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后一课》显示了 语言和政治的关系 

　　谈到语言和政治，我们会想起法国的都德写的《最后一课》（1893年）：主人公小弗郎士平时学法语不认真，老逃学。普鲁士占领后禁教法语，小弗郎士上了“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韩麦尔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最后一课》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恩格斯在《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3）有过介绍。 

　　2.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 

　　卫志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语言》（2015）中，列出有关语言和政治的论述有25条。这些论述，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语言和政治的关系。我们看几条论述： 

　　保尔当然一定非常想知道亚尔萨斯的情况。那好，法国人是可以满意的。在斯特拉斯堡，使我惊奇的是，我听到的都是德国话。只有一次从我身边走过的两个女孩子——犹太人——讲法语。但这完全是假象。住在那里的一个很有头脑的年青的社会主义者告诉我，一出城门你就会听到人们只讲法语，而且是故意这样做。在牟尔豪森也是如此，据他说，五分之四的人口——工人等等都讲法语。在被吞并以前并不是这样。自从有了铁路，法语就开始在乡村地区推广，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讲的法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造的。但不管怎样，毕竟是法语，这说明人民喜欢什么。吞并以后，有一次我对摩尔说：所有这些重新德意志化的企图，必然使亚尔萨斯人讲法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事实果然如此。农民和工人在他们是法国人的时候坚持使用他们的德国方言；现在他们则极力摆脱它，用法语来代替。 

　　象这些普鲁士大笨蛋，真是世间少见。他们拜倒在贵族和资产者的脚下，但他们应该知道，这些贵族和资产者都无可救药地法国化了，并且欺压至少在语言上还保留着德意志民族某些痕迹的农民和工人。（恩格斯：《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3年8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112页。） 

　　我们认为，为了使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民族和人类能够存在，欧洲地图必须重画；我们认为必需重新划分领土，以代替维也纳条约所做的任意划分；这次划分应以语言、传统、宗教的近似为依据，以每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特点为依据。你们不认为根据这些共同的信念足以建立互助友爱的组织吗？我不是要你们服从唯一的一种学说，唯一的一种观点。（马克思：《马志尼的新宣言》（1858年9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619页。）

　　这是打算安抚匈牙利，然后把它变为帮助专制的奥地利摆脱困境的工具；而匈牙利在奥地利重新强大以后将遭到怎样的命运，它根据经验，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无限制和无条件地承认匈牙利语是匈牙利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事实本身，也完全是用来鼓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反对马扎尔民族的。（恩格斯：《奥地利革命的发展》（1860年12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250页。）

　　在这几条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讨论语言和政治的关系，却给我们具体描绘了语言和政治关系的生动画面：语言有时会涉及国家、权力、国际交往等作用。政治指的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各种团体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尤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亦指对于一国内外事务之监督与管制。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给我们的启迪是语言和政治有关系,指的是有时语言在政治中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3. 当前的语言和政治的研究 

　　现在距离马恩的年代过去一百多年了。比起马恩对语言和政治的论述，现在对语言和政治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下面举的两个研究领域，“批评话语分析”和“政治语言学”都是涉及语言和政治的研究范围。

　　3.1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学思潮,代表人物主要有福柯(Fourcault)、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克雷斯（Kress）、福勒（Fowler）、范戴克(van Dijk)等。批评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他们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所有组成部分都是某种权力的反映。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书面语也包括口语。与会话分析不同的是，批评话语分析大多用宏观分析的世界观，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话语，认为话语就是社会和意识形态实践。因此，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语言如何在机构性和政治性话语（例如教育、组织、媒体和政府），以及特定的话语（如不同性别和不同阶级）中发挥作用的，以此来揭示社会关系中公开的和隐含的不平等。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要点是：1）语言是社会实践；2）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3）为之奋斗的目的；4）篇章和语境；5）自我反思性；6）互文。 

　　3.2政治语言学

　　西方政治语言的研究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在这一古典时期，哲学家们通常把政治语言看成是自然语言，他们更多地关注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比较典型的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语言现实主义，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代表的语言交际论以及以斯多葛(Stoic)为代表的语言唯名论。语言现实主义认为语言只是思想的外衣，并不会对思想产生影响; 语言交际论认为语言是物体共性与人类认识事物的共性之间的桥梁; 语言唯名论认为通过给事物命名，事物才存在，而通过语言事物才被具形和传播。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致力于建立政治语言学( Political Linguistics) ，旨在把政治语篇分析的科学研究融入一个学科。1996 年贝克哈特( Burkhardt) 提出了一个普通的概念“政治语言” (所有的政治特点的文本，应用了关于政治语境的谈话的词汇和文体手段，包括所有形式的公众、机关、私人关于政治问题的谈话) ，同时提出“政治语言学”，并把它作为研究政治语言的学科看待。1998年，克莱恩( Clein) 指出，德国学者克莱姆佩拉( Klemperer，1947) 与斯坦贝格与苏西金( Storz, Sterberger, and Süβkind，1957) 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的语言批评分析研究为政治语言学这一新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政治传播的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学的子学科，它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德语区发展起（仝品生,2015:125）。

　　4. 结语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跟政治有关系，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斯大林在其《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中，明确表示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可看作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同时也不具有阶级性（张丽娟等，2018）。

　　下面是斯大林的论述：

　　总括说来： 

　　（甲）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语言认为是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乙）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性的；对于社会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斯大林，1950：9） 

　　斯大林  1950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北京：解放社 
　　仝品生  2015  西方政治语言研究述评，《曲靖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125-128页 
　　卫志强（主编）  201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语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丽娟、卫志强、徐赳赳  2018  苏联有关语言学的一次大讨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汉字文化》第8期，7-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