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辞书学会第十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会议由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主办，人民教育出版社、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孔学堂书局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侨大学等全国30多个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社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58篇，内容涉及语言文字规范研究、古今辞书介绍与研究、辞书编纂经验分享、词汇语义学与辞书编纂理论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语言文字规范研究

　　此次研讨会，辞书中如何贯彻《通用规范汉字表》，“表外字”要不要类推简化，是个热议的话题。林仲湘《试论语文辞书与〈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关系》、钮葆《3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如何落实〈通用规范汉字表〉》和尤克勤、仇志群《对“类推简化”的一些思考》，分别结合自己辞书修订中贯彻落实《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实践，指出：执行“‘表外字’不类推简化”的意见，会导致繁简混杂，看起来“显得怪怪的，读者会以为编者错了”；“无论是《国务院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还是这个《字表》本身（含‘说明’），均没有‘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的规定，也没有‘表外字采用历史通行字形’的规定，一刀切地规定‘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恐怕与《字表》精神不符，‘历史通行字形’概念模糊”；呼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通知》（1964年）和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简化字总表》（1964年发布，1986年重新发表）所提出的汉字类推简化原则为基础，面向语言文字使用实际，积极稳妥地抓紧研制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汉字类推简化实施细则”。还有的学者指出，若“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势必恢复一批繁体字，这已经涉及汉字简化方针、汉字简化的基本原则以及社会大众特别是教育、编辑出版工作者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汉字使用习惯，而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中仍坚持“简化字、繁体字混用，每处计0.5个差错”的规定，国内语言文字应用领域的不少专家对“表外字不类推简化”也持否定意见，社会大众希望语言文字使用规范保持稳定性，所以对是否推行“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的意见，须慎之又慎，须有广泛的社会调研作依据。

　　晁继周《谈异形词的分化》，以具体实例，将异形词规范过程中，对异形词的分化处理的情况归纳为四种：成功的分化、不必要的分化、值得讨论的分化和不该分化的分化。他指出，看异形词，不能光看语素义，而要看词的整体义，否则，强行分化，会使使用者感到莫名其妙。这为辞书中的异形词规范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苏宝荣《“给予”一词的音和义》，通过对“给”字音义的历史演变和社会调查，指出，“给”字异读（jǐ和ɡěi）的区分，主要是古音与今音、古义和今义的区别，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约定俗成上讲，“给予”的“给”都应该读ɡěi。文章对正在进行中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修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东海《古代辞书的语言文字规范功能研究与当代借鉴》，以史为鉴，提出辞书规范要具有引导效应，要与考试、教育、培训相结合，要及时反映语言文字研究新成果，很有现实意义。

　　二、古今辞书介绍与研究

　　安志伟《〈通俗常言疏证〉的立目问题》，白俊骞、梁光华《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在篆文编排上的问题》，程建功《王力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指瑕》，郝建东《汇古今训诂精粹  开诗经研究新篇——略论〈诗经学大辞典〉的编辑特色》，何茂活《〈汉语大字典〉书证指瑕》，李仕春《〈现6〉、〈牛8〉多义词义项数目对比与分析》，王重阳《〈现代汉语词典〉单音节同形词的分立与多字条目的编排》，以及谢仁友《民国字课图说研究——以〈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为中心》，或介绍评述，或考证纠误，或对比研究，或就辞书的释义等问题进行商榷，对中国辞书史的研究，对有关辞书的修订和同类书的编写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荐比较研究了台湾《新编国语日报辞典》和大陆《现代汉语词典》两部语文工具书三字条目收立情况，指出：无论从各自的语型、从各自语型的数量，还是从具体收立的语条上看，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异同。文章具体分析了这种异同，并进而探寻了造成这种异同的背后的原因。

　　三、辞书编纂经验分享

　　本次会议中，辞书编纂和修订经验的分享是广受欢迎的议题。

　　谭景春《如何保证词典修订质量》，结合《现代汉语小词典》第5版修订中丰富的实例，提出要对比研究相关条目，注意相关条目的相互照应，发现并解决相关条目之间存在的矛盾，专项研究辞书中的各类问题，以提高释义的准确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从而提高辞书的质量。李尔钢《义例问题举隅》，结合《汉语大词典》第三版修订稿中详实的材料，指出，词典释义与词例的首要关系，是义例相符；为此，有时有必要扩大书证核查范围；在分析书证中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时，要避免扭曲书证来迎合自己既有的观点。两位先生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理论，对我们辞书修订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李志江《现代汉语100年的新词新语——谈〈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的编写》，从研究角度、辞书选题、整体框架、编写团队和网络互动等方面，介绍了该辞典编写的经验。安华林《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的一种尝试》与大家分享了正在编纂中的一部严格采用释义元词符释义的汉语学习词典——《新方法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经验。

　　叶军《浅议“内向型”学习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以《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为例，探讨了内向型学习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指出词彩的匹配性和语境的恰切性是衡量这种词典例证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杜翔《“语词兼释”释义方式探析》将“语词兼释”释义方式分为三类，分别研究了其释义特点，并指出了它们与惯用语的区别。高翀《颜色词与〈现代汉语词典〉收词》研究了《现汉》颜色词的收词原则，指出构词规律性强、可以类推、词义透明度高的颜色词词典不必收录。王勇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一些成语的释义提出了商榷意见。潘雪莲《略论名物词构词成分的释义问题》指出，对一个复音词的释义，要尽可能释出其构词成分的所指。张铁文《文献数字化对现代汉语词汇词源研究的影响》，通过一组词语的词源研究实例说明了文献数字化的重要作用。龚英《古代汉语工具书释义比较札记》，对比研究了《汉语大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几部工具书对同一词的释义，提出了释义原则。戴文颖《〈新华字典〉复音词立目的历时考察》，研究了《新华字典》各个版本复音词的立目情况，并探讨了其中的得失。刘建梅《小学生汉字书写偏误对学生学习字典编纂的启示》，分析了小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的类型、特点和原因，指出了当前小学生学习字典这方面的不足和改进方法。夏立新《论汉英词典译义辨析的处理》提出了译义辨析的原则、方法和途径。邵宇彤《编制“宝宝的第一本”系列工具书的得与失》介绍了编辑出版该系列工具书的心得体会。

　　四、词汇语义学与辞书编纂理论研究

　　提高辞书的质量，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指导。章宜华《基于范畴图式—示例关系的释同与解异探析》，详细介绍了范畴图式理论，并基于人的认知经验图式，结合具体事例，论证了图式范畴化对人记忆、辨识复杂事物，对提高辞书中同类词释义的质量和查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朱彦《从动词“穿”的义位分析看意象图式与释义元语言》，以动词“穿”为例，探讨了语义分析理论与词典释义的实践之间的差异问题。指出，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对多义词的分析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便于全局把握，但有时却未必符合语感。所以，更贴合语感的词义分析，离不开作为释义元语言的自然语言的参与。

　　史光辉、汤仕普《“不忍卒读”的形成、变体与语义流变》和汤仕普、史光辉《汉语成语变体略论》，结合实例研究了成语变体的成因、产生方式和复杂多样性以及研究的意义。于峻嵘《同义词释义与“各有所宜”——〈新华同义词词典〉“适用”标示分析》，对该词典“适用”类标示语作了归纳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于屏方《话语标记语在〈现汉〉中的处理》研究了《现汉》对话语标记语功能提示的四种处理方式。袁世旭研究了义位组合逆化现象的类型、特点和成因，梁吉平研究了“蛇”的同源字及其字形演变、音义演变，肖永凤研究了《红楼梦》中的贵州方言词语，王浩垒从共时分布与历时层次研究了两岸口语词“地道”“道地”的使用差异。

　　此外，以下同志虽因各种原因未能参会，但提交了会议论文或提要。白冰《语文词典的配例原则》，董正存《外向型学习词典视域下现代汉语量化方式副词的编纂处理与建议》，高洪年《简化字的变相扩张及其流弊》，高喜田《对语文辞书修订工作的一些思考》，高永伟《本世纪以来英语国家语文词典发展回顾》，雷励《〈集韵〉收字术语琐议》，李德俊《语料驱动释义理据和方法的思考》，李正平《〈现代汉语词典〉方言字辨略》，林玉山《试论两岸差异词》，刘敬林《语文辞书不应设“使……”“以……为……”“为……而……”之类的义项》，马启俊《〈庄子〉记时词语对王海棻〈记时词典〉的补正》，戚晓杰《直音法在现今辞书中的应用及其启示》，乔永《〈辞源〉修订与编辑加工应注意的问题》，秦洁《〈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实践与〈通用规范汉字表〉》，徐时仪《辞书词义系统探略》，赵艳梅《试谈汉语释义元词符词义界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