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学术自觉。各学科都在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努力奋斗。

　　“强语助力强国”，语言学和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学科这一年在基于汉语自身特点的理论研究上向前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句法语义学者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直面挑战、聚力破题，无论是对经典问题的重新认识，还是对既有理论的反思发展，亦或是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探索，都体现出学者们立足汉语事实、构建汉语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理念，取得了一系列认识更为深刻、视野更为宽广、更具思辨精神的研究成果。下面我们按照成果的研究取向分别加以综述。

一、中国特色“大语法观”的理论体系建构

　　基于汉语自身的特点，沈家煊引领的研究团队多年来“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一直在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汉语大语法”的理论体系。2022年度的研究集中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上。

　　一是对中西方主谓概念和主谓结构的不同做出了深度反思。对主谓结构的认识关系到对整个语法体系的认识，因此涉主谓，无小事。沈家煊的《哈里斯的话语分析法和中式主谓句》（《现代外语》第1期）运用哈里斯的发现程序（包括切分和归类两个步骤）从形式上论证了汉语的主谓句与英语的主谓结构不同，前者是等式型，主语和谓语同属一个对等类，由此汉语的句法结构就是信息结构、对话结构，这是由汉语根植于对话和互动的“流水句”特性所决定的。沈家煊的《衬字和变文》（《中国语文》第5期）则从一个具体的文本入手，通过细致的衬字增删和句子变化，论证了汉语以骈文为本，散文和白话是骈文加衬字的“变文”；并进一步说明汉语句子的切分若遵循“半逗律”则形成正对，若按欧式主谓结构的断连则形成偏对，其本质都是对言，欧式主谓结构是对言的一个特例。刘探宙的《主谓主语句还是主谓谓语句？》（《中国语文》第4期）继续从语法学史上追根溯源，通过细致分析四大类所谓的主谓主语句，指出学界由来已久的主谓谓语和主谓主语之争，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汉语主谓切分离不开传统韵律，西方主谓框架容纳不了“中式主谓”，而对言语法的理论框架，是吸纳中国语文传统、包含语用韵律的大语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二是对汉语句法的语用属性有了更深远的认识。“语用法包含语法”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张伯江的《汉语句法的语用属性》（商务印书馆，4月）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二十个专题，分四个方面深入展示汉语句法的语用属性，具体包括：汉语的基本句法结构不是主谓结构而是话题结构；汉语名词短语组合过程中的语用关系；汉语句法结构的语用性；句法结构的语体制约和修辞属性。完权的《语用整体论视域中条件强化的语义不确定性》（《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基于语用整体论提出自然语言条件句可实现为单义条件句和多义条件句，前者具有偏重性和并置性，后者具有语义不确定性和不可分化性。条件强化与否是会话人基于语言符号和语言使用中的整体语用因素做出的选择性解读。

　　三是对“汉语大语法包含韵律”这一认识做出了具体探索。王灿龙的《试谈一种对仗式话题—说明结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认为“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类俗谚，是对仗式话题—说明结构，是对汉语传统的无系词判断表达式的继承与发展，其形成是俗谚追求诗歌语言的节奏韵律而按照“半逗律”操作的结果。周韧的《汉语韵律语法研究的音节-语义视野》（商务印书馆，1月）通过分析汉语句法结构的韵律模式、汉语四音节成分的韵律地位、汉语复合词构成的韵律因素等个案，指出汉语中韵律本身就是语法手段，通过音节数目的多少对立来表达语法意义，而其背后的原因更多的是语义语用上的。宋文辉的《定语、谓语位置形容词并列结构的用法模式》（《汉语学习》第1期）归纳了单/双音节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三者自身及跨类组合构成的并列结构的规律，以及其在定语和谓语位置上的用法模式，指出汉语在已有的类型学规律上具有特殊性，是现代汉语复合词发达和汉语特有的韵律模式导致的。

　　新理论的提出、新体系的建立必然引起讨论和争议，这是新事物出现并走向成熟的必经过程。自沈家煊（2007）提出“名动包含说”，学界关于汉语名词和动词的讨论就从未停止，2022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以下几项。陆俭明的《再议“汉语名动包含说”》（《外国语》第5期）、金立鑫的《“名包动”理论的逻辑问题》（《外国语》第1期）对“名动包含说”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孙崇飞的《名动包含理论存在逻辑问题吗？》（《外国语》第5期）针对金立鑫（2022）的主要观点提出商榷，赞同“名动包含说”对汉语的适用性，认为这是为解决汉语语法和词类问题提供的新出路。

　　随着大语法体系的逐渐构建，“名动包含”、“对言格式”和“话题根本性”等观念的逐步引起学界关注，很多学者在这种引领下对汉语事实进行了重新思考与解释。如陈满华的《次话题易位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6期）总结了“话题-说明”句中次话题易位的规律和特点，指出影响易位的因素涉及句法、语音、语用和语义等多个方面。文章从一个特定方面检验了汉语式的递归性层次结构源自扁平结构，是并置结构的派生形式。李晋霞的《试论“副词性小句是话题”》（《语文研究》第4期）对否认“副词性小句是话题”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并从形式意义两方面论证副词性小句作为话题的三个属性（“认知参照点”“言谈起点”“引发性话语单位”），指出“副词性小句是话题”是人类语言“对话性”的必然结果，并再次证明了汉语话题-说明结构的根本性。

二、 融入现代语言学理念的传统语法研究

　　传统语法研究是基于美国描写主义（结构主义）分布观对汉语事实进行描写和解释，这也是汉语语法学界几十年来最成熟运用的综合研究范式。随着上世纪末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引入，传统结构主义语法范式早就悄然间融入了现代语言学的一些理念，主要是功能-认知取向的相关理论。这是近二三十年逐步普遍而深入人心的一个研究方式。学者们对语法事实不再单一描述，往往从句法、语音、语义、语境、语用等多个方面综合进行考察。下面我们按照成果内容分专题综述。

　　（一）句法结构研究的传统-现代结合

　　结构主义语法引入现代汉语后，汉语的句式和句法结构一直是句法语义学的重点研究对象。融入现代功能-认知语言学理念之后，传统句式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命力，综合使用立体多面的方法，是目前传统句法结构研究的特色。

　　《语言和言语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7月）凝聚了著名语言学家范晓对语言和言语问题的思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有关语言和言语问题的理论思考；有关语言（汉语的语法、词汇、语音等）的研究；涉及言语行为形式、方式以及言语艺术的研究，包括语言在言语中的动态应用、修辞、言语规律、言语美等。陈昌来主编的《汉语句式研究》第四辑（学林出版社，1月）收录了“第四届汉语句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多篇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汉语句式的方方面面，包括构式、虚词、复句、语篇、方言句式等。

　　具体的句式研究涉及存在句、比较句、“是”字句、条件句、反问句等等。董秀芳的《汉语方式存在句的性质、特点与历史来源》（《中国语文》第5期）通过考察对比“处所+V着+NP”句式的英译情况，认为该句式凸显方式因素并具有主观性，是表示放置的动作行为句通过转喻机制，由指动作行为变为表状态方式，演变过程中，施事不出现起了关键作用。左乃文和邵敬敏的《“比Y更W的是X”的关联特征与事件性比较》（《汉语学习》第5期）指出“比Y更W的是X”是对事件认识评价的程度比较，在语篇中处于“回溯+预示”的关键位置，更依赖后文，与“X比Y更W”在语篇环境、事件性方面都不同。邹玉华的《“的”字结构充当主语的特殊“是”字句》（《汉语学习》第5期）认为法律语体中有一种“VP的”结构充当主语的“是”字句，其中的“VP的”只能指人，是转指而非自指。并认为这一句式背后是一种“人是行为”的特殊构式（“他是偷盗”）。鞠晨、吉田泰谦和袁毓林的《汉、日语中愿望的事实性及其表达特点》（《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发现汉语和日语的愿望表达中都存在事实性模糊的问题，解决策略也相似：一方面用情感表达来传递愿望的反事实意义，另一方面用条件愿望句来表达反事实愿望。刘彬的《反问句的语用性质及其语义语用条件》（《汉语学报》第1期）认为反问句是一种意外表达句式，其语义表达与怀疑心理关系密切，当语境中的某种观点或行为与共同预设或说话人的信念、预期产生冲突时，说话人会使用反问句进行质疑和反驳。

　　本年度传统句法结构及结构组成的成分研究集中在致使结构、述宾结构、领属结构、处所结构、“的”字结构等等。胡承佼的《现代汉语意外范畴研究》（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9月）通过对汉语意外表达形式“倒好”“一不X”“至于”“这一XM，Y”“VP/不VP，S”和“果然”句等的细致描写和分析，初步搭建起汉语意外表达的基本框架。沈梅英的《汉语“间接施主”致使句句法语义不对称多重动因研究》（《当代语言学》第2期）认为间接施事做主语的致使句的形成，认知层面源于话语者对客观世界的识解方式，直接施事因“经济”动因下的转隐喻机制而被压制；语用层面受到信息适量、焦点凸显和交际意图等因素制约。税昌锡的《动词后时量成分的句法多功能性探究》（《汉语学习》第4期）指出动词后时量成分受到动词语义类型的影响，可以做宾语、谓语或补语；其句法多功能性可以从事件随时间展开的过程或过程结构获得解释。莫莉的《动宾结构中非核心论元宾语与核心论元宾语的竞争》（《汉语学习》第6期）指出动词的核心论元宾语与非核心论元宾语共处的句法手段有双宾并立、论元附加或糅合；在核心论元宾语隐没的情况下，非核心论元宾语会受到核心论元宾语的句法功能投射和语义辐射。姜毅宁和陈振宇的《名词性领属结构的蕴涵关系考察》（《汉语学习》第1期）发现名词性领属结构参与的事件与领有者单独参与该事件之间具有蕴涵关系，其形成受到领有者与领有物的关系，以及谓词的性质两个因素影响，在对比、否定、兼语结构中，蕴涵关系往往会失效。姚岚和逄小苗《“的”字连接的多项名词词组的结构切分——从语用认知视角观察》（《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认为“的”字连接的多项名词词组，无论其中的名词是什么类型，左向切分都是无标记的，这是由认知规律决定的，而右向切分受制于语用因素。徐毅发的《“在L”处所状语的两个次类：事件处所与动作位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将“在L”处所状语划分为“事件处所”和“动作位置”两个次类，前者表示整个事件发生的场所，后者表达某个动作作用的具体区域。方绪军的《四单音动词并列式的构成、语法性质及表义方式》（《汉语学习》第4期）指出“吃喝玩乐”类四音节动词并列式是表达复杂活动或事件的需求与四字结构强势规约这两方面协调的结果。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刘探宙 王倩倩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