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字义选择、伪意译与汉字对译名认记的影响。

　　译名中的汉字只是语音符号，与字义无关。但同一音节往往有好多字可以选用，而汉人对汉字的感知根深蒂固地与字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在选择译名时，对字义仍有讲究。早期的翻译喜欢选用中文专名常用字，并尽量使之像中国专名，傅东华译的《飘》是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现在通行的译名原则是保留“异国情调”，各字之间尽可能没有意义上的联系，使读者一望即知是外国专名，但用字仍倾向于雅或中性而避俗免丑。如S可译为“斯、司、思、施、史”等，但决不用“死、屎”。台港地区的译名“中国化”的倾向一直很重，不但表现于单个字的选择，而且还力图使整个译名带上某种意义，是一种“伪意译”。这种倾向遍及各种译名，尤以商标名、公司名为盛，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褒美之意有利于商业竞争，大受实业家的鼓励，如：Cannon-佳能(电器)、Marlboro-万宝路(香烟)。伪意译带来的混乱更是明显，甚至让熟谙外语的人，也难以想像原名是怎么样的。

　　译名对用字的讲究，显示了字义、字形在翻译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对译名的认记非常重要。虽然译名用字的选择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异体的数量，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抑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原因是（1）同一个音节仍常有许多字可供选用，加上一个专名常有好几个音节，异体数量还是很大。（2）汉人认记专名时，形和义仍起不小的作用。（3）中文译名的声调常常是一种冗余成份，i可以译成“伊、以、意”等，但是声调一变，很难认为是同一个专名，如把“意大利”改为“伊达里”。（4）普通话中同音的字，方言中未必同音。Thoreau译为“索罗”和“梭洛”，只是声调有异，上海话却分别念作[solu]和[sulo]，实在很难使人感到是同一个人名。由此可见，语素文字的性质决定了用字的混乱，统一译名用字的重要性不亚于统一译名用音的重要性。

　　(八)方言影响专名翻译和译名认记。

　　要统一译名，首先应按普通话的读音来使用汉字。有些用方音译专名的情况是由历史、社会等原因造成的。如粤闽地区的人曾大量前往东南亚地区，他们的译名有：Brunei-文莱、Sarawak-沙捞越、Bandung-万隆、Bangkok-曼谷。在港澳，译名往往按粤音记，如National(日本松下公司的牌子)，在香港、广东一带译为“乐声”，n-l不分；又如一种咖啡商标Jacob，大陆通译为“雅各布”或“雅克”，香港译为“积及”。这些方言译名，按普通话念与原名往往相去甚远。

　　(九)专名来源不同影响翻译。

　　由于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尤其是宗教的影响，欧美各国有很多共有的人名。这些语言经历了各自独立的发展演变，同一专名在不同语言中的读音有变异。但是依靠反映较早期形式的拼写法，和已经固定下来的对音、转写原则，这些不同的形式一般被看作同一个专名。但是，汉语的翻译，有两种不同的做法。（1）重同一：不管专名有怎样的变异，都用同一译名，如英语Peter和俄语Пётр(pyotr)，都译为“彼得”；（2）重变异：按专名在不同语言中的实际读音分别译出。如：Robert，英语是“罗伯特”，法语是“罗贝尔”；Eugene，英语是“尤金”、德语是“欧根”、法语是“欧仁”。普希金的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Eвгений Oнегин)也有译为《欧根·奥涅金》的。

　　这两种对立的译法并没有明确可分的适用范围。德语的Johann和英语的John读音相去甚远，仍用同一个“约翰”来译，而这个名字在法语中的对应形式Jean却又译成了“让”。Alexander在许多语言中的变异形式都译为“亚历山大”，但其西班牙语形式却译作“亚历杭德罗”。原则不明就难免出现混乱。

　　译名来源的影响还有另一种表现。由于译者对其他外语不甚了了，又不负责任，把其他语言的专名一律按原书语言的读音和拼法译出。如一本俄文著作的中译本里，德语人名Frezer(弗雷泽)按俄语译成“弗列捷”，英国语言学家琼斯(Jones)译为“焦温兹”。另一本从日文翻译来的语言学概论中，Burling译为“巴林古”，“孟加拉、僧伽罗”译为“弁加利、新哈利”，专名变得面目全非，并使读者迷惑不解。极而言之，这样的翻译也就失去了意义。

　　(十)重读音和重拼写。

　　英语是读音与拼写法矛盾较大的语言，其重音对元音的影响尤其明显。如Ann[æn]的昵称是Annet[ə’net]，二者分别译为“安”和“安妮特”，这是重拼写，确认Ann(安)在两种词形中的同一性。重读音的译法，后者应为“厄内特”或“恩内特”。在英语专名翻译中，重读音与重拼写两种对立的做法都很常见。Alan(艾伦)是重读音，Nolan(诺兰)是重拼写，两处lan原来都念[lən]，Truman(杜鲁门)是重读音，Pitman(皮特曼)是重拼写。再如Wallis(沃利斯)是重读音， Wallace(华莱士)是重拼写，其实，这两个词读音完全相同，这是与重音无关的例子。

　　重读音和重拼写，一定程度上分别与上文(九)所述的重变异和重同一两相对应。重读音的译法，表层保真度高而深层保真度低，往往使同源专名因直接来源不同而有不同的汉译名；而重拼写译法的保真度则正好相反，较易获得跟其他语言的同源专名相近的中文译名。这两种对立译法的并存也是许多译名混乱的重要原因。

三

　　以上分析的十点，大多跟汉字的特点、汉语的特点有关，其中每一点都可能影响到译名的统一和保真度。许多情况下，好多方面同时起作用，这时对统一和保真度的影响比单纯某一方面的作用要大得多，由此可见统一汉语译名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显然，这项目标不是由几个人制订出一张译名表(尽管这是很必要的)所能实现的。这需要广大的语言学者，尤其是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按】本文第三部分就追求译名的统一和较高保真度提出一些设想。主要有：

　　（1）要进行中外语音的对比研究，要考虑音位和音节结构(即音位的组合方式)这两个方面。

　　（2）确定几个原则：专名翻译应当以普通话语音为根本依据，排斥任何方言的音译；照顾到原文的音和形；现有的旧译，如果已广泛使用，并为公众接受的，不轻易改动（如“约翰”和“莫斯科”等；在充分讨论后，用法的形式公布一份供外汉翻译使用的译音字表，要求译者在翻译时遵照执行。

　　以上所提出的原则，有的在新华社的译音字表中已经有所体现，有的未必成熟，需要求得各界的承认，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对译名的统一起一点儿作用。

　　从本文所述来看，Trump译为“特朗普”比“川普”的译法更接近译界的主流，因此也更加容易达成统一的目标。

　　（1）英语tr,dr一类复辅音虽然读音紧凑，近似单辅音，但是在中文译界常规是分为两个音节来翻译的（如Truman杜鲁门，Troy特罗伊——作为古希腊神话则是“特洛伊（木马）”；Armstrong阿姆斯特朗）。如果这个名字翻译为“川普”，会引起更多译名混乱，离统一译名的目标更远。

　　（2）这类复辅音在其他拼音文字语言包括与英语同源的其他欧洲语言中，仍是念更显著分离的两个辅音的，而且在东亚邻国日语韩语的译音中也是将t和r分开的，如日语トランプ To-ra-n-pu，韩语트럼프Teu-reom-peu，因此译为“特朗普”具有更高的跨语言保真度。

　　（3）英语tr是（紧凑的）复辅音，与汉语塞擦音ch听感有相近处，但是发音仍有较大差距。 

　　作者简介

刘丹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石汝杰 日本熊本学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汝杰，1947年生，江苏苏州人，1985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85-2006年在苏州大学任教。2006年4月起，任日本熊本学园大学教授。从事汉语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汉语方言（吴语和吴语的历史）。论著有《明清吴语词典》（和宫田一郎共同主编，2005）、《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2006）、《吴语文献资料研究》（2009）及众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