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

　　长期以来，人们把“语言”一词，界定为“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或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认为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之一。可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现在已经发现许多动物，例如海豚、鲸、黑猩猩、金丝雀、蜜蜂等，也有广义的语言，包括人类听得见的或是听不见的，有的还相当复杂。于是，语言似乎不能视作人类的专利了，尽管在许多方面，动物的语言与人类的语言无法相提并论。

　　不过，人类在其发展的相当高级的阶段，发明了文字——一种书面的语言，借以使各种信息，既能送到远方，又能传给后代。这可是任何其他动物所望尘莫及的事，真正足以成为人类的自豪。人类则由于文字的发明，结束了漫长的野蛮、混沌的境况，开始踏上文明的道路。

　　现代社会的人们，无不知晓“文明”这一概念的含义。文明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诸如国家、城市、商业、文字、宗教、冶炼金属、种植农作物等，都是人类开始具有文明的标志。其中，文字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标志。人类社会的真正历史，可以说是从有了文字之后才开始的。因此，文字是人类的文明之光。

　　汉字，则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

　　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的呢？

（一）仓颉的传说及其他

　　在中国，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有个老人端正地坐在地上。他的脸部很是奇异：眉骨隆起,周围竟镶嵌了四只眼睛！每只眼睛里还直发出炯炯的光，射在跟前一堆横七竖八的图形符号上面。此时，正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忽然，撕天裂地“哗啦”一声响，接着扑扑簌簌，仿佛下起了大雨。可是仔细一瞧，下的竟是谷子小米！或远或近的地方，又不时传来“啾啾”的啼哭之声，原来是神祇鬼怪正在伤心不止……

　　这就是中国古代关于仓颉〔jié洁〕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的故事。仓颉造字的说法，被中国的许多古书所记载。直至公元11世纪的宋代，有一位学者叶梦得（公元1077—1148年），写了一部笔记叫《石林燕语》，其中还谈到当时京都官府中许多管理文书的小官吏，到了秋季就集体祭祀仓颉，把他尊为文字之神（图1）。

图1 仓颉画像

　　可见仓颉造字的说法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有不少人相信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甚至干脆把他认作古代的帝王。据说他姓侯冈，名颉；因为是陈仓（今陕西宝鸡一带）地方的人，故而叫“仓颉”。

　　在编于北宋、号称“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中，曾经收有一篇“仓颉书”（图2）。当然，这只能是托名之作，不过有人居然还能据此做出释文来。也有人认为这个书迹与早期彝族的文字比较相像。据调查，在中国的具有文字的某些少数民族中，也不乏仓颉造字的传说，比如彝族。这也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具有共同的祖先，都可以说是炎黄子孙。

图2 仓颉书

　　根据这种传说，文字是由特殊人物创造的，而且具有神奇的力量，能使天地鬼神为之惧怕。所以早先中国的民间，由此而普遍敬畏文字乃至写有文字的纸张。在旧时的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随处可以见到"敬惜字纸”的劝诫招贴。老百姓对于读书识字的人，因而也特别地敬重。

　　随着科学的昌明，现在我们知道，汉字这样的文字系统，绝对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创造的，它是广大群众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当中，逐渐地发明、积累，达到彼此承认、共同使用（这就叫作“约定俗成”），才得以正式形成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个别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付出了较多的劳动，对汉字的体系形成起了较大的作用。中国历史上许多事物的发明创造，都有类似过程。先民们往往把这些发明权归之于某个传说中的人物。汉字为仓颉所发明，如同说种庄稼始于后稷〔jì计〕一样。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卿在《荀子•解蔽篇》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又说：“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一也。”他认为仓颉之于文字、后稷之于农稼，只是致力较为专一，做出较大成绩，所以声名得以流传而已。这种看法，可以说是比较客观而高明，也符合事物产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

　　关于汉字的起源，在中国还有两种影响也比较大的说法：一是伏羲（庖羲）造八卦，二是神农“结绳为治”（《说文解字•叙》）。和黄帝一样，伏羲、神农都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帝王。

图3 八卦及其含义

　　八卦是古人用以占卜的八种基本图形，由符号"——”和“— —”组成。这些图形的名称及所代表的事物，见图3所示。用这些图形进行排列组合，可以表达更复杂的意义。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易经》，对八卦有着系统的论述。据说，著名的德国科学家、发明计算机的先驱莱布尼兹（Leibniz.G.W.，公元1646—1716年）就曾经从《易经》的八卦图像中欣喜地印证了从0到63的二进位数字。

　　结绳记事可以说是许多民族在文字产生以前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南美洲的秘鲁印第安人，有所谓“绳结语言”，方式相当讲究，使用时间很长（图4）。中国云南的哈尼族人，数十年前依然使用结绳，如买卖土地的双方各持一根麻绳，田价多少元即打多少结，日后用为凭证。古代汉字中的一些数字的字形如（十）、（卄，即二十）、（卅，即三十），似乎也可视为结绳记事的遗迹。

图4 南美州印第安人的结绳记事

　　八卦和结绳之类，虽然可以用来表达某种信息，但它们不能用来记录语言，所以都不能认为具有文字的功能。

　　关于汉字的起源，我们必须从汉字的自源性质说起。

（二）汉字是一种自源文字

　　什么叫“自源文字”呢？

　　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文字分为自源的和借源的两大类。所谓自源文字，是指从文字产生开始，就独立发展的文字，在文字的形状和体系上是自己独创的，历史也比较悠久，如：汉字，亚洲西部的苏美尔楔形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这些自源文字中，只有汉字福寿绵长，至今健在，其余的都已死亡，或者只是后裔留存。借源文字是指借用或参照其他文字形体或系统而建立的文字，如曰文是借源于汉字，英文、法文等都借源于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又借源于古埃及文。

　　何以见得汉字是自源文字呢？

　　早先，在国际考古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西方。有些汉学家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甚至有人认为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这些看法，当然是非常无知而可笑的。根据近百年来，特别是近30多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考古发掘，完全可以推翻这一类说法。所以荷兰著名的考古学家法兰克福（H.Frankfori）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已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独立起源和发展的文明可能只有三个——近东（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中南美（墨西哥、秘鲁）。

　　既然中国的文明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那么，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绝无问题的。至于它和楔形文字有所相似（下文将要叙及），与其说是亲缘关系，毋宁说是体现了人类文字起源的共同特征。

　　（三）陶器、龟甲上的

　　图形、刻画符号

　　关于仓颉造字的说法，如果抛开神话色彩，它在积极的方面可以对我们有两种暗示：其一，表明了汉字的自源性质；其二，提供了汉字起源的最早年代的信息。据中国的古史记载，黄帝是纪元前约2500年的人物。这相当于中国考古学所指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距今约4300—4800年）时代。这一时期甚至更早的仰韶文化（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距今约5000—7000年）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在部分陶器上刻画或者绘写有某些图形符号（图5、6）,不少古文字学家认为这已经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了。上文所引所谓“仓颉书”，也是一些不成字的刻画符号性质的图像，应该说并不是偶然的。

图5 仰韶陶器上的符号

图6 龙山陶器上的符号

　　对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认识，当然首先要依靠地下考古材料的印证。近年来我国考古发掘取得了不少与汉字起源问题有关的材料，有些是令人振奋的。例如，1983—1987年在对河南省中部舞阳县城北的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在若干墓葬里随葬的龟甲、骨器和石器上，也发现有契刻符号。其中个别契刻符号的形体，与我们即将在下文介绍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图7所示的形和形，便是如此。运用现代的碳一14等年代测定技术，测出贾湖遗址的年代，大约是距今7000—8000年，比仰韶文化的年代还要早1000年以上，也比迄今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现的古代文字的源头如南美索不达米亚复杂刻画（约5400年前）、埃及象形文字（约5000年前）等都要早。尽管贾湖遗址的契刻符号为数甚少，不足以认定已经成为一种文字，但是认为这些符号也具有某种原始文字的性质，并且与殷墟甲骨文具有某种程度的渊源关系，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它们与殷墟甲骨文一样，都是刻于龟甲兽骨之上；甚至在图7那块刻有符号的完整龟甲上方距中线的右侧有一个小圆孔，这在安阳出土的有字龟甲上也能常常见到，说明了二者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同文化表现形式。起码，它应该被视为驳斥那种所谓“汉字源于西方”的谬论的有力证据。

图7 舞阳贾湖龟甲契刻符号（左）
与殷墟甲骨文拓片（右）的比较

　　举世闻名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是从第20个商王盘庚（约公元前1324—前1297年在位）之后开始出现的，距今已有3000多年了。它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不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如果认为贾湖遗址的契刻符号、龙山文化的图形符号等是汉字的雏形，那么它们与殷墟甲骨文之间，势必还有某些过渡性的环节。

　　可以提供一个证明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的襄汾陶寺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初步揭示出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在距今4000年至4500年间兴建并使用。目前，考古学界倾向于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在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个陶器上发现了一个用红色颜料书写的符号（图8），形体与甲骨文的“文”字完全相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陶寺遗址可以作为当时已经产生国家及都城的佐证，同时也可以认为汉字在当时已经产生，起码可以作为诸如贾湖遗址的契刻符号、龙山文化的图形符号等的汉字雏形与殷墟甲骨文之间的过渡性质的环节吧。

图8 陶寺遗址陶器符号

　　在探讨汉字起源的问题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理念，就是汉字的产生，应该是多元的，就是说，具有不同的来源。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早于甲骨文的书写符号有40余处，不但在中原地区的河南贾湖和山东大汶口，而且在西北的陕西西安、宝鸡、临潼，甘肃的秦安、半山，青海的乐都，西南的四川广汉，中南的湖北宜昌，乃至东南的浙江良渚（图9），江西清江、新干等地的古代文化遗址中，都有这类书写、刻画符号的发 现。这些符号的图像形体，有的相同、相似，也有的“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它们为汉字的产生是否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呢？正如《荀子•解薮篇》所云“好书者众矣”，可能都成为汉字起源的催化剂。

图9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画符号

　　1992年，在绝对年代定为公元前2200年的山东邹平丁公村遗址的发掘材料中，有一个陶盆底部残片上刻着11个类似文字的符号（图10），这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和极大的重视。如果它的真实性没有问题，那么，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它是“一种走向歧途的古代文字”，也可以说是没有被诸如仓颉这样的“汉字统一者”所吸收的“前汉字”。这个例子，应该可以用来证明汉字起源的多元性质吧。

图10 丁公陶文

　　遗憾的是，目前在这方面所发现的材料及其研究都很有限。在已经发现的有关材料中，由于对文字起源的认识在理论上并不一致，所以对那些材料在汉字形成过程中的性质的认定，还存在若干分歧（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介绍并分析）。因此，汉字的起源，还是一个有待考古材料的丰富和理论认识的深化才能最终解决的神秘之谜。

　　我国最早的古书之——《尚书•多士》中有句话:“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指的册和典，都是有关历史的文字记载。殷人祖先已有典册，说明在商朝建立之前，汉字已经形成体系并且进入实用阶段。据此做一较为保守的推测：汉字形成于前此的夏代中期，即大约距今4000年，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吧。

本文原载《中国汉字源流》（董琨著，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7年1月），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