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理思教授发言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院柯理思教授的《再论“VP去”类目的构式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因》梳理了学界关于“VP去”类目的构式中“去”的性质的几种观点及其得失，指出目的构式中表示指示位移的标记是一个附着词，即已语法化的形式，它既有实指的位移义，又与趋向词有别。据此，作者提出“VP去”中的“去”所标注的语法范畴是“关联位移”。关联位移标记和指示趋向词同形，都来源于指示位移动词“来”和“去”。

储泽祥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储泽祥研究员的《汉语构词重叠与构形重叠的互斥性研究》全面考察了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量词、拟声词等各词类在基式与重叠式语法性质一致时，构词重叠与构形重叠的表现情况，验证了一个假设：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基式与重叠式语法性质相同时，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不能使用同一种方式，即构词重叠与构形重叠是互斥的。这种互斥是原则性的，但可使用让重叠式与基式的语法性质不一致的方式来避开。文章还对这种互斥现象的例外从历时的角度做了解释。作者最后声明本假设还需要进行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来进一步验证。

齐冲教授发言 

　　巴黎第七大学齐冲教授的《汉语AABB形式的复数性》从分析语义和语法功能入手，讨论了动词和形容词AABB形式的复数性，和它们在句法中的各种表现和受到的制约，并把动词和形容词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归纳出动词和形容词AABB形式复数性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董秀芳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董秀芳教授的《汉语动词双音化过程中的形式选择和功能表现》根据汉语动词的词汇语义特征重点考察了动词在双音复合化过程中的形式选择和功能特征，分为两类：

肖晓晖副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肖晓晖副研究员的《论类推机制在同素异序词分化中的作用》在考察同素异序词的发生、发展和演化过程的基础上，讨论了同素异序词的分化机制：a以“皮毛/毛皮”“担负/负担”为例说明历时差异影响同素异序词的分化。b以“愿意/意愿”“言语/语言”“要紧/紧要”为例说明并列式合成词中以常见动词性语素居前者易被类推为动宾式，具有动词性质，可充当谓语；以“罗网/网罗”“度量/量度”为例说明并列式合成词中以常见名词性语素居后者易被类推为偏正式，具有名词性质。

　　八、句法语义研究 

罗端教授发言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罗端教授的《甲骨文中复句的重新分析与定性》全面考察了殷商甲骨文的句法结构，认为在甲骨文中可以区分简单句和复句，简单句中可以包含几个不同的动词；复句由从句和主句构成，假设从句中的动词不用否定词“勿”来否定，助动词“其”出现在时间从句里而不出现在假设从句里，假设从句和时间从句不能视为句外话题。

胡建华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胡建华研究员的《“因不失其亲”的句法及其他》文章借助句法分析手段来解读《论语·学而》的一段话：“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认为句中的“信”“恭”“因”都是动词，它们在各自的结构中分别投射为VP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投射成条件句。正确理解“因不失其亲”的关键还需借助儒家“亲亲”思想和思维逻辑来打通“姻”“亲”“宗”三者关系。 

杨永龙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杨永龙研究员的《“才”的强调意义的历史考察》指出，现代汉语中“才”有两个主观化程度很高的用法，其一与主观量的表达有关，其二与焦点强调有关。其主观小量用法与主观大量用法的产生时代与直接来源不同，是不同时代产生的两种用法在共时层面的叠加。其前指强调焦点的用法则经历了表示时间，到主观大量，到有阶强调，再到无阶强调的发现过程。

杨荣祥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教授杨荣祥、赵林晓的《反预期构式“VOV不C”重动句的产生机制与构式特征》认为“VOV不C”重动句式是一种能够标注反预期信息的构式，它的来源结构主要有四种，产生于跨小句语法化的小句整合，整合的动因是主观化和内在的预期受阻语义框架。该构式的产生经历了由松散到紧密的过程，省略和重新分析在整合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宾语的有定/无定性影响整合程度。该构式可简写为“为之而未达/不能达”，构式的预期偏离义与主观化过程相适应，该构式确立后对进入其中的成分产生一定的反制作用。

 
卢烈红教授发言 

　　武汉大学卢烈红教授的《禅宗语录“著”字祈使句的发展》认为“著”字祈使句在唐代开始出现，是汉语史上很重要的一种祈使句。唐宋禅宗语录在“著”字祈使句的使用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在“著”字祈使句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文章梳理了唐宋禅宗语录中“著”字祈使句的发展过程，就其历史来源、唐宋时期的共时分布、唐宋以后的走向等问题展开讨论。

石锓教授发言 

　　湖北大学石锓教授的《明清汉语摹态助词“的”的语法特性及其来源》考察了明清时代汉语摹态助词“的”的语法特性，认为带模态助词“的”的结构主要表描写性，具有谓词性的语法功能，做句子的状语、谓语和补语。“的”前的成分主要有谓词性二元并列结构、动词重复结构和比拟结构等。明清的摹态助词“的”来源于唐宋表描写的词尾“地”和模态助词“地”，而“地”更早来源于表描写的词尾“然”。模态助词“的”的出现是汉语描状系统历时演变的必然结果，其语法地位的确立，对凸显汉语描状系统的特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王灿龙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王灿龙研究员的《“很+动词+不定数量成分”结构探源》重点探讨了“很”修饰带不定数量成分的动词短语的来源问题。汉语史上，“很”“狠”这两字有些瓜葛”（吕叔湘语），在语义和用法方面互有渗透和影响。中古时期人们常用“狠”代替“很”，形成“狠X”的结构形式，为“狠”演变为副词创造了句法条件。“狠”在元代正式成为副词后，“很”进行了一次反代替。在经历了较长的“狠”“很”共用期后，“很”在清晚期取得了稳固的副词地位。“很”修饰带不定数量的动词短语不属于特殊用法，跟它修饰某些性质形容词和心理动词的用法如出一辙，因为不定数量成分的量级特征跟程度直接相关。

唐正大副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唐正大副研究员的《补足语从句化与汉语书面语VO类型特征的加强：以“是时候VP了”为例》探讨了21世纪初汉语出现的新语“是时候VP了”的句法语义属性，认为VP应当看做主句谓语“是时候……了”的补足语成分，尽管其在语义上基本相当于主语从句，但与其构成类型关联（typological correlations）的是汉语书面语中VO特征的加强，并据此将该结构与其他的可以带补足语成分的谓词进行了比较。文章还通过讨论其语法化过程，认为这种新语的产生可能是诸多因素合力造成的。“VP，是时候了”应该是其产生的基底，而小句融合的刚需和英语的影响则从内外不同的角度促成了这一新语的产生。文章还从“时候”等词的语义依赖性等方面论述，这种新语的产生具有特异性（idiosyncrasy）和非类推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文体依赖性，因此是一种零散的、有标记的现象。

李宗江教授发言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李宗江教授的《“不”后有个虚义的“说”》探讨了“不”后虚化的“说”的主要特征：“说”后只能是动词性短语表示陈述；标示说话人“责怪埋怨”的主观情绪；其后动词性成分表示应该做什么，下一句表示与此相反的反预期信息。“说”的作用是降低对某人不做某事不予认同的强度，用来舒缓责怪的口气。作者认为此“说”来源于说话现场为满足语用的要求而由说者临时插入“不”后的，其作用是取消其后VP的行域资格，或者说是将行域转为言域，即达到一个“形为不说”而“实为不做”的效果。可以把“说”定位为调节口气的语用标记。

　　九、篇章语法研究 

 
方梅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梅研究员的《言者视角与汉语篇章连接成分的浮现》认为汉语篇章连接成分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小句结构弱化而来的，小句失去述谓功能成为篇章成分具有一定的跨语言普遍性，如果拿汉语与英语对比的话，弱化小句（如you know, I think）这一类的主要功能是表达言者态度。汉语中大量弱化小句来源的超句连词（macrosyntactic conjunction）是无主语的，甚至可以理解为动词本身的虚化。上述现象与明清以后话本的传承有密切的关系。考察历史材料不难发现，这类篇章连接成分的浮现语境是现场讲述、或者模拟现场讲述，多为言者叙述视角。

　　十、形式语法研究 

包华莉教授发言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包华莉教授的《词类划分在汉语句法里的重要性》认为汉语包含NP谓语或形容词谓语的句子，因其在英语中的翻译涉及“小句”（small clauses），常被不加鉴别地拿来说明汉语也有“小句”。这些所谓的“小句”从不以前置或后置介词短语为谓语，与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小型句不同。这一点表明了区分汉语词类的重要性。

潘俊楠教授发言 

　　巴黎第七大学潘俊楠教授的《依存结构中的复指关系链》是在生成句法学最简方案的理论框架下讨论汉语里不同类型的依存结构在窄义句法上的推导方式。借助于“孤岛效应”“跨越效应”和“重建效应”等测试原理，展示汉语中“语缺”和“复指代词”在话题化和关系化等依存结构中的句法分布。根据其分布，文章进而讨论这些结构的推导方式。同时认为对汉语现象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现有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