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2002：229）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察觉，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的方言。这种语言变异的现象，人人都有经验，汉朝的哲学家王充把它总结成两句话，叫做‘古今言殊，四方谈异’”。 

　　语言永远都在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简称“马恩”）也对语言的变化进行了观察，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介绍马恩的看法：（1）历史比较语言学视野下的语言和社会演变；（2）语言的接触、分化、消亡；（3）语音或词义的演变。 

恩格斯像

　　1.历史比较语言学视野下的语言和社会演变

　　李振麟（1983：125）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延伸和扩展。它的特点是通过对现有语言事实的研究而推求无文献时期的远古语言状况, 以已知推未知。”　　

　　岑麒祥（1988[1958] ：133）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代表人是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Rask）（代表作《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1814年），波普（Bopp）（代表作《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相比较》1816年），格里姆（Grimm，又译格林）（代表作《德语语法》1891年）。“历史比较语言学自拉斯克、波普和格里姆等奠定基础后，马上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掀起了一种对各种语言作历史比较研究的热潮，范围逐渐扩大，程度也逐步深入，对于普通语言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影响更大。”

　　马恩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大加欣赏，对不了解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杜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杜林先生既把整个现代的历史的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上勾掉，那末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益的语言教育的中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近六十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20卷346页）

　　马恩独特的眼光，不但看到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语言的演变，而且看到历史比较语言学中所显示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从亚洲带来农业知识”“从亚洲故乡带来金属的知识”等等。

　　比较语言学证明，他们从亚洲带来了农业知识。凯撒指出，他们没有忘掉这种农业知识。但是，对于一个穿过中欧林野慢慢移动的好战的半游牧部落来说，这种农业不过是一种临时手段和次要的生活来源。（恩格斯，《全集》第19卷488页）

　　日耳曼人从亚洲故乡带来了使用金属的知识，这已为比较语言学所证明。他们也许还有过金属开采和金属加工的知识，但是当他们和罗马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未必还保有这种知识。至少在公元一世纪的著作家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在莱茵河与易北河间有开采和加工铁或青铜的说明；他们倒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恩格斯，《全集》第19卷519页）

　　2.语言的接触、分化、消亡

　　苏金智（2015：94）认为，“语言接触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语的、有同源关系还是没有同源关系的，在一种特别的语言环境中被语言使用者交替地使用”。

　　吴安其（1999：1）认为，语言的分化指的是“所有使用中的语言或方言都是处于缓慢变化中的系统。如语音的变化就包含着渐变和突变。旧欧洲的新语法学派和后来的词汇扩散理论都讨论语言变化的这一类问题。语言的变化可以从一代一代人所说的话有所不同中观察到, 一地的方言中往往有新派和老派的区别, 方言的分化便始于此” 。

　　孙宏开（2001：1）对语言消亡的看法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 随着网络、媒体现代化速度的迅猛发展, 随着广播、电视、大众传媒的日益普及, 随着一些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地区、族群的迅速开放, 随着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传播力度的加强, 一些弱势语言的功能将更加减弱, 最后濒临消亡。” “一些弱势语言的陆续衰亡, 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而是一种全球现象。语言学家们估计, 世界上现有6000 多种语言, 在21 世纪将有大部分语言陆续失去它的交际功能(有人估计将消亡70 %-80 %)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

　　马恩给出了语言接触、分化和消亡的具体例子：

　　南方法兰西人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历史的发展是铁面无情的。经过300年的斗争，普罗旺斯人的优美的语言论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他们本身也成了法兰西人。（恩格斯，《全集》第5卷420页）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1000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勒河和波希米亚林山，已经从斯拉夫族的入侵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以至斯拉夫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共不到10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卢萨蒂亚的文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不过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恩格斯，《全集》第2卷396页）

　　当诺曼人一在爱尔兰住下来以后，当然他们首先就需要攫取设防的港埠；这些港埠的居民在长时期中都是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到十二世纪时，在语言和风俗方面，他们早已被爱尔兰人同化了。（恩格斯，《全集》第16卷565页）

　　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第9卷191页）

　　3.文字和语音的演变

　　吕叔湘（2002：229）提出了文字变化的两个原因：“语言在不断地变化，文字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可是事实上文字的变化总是落后于语言。第一，人们学习文字是对着书本学的，——就是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也不是让儿童学会了几十个字母和一套拼音规则就了结，也还是要‘念书’的，——书上有的字，口语里不用了，也得学；口语里有的字，书上没有，就学不到。尤其是因为念的书往往是些经典，宗教的、历史的和文学的经典，它们的权威给文字以极大的影响，使它趋于保守。第二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文字是读书识字的人——在古代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交际工具，这种人在人口中占极少数，只要这些人可以彼此了解就行了，不识字的人民群众懂不懂是不考虑的，跟他们有关系的事儿可以讲给他们听。由于这两个原因，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像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印度的梵文，都是显著的例子。”对语音的变化，吕叔湘（2002：235）也有自己的看法：“语音，因为汉字不是标音为主，光看文字看不出古今的变化。现代的人可以用现代字音来读古代的书，这就掩盖了语音变化的真相。其实古今的差别是很大的，从几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第一，旧诗都是押韵的，可是有许多诗现在念起来不押韵了。……其次，旧诗里边的‘近体诗’非常讲究诗句内部的平仄，可是许多诗句按现代音来读是‘平仄不调’的。……又其次，汉字的造字法里用得最多的是形声法，常常是甲字从乙字得声。可是有许多这样的字按现代的读音来看是不可理解的。”

　　下面我们来看马恩的论述：

　　在罗马时代还很繁荣的阿拉伯南部各城市，在7世纪已经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毗邻的贝都因人在这500年内编造了一些关于他们起源的纯粹神话般的无稽传说（见古兰经和阿拉伯历史学家诺瓦伊里的著作），这些城市里的碑文所使用的字母几乎完全没有人能认识了，尽管那里并没有第二种字母，所以，实际上这种文字已被遗忘了。（恩格斯，《文集》第10卷114页）

　　我在上述整个研究中，只注意到语形变化形式而没有注意到声音的相互关系，这是由于在一世纪和我们最古的语言资料编成的时代之间，声音的相互关系（至少在许多方言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德意志，我只须提一提第二辅音音变就够了；在斯堪的那维亚，古代歌谣的同音法表明，从编成歌谣到用文字写下歌谣这一段时期里，语言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做的工作，德国的语言学家们将来大概都会做到的；在这里，它只会毫无必要地使这个研究复杂化。（恩格斯，《全集》第19卷533页）

　　我不知道昨天是怎么想的，竟同您的意见相反，断言teutsch一词的写法是完全现代的。其实，写法不是现代的，而是现代才赋予它以重要意义。在整个中古高地德意志语中，是用tiutsch，甚至主要是用 tiusch（例如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同时也使用diutisch（例如《安诺之歌》）。在十六世纪又主要使用teutsch（例如路德，乌尔利希·冯·胡登）。相反，在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中总是出现diutisk，diotisk；我甚至认为，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更古的形式：thiodisk，theotisk。整个问题在于：哥特语、古代诺曼语、盎格鲁萨克逊语、古代萨克逊语、古代下法兰克语的th(p)，后来在萨克逊和法兰克方言中通过磨擦或磨损而演变为d；在高地德意志语中，通过辅音音变，它也演变为d（因此，一切在英语中由th开头的词，无论在高地德意志语或是低地德意志语中，包括荷兰语，都是由d开头）。看来违反所有规则的这种对应，使十三世纪的高地德意志语作家——在涉及到民族本身的称呼这样重要的词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倾向，要用Ｔ来重新恢复由辅音音变而引起的似乎正确的区别，从而就去伪造语言。到了路德时代，所有这一切和词本身的起源一样，都被完全忘却了。相反，从文艺复兴起直到雅科布·格林，都把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名称Teutones，Tuisto等等当作词源基础来使用。我如果不向您这样更正我昨天的说法，我的语言学的良心会使我不安。一般地说，夜间两点钟以后是不应该谈论比较语言学的。（恩格斯，《全集》第34卷134页）

　　在以麦士河为界的法兰西语区和莱茵河以北的萨克森语区之间，萨利克人同里普利安人碰了头。双方的分界线，在这里还要详细地确定，关于这点，我们到下面再说。现在，我们首先研究尼德兰语的语法特点。

　　在元音上，首先令人注意的是像真正的法兰克语那样，i为e所代替，例如，brengen—bringen，Kreb—Krippe，hemel—Himmel，geweten—Gewissen，ben—bin，stem—Stimme。这在中尼德兰语里出现得更频繁：gewes—gewiss，es—ist，selber—Silber，blent—blind。而这在新尼德兰语则为gewis，is，zilver，blind。同样地，我在根特附近又找到了两个地方，名叫Destelbergen 和Destel-onck；在那里，就是现在也依然把Distel叫做Destel。在这一点上，完全在法兰克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受到了弗里西安语影响的标准新尼德兰语，跟它就不是那样地一致了。　　

　　其次，还有一点跟里普利安语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后面带有辅音的m或n之前，以o代替u，然而并不像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那样彻底。在新尼德兰语中，有konst，gonst，kond，同时也有kunst，gunst,kund。另一方面，也有两者完全一致的地方；例如mond—Ｍund，hond—Hund，jong—jung，ons—uns。

　　跟里普利安语不同，长音ｉ（ij）在发音上变作ei，这在中尼德兰语上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ei在发音上不是像在高地德意志语里那样ei＝ai，而是实际上像e＋i，虽然也不像丹麦人和斯拉夫人的ej发音那样的窄。书写出来不是ij，而是ei的二合元音，发音与此稍有不同。与此相应，代替高地德意志语的a的，是ou，ouw。

　　元音交替从语形变化中消失了。在变格上，有单数和复数，在动词变化上，直陈式和虚拟式具有同一的词根元音。相反地，在词的构成上，元音交替则表现为双重形式：（1）一切哥特后期的方言所共有的形式，即a经i而变为e；（2）尼德兰语所特有而在以后才发达起来的形式。中尼德兰语，正如里普利安语一样，依然有hus—Haus［家］，brun—braun［褐色的］，rum—geräumig［广阔］，tun—Zaun［垣篱］，复数则为huse，brune。新尼德兰语则只有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向所未见的语形，例如，huis，bruin，ruim，tuin（ui＝ 高地德意志语的eu）。相反地，以eu代替短音ｏ（高地德意志语的ｕ），则已经侵入中尼德兰语了。例如，jeughet与joghet同时并存，新尼德兰语有jeugd—Jugend［青年］；doghet—Tugend［道德］，dor—Tür［门］，kor—Wahl［选择］，而同时还有带eu的语形；在新尼德兰语则只有deugd，keur，deur。这同十二世纪起在法兰西北部发展起来的语形——以eu代替重读的拉丁语ｏ——，是完全一致的。凯伦注意到了元音交替的第三种情形：在新尼德兰语里，ei是由ê（ee）的元音交替变成的。所有这三种元音交替形态，都是里普利安语以及其他方言所没有的，是尼德兰语的一种特殊的标志。

　　Ald，alt，old，olt，uld，ult变为oud，out。这种变化，在中尼德兰语里就已经可以看到了，不过，在那里，既有goudin，houde，scoude（sollte），同时也有guldin，hulde，sculde，因此，这种转变发生于什么时候，是可以大致确定的。这也同样是尼德兰语的特点，至少它同所有大陆的日耳曼方言是相反的；它在英格兰的郎卡郡方言里反而还存在着；例如，gold，hold，old，在那里是gowd，howd，owd。

　　说到辅音，尼德兰语没有纯粹的ｇ（即意大利语、法语或英语的后舌音ｇ）。这个辅音的发音像强烈的送气音gh，在若干音结合中，它和深后舌音（瑞士语、现代希腊语或俄语的）ch 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已经看到，从ｇ到ch的这种转变，在古代萨利克语中就已经出现了。它也出现在一部分的里普利安语和在以前法兰克土地上形成的萨克森方言里，例如，在闵斯德，也跟在贝尔格语里一样，甚至单词的开头的ｊ，特别是在外来语里，在某些场合发音也和ch一样，人们在那里可以听到Choseph，甚至可以听到Chahr (Jahr）。倘使摩·海奈注意到这一点，那末，在古福音诗中j，g和ch的常常彼此换用和互押头韵，就不致于使他感到困惑了。（恩格斯，《全集》第19卷572页）  

　　引用文献

　　岑麒祥（1988[1958]）《语言学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振麟（1983）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问题，《语言研究》第1期，125-133页。 

　　吕叔湘（2002）古今言殊，《吕叔湘全集》（第六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29-240页。 

　　苏金智（2015）语言接触中语言演变的连续体模式，《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93-100页。

　　孙宏开（2001）关于濒危语言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1-7页 

　　卫志强主编（2015）《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语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安其（1999）语言的分化和方言的格局，《民族语文》第1期，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