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五届《中国语文》青年学者论坛于2017年4月8日至9日在浙江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语文》编辑部和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次会议特邀沈培、王云路、李无未、方一新、汪维辉、刘丹青六位专家（按发言顺序排列）和与会青年学者分享了近期的成果和研究心得。刘丹青研究员的发言稿《语言学对汉语史研究的期待》已于2017年4月24日在“今日语言学”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这里发布的是其他五位专家报告的摘要。

　　沈培（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从〈老子〉〈论语〉〈礼记〉〈淮南子〉几个跟“遂”相关之词的释读谈汉语史研究中如何利用古文字资料》，通过学者们对《论语》、郭店简《尊德义》、郭店简《成之闻之》以及《老子》各种版本的研究，可知古汉语中“由”、“道”、“遂”皆可用为动词，表示“遵从”、“顺从”义，而“遂”又与从“兑”得声之字相通。由此，可以对以下古书中从“兑”得声之字的用法和含义进行讨论：（1）《老子》今本第二十一章的“阅”、《淮南子·原道》和《俶真》的“阅”、《诗·谷风》、《小弁》的“阅”，皆可读为“遂（或述）”，表示“循”或“顺”义；（2）郭店简《老子》的“敚（原有糸旁）穆”、《淮南子·泰族》的“訟缪”、《文子·精诚》的“悦穆”可读为“邃寥”，表示“深远而空旷”之义。另外，《荀子》里面的“铅”、“紃”等字的用法也都跟“遂（述）”有关。古人读“阅”为“穴”之说可能有问题，“阅”字的本义当重新考虑。“遂”、“隧”、“述”、“術”等字在用字分工方面的情况错综复杂，也值得讨论。最后，结合这些实例，对汉语史研究中如何有效准确地利用古文字资料提出几点看法。

　　王云路（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从核心义提取看汉语词义研究的古今沟通》，核心义是从汉语造字义中提取出来的抽象意义，它统摄和制约一个词内部的大多数义项。古今汉语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现代汉语使用的许多义项，有助于我们探寻和提取其核心义，从而合理解释义项间的关系，排除错误的释义。通过讨论“凌”“寡”“奋”和“摇”四个词语以证成这一观点，这里仅以“凌”字为例。

　　“凌”的核心义是迫近、靠近。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关义项：

　　以物喻人，人与人的迫近分两种：上对下的迫近是欺凌、压迫，如盛气凌人；下对上的迫近是冒犯、干犯，如凌上。压迫产生的状态就是凌夷、凌替、凌迟。

　　空间上的迫近，即迫近物体表面。迫近水面就是渡过，如凌波。由下向上的迫近实体（如山顶）就是登、升。迫近高空就是达到，上达，如凌霄、凌空、凌虚；抽象意义上的迫近，就是超过，越过。迫近高空的状态就是高。

　　空中自然现象对人的迫近，如霜雪、风寒、雷电等，在人四周，就是“冒着”。如凌寒、凌霜、凌风、凌雪等。迫近的状态，作形容词，就是猛烈。

　　时间上的迫近，就是到达，如凌晨、凌晓、凌旦。与“拂晓、侵晨”同类。

　　而词典中“乘”和“驾驭”义是应当排除的。

　　一些相关同源词，也可纳入其核心义范畴。淩，或作凌，是水的凝固和迫近，形成冰；陵是土石的相互迫近，形成山；菱角的“菱”也是形成尖尖的形状，是一种物体迫近产生的状态。我们也许无法推演“凌”与“夌”的关系，但从其现实用例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词义的取舍和定位，看出其脉络关系，画出词义演变的路线图。

　　李无未（厦门大学中文系）

　　《东亚汉语学史：辐射、谱系、环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各国汉语学史内部关系呈现了令人瞩目的学术现象，可以概括为：辐射、谱系、环流。其辐射，比如中国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传到了朝鲜半岛，出现了像崔锡鼎《经世训民正音图说》等著作，而日本则出现盛典《韵镜易解》等韵图注解形式等，由此构成了十分鲜活的邵雍“易数”韵图东亚“辐射”模式。其谱系，比如清末中日汉语文言语法书《汉文典》，如果按谱系区分，其类型有三种：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文法”系；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系；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系。其环流，比如“国语”语法学书，无论是中国文典，还是韩语文典、日语文典，贯穿着一个基本语法理论内核，那就是“品词”体系。日本人由模仿英语文典等西方“品词”语法理论体系而创造了日语文典“品词”著作理论体系，风行于日本之后，又进入到了东亚中国语、韩国语研究中来。因为特殊的时代关系，日本学者有机会极力推广文典式“品词”著作语法理论体系，对中国语语法和韩国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韩国学者，模仿文典式“品词”理论研究自己的“国语”语法，直接促进了这种语法理论模式的运行和扩散，构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语言研究“环流”现象。

　　以辐射、谱系、环流视角观察，反思近现代东亚各国汉语学史诸多问题，则可以使东亚近现代汉语学史研究摆脱旧的单一考订模式，并由此而寻求到一种新的切实可行的研究近现代东亚汉语学史道路来。

　　方一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读北大简〈苍颉篇〉》，作为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跋》所说的“同时资料”，简牍材料具有原始性、真实性、未经改动的特点，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刊布的《苍颉篇》，共收1337字，为各出土之《苍颉篇》字数最多、保存最完整者。整理者作了扎实详细的校释，颇可称道。不过，在审辨通假、释义、释词几个方面，还有尚待完善之处。姑举审辨通假1例，以窥一斑。

　　北大简《苍颉篇》：“婴但捾援，何竭负戴。”（71页）整理者以缠绕释“婴”；认为“但”可读作“儃”，“儃”与“邅”通，指回转盘旋。（73页）

　　今按：整理者对“但”的释读，略显迂曲。此处“婴但捾援”4字，义当相近，庶几相配。疑“但”当读作“掸（擅）”，《说文》：“掸，提持也。”古音“但”属定母元部，“掸”和“擅”均为端母元部，音近可通；又古从“旦”与从“亶”“单”之字常可相通。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岁在东方，以北大羊（祥），东旦亡，南遇英（殃），西数反其乡。”（简六四正壹）整理者注：“旦，疑读为殚。”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婢曰：‘但钱千二百，操簦，道市归。’”（简198）又：“（公士）孔见一女子操簦但钱。”（简222），整理者认为简文“但”读作“掸”，且正以《说文》“提持也”注之。可见，北大简《苍颉篇》的“但”与《奏讞书》之例语义相仿，也当读作“掸”。如此，则“婴但（掸）捾（引）援”4个动词，分别表示缠绕、提持和牵引、攀援义，与下句“何（后作‘荷’）竭（承载）负戴”4字词义相近。

　　汪维辉（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史研究中心） 

　　《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和材料问题》 

　　1.汉语史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汉语史研究的对象是汉语口语发展史。“口语”相当于“谈话体”。汉语口语史是一以贯之的，先秦的文言和唐宋以后的白话，其基础都是当时的口语。东汉到隋时期口语性材料比较贫乏，从上古的“文言”式口语到唐以后的“白话”式口语，中间好像发生了断崖式的突变。事实不可能如此。其间的渐变过程，正是发生在约六百年的中古汉语阶段，只是由于口语文献不足，这种渐变性目前还是若隐若现，看不真切。

　　2.汉语史研究的材料问题

　　汉语史研究应该依据口语性语料。古代文献的情况很复杂，就口语性而言，可以大别为两类：（1）比较贴近口语的。这在历史文献中大量存在，是研究口语史的基本依据。（2）文白夹杂的。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其中的口语成分剥离出来。目前普遍存在对语料不加分析导致结论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这是违背研究口语史的宗旨的，亟需纠正。

　　3.汉语史研究中的“语体”问题

　　在汉语史研究中要有“语体意识”：（1）各种语体是一个连续统，即使是谈话语体的“口语”，内部也不是均质的，所谓“口语性”，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纯而又纯的语言研究对象是不存在的；（2）语体会制约各种语言要素的运用；（3）语体意识有助于准确判断一种语言现象的性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应包括《岩波中国语辞典》中的“上2－下2”五级，重点是“上1－下1”三级。因为这三级是词汇系统中最能反映历史演变面貌的主体。语音史和语法史又各有不同。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