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文》编辑部和《汉语学习》编辑部7月17日至21日在吉林省延吉市联合召开了“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1981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研究室在北京密云召开了“语法学术报告会”。1982年夏天，现代汉语研究室和《中国语文》编辑部在北京香山联合召开了“语法学术讨论会”。这样的会，这次是第三次了。与会者约五十人，大都为中年同志，提交论文近四十篇。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因为有事没有到会，他们都提交了论文，吕先生的是《歧义类例》，朱先生的是《关于向心结构的定义》。吕先生还写了书面讲话，他说：“开这样的会，我是很赞成的。做学问本来就要经常交流，要讨论、争论。中青年同志在一起讨论，说话顾虑可能少一些，会直截了当一些，这样，收获也可能大一些。中青年同志的会，吃、住、会场，等等，事情也比较简单，筹备起来方便。这样的会，可能比较讲效率。”他还说：“至于会议的内容，当然还是讨论学术问题。开一个会，前后不过四五天或者六七天，如果开幕式、闭幕式、改选理事去掉一两天甚至两三天，还有多少时间讨论学术？我们这个会没有这些事，希望以后也不要有这些事，集中时间来讨论学术。除了宣读和讨论论文以外，也可以用一点时间讨论几个范围较广的、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宣读和讨论论文。这次的论文，仍然是多数侧重于语言事实的描写分析，也有的侧重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宣读论文，多数同志着重讲了写作的意图、方法、材料来源、存在的困难和最没有把握的部分。讨论论文，不讲客套话、恭维话，对多数论文都提出了商榷的意见，比较集中地争论了向心结构的定义、有定无定等问题。除提出商榷意见外，许多同志还提出了补充和修改建议。第二个阶段是专题讨论。首先围绕“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展望”展开了讨论。与会同志认为，近些年来，在吕叔湘先生等老一辈专家的指导和带动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出现了新的苗头，新的趋向。一批语法研究工作者，既立足于汉语事实的调查研究，又注意对研究方法的探索，而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则各具特点：有的对某些材料作穷尽的描写分析，有的注意使用统计的方法，有的注意研究语言实际使用的种种情况，有的进行口语研究，有的从人机对话的角度来研究，有的较多地借鉴了逻辑学的一些原理，有的作种种比较研究，有的注意同自然科学某些学科的研究相结合，等等。研究是多侧面多角度多渠道的。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对语法研究主攻目标形成战略包抄的局面。与会者还用一些具体事例，着重讨论了句法结构、语义和语用三者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它们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是有所区别的不同概念。与会者认为语法研究工作者应当扩大知识面，努力吸取新知识，队伍也要扩大，方言语法、双语比较、儿童语言等方面的研究还要加强。此外，还讨论了“高校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与研究的经验和问题”以及“现代汉语研究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如果说，讨论论文还是从微观来认识语法本身的话，专题讨论则是从比较广阔的背景来认识语法研究的地位、现状和前景，明确与会者的责任和研究方向。无论是讨论论文还是专题，会上会下，切磋商榷，学术空气很浓。与会者带着研究心得和问题而来，带着新的心得和新的研究课题而去，有了收获，有了提高。
　　提交会议的论文，《中国语文》和《汉语学习》都要选登一些。《中国语文》编辑部还将选一部分编成《语法研究和探索》（三），作为中国语文丛书出版。
会议还对密云、香山和延吉三次会议作了小结，认为有三点应当保持下去：一、以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为宗旨，不在组织形式等方面费力气。住宿、会场等方面比较简朴。会风比较正。二、以中年为主，适当补充青年。与会成员有进有出，可多可少。要求与会成员在语言事实的调查研究和方法、理论的探讨方面力求有所创新，学风比较严肃、严谨。三、见成果。每次会后出一本论文集，其中多数论文侧重语言事实的调查研究，也考虑到有理论意义；少数论文侧重方法和理论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建立在语言事实基础上的。此外，通过交流，与会者开阔了眼界，增强了搞好语法研究的信心，在学术研究方面得到了锻炼。不足的是，讨论会还给人缺乏经常化的感觉，与会者个人的研究活动与会议的话动不容易配合，提交论文的质量和数量也因此受些影响。会议决定一般情况下讨论会两年召开一次，下一次准备在1986年召开。另一个不足的是集中地有准备地讨论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还比较少，事先准备也不够充分。以后，要把专题讨论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也可以有几次会专门进行专题讨论。

（原刊于《中国语文》1984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