”既可以理解为“宝宝床”这个类，也可以特指这个床是约翰的宝宝的。白冰、董昕、Tyler Poisson、杨彩梅的The Kid’s kid(’s) bed: generic or possessive? A Mandarin insight [ 儿童的儿童（的）床：类指还是所有？基于普通话的简介，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第5期 ] 通过图片选择法考察了4~6岁普通话儿童对间接递归结构的理解。结果显示，4~6岁儿童倾向将“约翰的宝宝床”作类指义解读，即指一种类型的床，这是一种非递归解读。该研究支持类指默认解读假说，同时也表明完整的限定词短语要比名词短语更晚获得，这一现象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

　　早期儿童倾向对复数定指名词作存在量化解读，由于驴子句代名词和复数定指名词在语义解读上具有相似性，因此有必要考察儿童对驴子句代名词是否也给予存在量化解读。Yurong Li、周鹏、刘明明的Donkey pronouns in child Mandarin: insights into the existential/universal dichotomy（普通话儿童的驴句代词：对存在量化/全称量化二分法的见解，Glossa 第1期）采用真值判断实验法，考察了5岁儿童对条件驴子句和关系从句驴子句中代名词的语义解读。结果显示，在向上蕴涵的语境下（如每个捡了糖果的羊都把它还给了灰太狼），儿童对“它”作存在量化解读，而成人倾向全称量化解读；在向下蕴含的语境下（如没有任何一个捡了糖果的羊把它还给了灰太狼），儿童和成人都倾向存在量化解读。这两项实验证明，驴子句代名词的基本语义是存在量化解读。这一解读在向上蕴涵语境下通过一种强化机制（strengthening mechanism）派生出全称量化解读，但早期儿童还无法有效运用这一机制，因而倾向对驴子句代名词作存在量化解读。

　　Ying Hao、Lisa Bedore、Li Sheng、周鹏、Li Zheng的Exploring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hape classifier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in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普通话儿童形状量词理解和产出的影响因素，First Language 第5期）采用诱导产出和图片选择任务，考察了4~6岁汉语儿童对形状量词（如“三条绳子”中的“条”）的获得情况。结果显示，1）那些偏爱通过量词来对物体进行分类的儿童，并没有在形状量词的产出和理解上表现出更高的正确率，这说明基于量词的语义范畴化策略不能显著提升儿童的量词获得；2）量名组合的输入频率与形状量词的产出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是与形状量词的理解显著相关；3）词汇量越大的儿童，其对形状量词的产出和理解的正确率也越高。该项研究支持基于使用的儿童语言获得假说。

　　跨语言的研究显示，情态动词的语义发展呈现出一些共性规律，以往的文献主要从认知发展、心智假说、输入等方面来解释情态语义的习得过程，较少从情态的句法地位来分析儿童情态语义的习得规律。张云秋、梁咏现的《儿童情态语义的早期发展及论证意义》（《汉语学习》第2期）在详尽考察了三名汉语儿童（1;7~4;6）产出的情态动词及其语义类型后指出，“动力—道义—认识”的情态习得顺序与句法结构自下而上的合并方向一致，说明情态语义的习得路径具有天赋性。情态动词各类型意义的输入频次与儿童产出不同类型的情态意义的顺序、数量和特点没有对应关系。

　　6. 语用获得

　　《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第4期开设了“儿童语言研究”专栏，专栏主持人李宇明指出，国内儿童语言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有一个不足是以往的研究比较少关注儿童语用能力的发展，而了解儿童的语用状况，才能了解儿童如何与社会互动，家长和教师应如何与儿童交谈。本年度对儿童语用能力的研究话题包括级差与非级差隐含、会话能力、言语—手势行为和隐喻能力。

　　级差和非级差隐含是国外儿童语用能力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主要关注早期儿童能否加工级差或非级差成分的推导义。Shuyan Zhao、Jie Ren、Michael C. Frank、周鹏的The development of quantity implicatures in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普通话儿童量隐含的发展，Languag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第4期）探讨了4~8岁汉语儿童的量隐含的知识，包括级差隐含（如我的盒子里有些是猴子）、非级差隐含（如我的盒子里装了小狗）和数词（如我的盒子里有两只鸭子）的解读。研究发现，1）4~5岁儿童无法加工级差隐含，6岁开始能加工级差隐含，但直到8岁才接近成人的水平；2）4岁儿童对非级差隐含和数词的确切解读已经接近成人。该文指出，级差隐含涉及语用推理，而语用推理需经历时间才得以发展。

　　早期儿童的会话能力和会话策略在本年度语用获得研究中占比最多。饶宏泉、李宇明的《儿童互动中的评价表达与知识构建—以4岁汉语儿童的个案研究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考察了《人生初年》中冬冬在早期会话互动中的评价表达。该研究的主要发现是，4岁儿童能使用多种指称形式来实现对象索引和评价聚焦，能使用多种形式的评价手段（如话题评论结构、中动结构、反问形式），而且涉及评价表达的会话序列形式多样，如“儿童邀请评价—成人评价回应”“成人始发评价—儿童评价扩展”。该文提出了一个评价活动的知识环模型，为儿童语用发展提供了一个局域分析框架。

　　程璐璐、尚晓明、许文胜的《基于发展语用学的学龄年儿童会话能力发展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和程璐璐的《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的取效行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月）围绕早期儿童的会话能力发展，考察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会话发起、维持、修补及修补回应阶段调用知识、语言、行为及交互关系传递交际目的的情况。通过分析3岁组、4岁组和5~6岁组普通话儿童的产出语料，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借助语用指标进行会话活动的数量呈递增态势，调用的语用指标类型更显灵活。具体表现在，低龄组调用语用指标进行会话的数量整体偏少，而高龄组明显更多；低龄组由于语言表达和认知能力有限，会借助模仿、点头赞同、摇头拒绝等基本的非言语行为与成人互动，而高龄组能够根据受话人的交际需求和互动环境，调用相应的知识发起并维持会话、发出或回应修补请求。

　　早期儿童的指称行为往往伴随着手势。曾小荣的《基于语料库的汉语成人与儿童物体指称行为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1月）分析了4~9岁汉语儿童实施物体指称行为所借助的指称语以及与指称语共现的手势。研究发现，儿童的指称交际能力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地发展，但与成人相比仍存在差异。比如在引入非现场物体时，儿童倾向使用不定指语，而成人倾向使用定指语；在指明现场物体时，儿童更依赖指向模式，而成人更依赖指称语。

　　学前儿童是否具备产出隐喻的能力，以往的文献讨论不多。潘攀、周榕的《汉语学前儿童隐喻产出的跨域映射特点及发展趋势》（《现代外语》第5期）考察学龄前儿童隐喻能力的发展，主要探讨的问题包括学前儿童是否具有跨域映射的能力，早期的跨域映射发生在哪些概念域之间。自然发展语料和诱导产出实验的结果均显示，1）儿童在4;7~4;10可以产出隐喻，5;7~5;10的隐喻产出能力趋于成熟；2）早期跨域映射的靶域和源域多来自日常生活中熟悉的范畴，5;7之后的映射中靶域逐渐出现了表示状态、感觉、关系、时间、思想等抽象概念，儿童在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间形成映射的能力趋于成熟。研究表明，儿童的跨域映射能力发端于4岁多，5;7左右是学前儿童隐喻映射能力发展的关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