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5日-26日，第十三届中古汉语学术研讨会在成都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联合主办，四川省首批重点中华文化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藏羌彝文化研究院、《中国语言学研究》编辑部共同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110所高校的近150名专家学者齐聚蓉城参与了此次盛会，同时180余名硕博研究生参加线上硕博论坛。本次会议围绕中古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文献、梵汉对勘、语言接触等八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广泛研讨。

　　大会开幕式由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王启涛主持，西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宁、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佘志远、巴蜀书社社长王祝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刘祥柏先后致辞。

　　11月25日上午，第一场大会主题报告由南京师范大学赵家栋教授主持，闽南师范大学陈练军教授评议。北京语言大学董志翘教授、浙江大学方一新教授、西南交通大学汪启明教授、苏州大学杨军教授、四川大学雷汉卿教授五位特邀学者先后做了主题发言。

　　北京语言大学董志翘教授的《关于〈中古汉语虚词词典〉的编撰》指出，自上古汉语进入中古汉语阶段，汉语虚词发生了极大变化，大量虚词发生了更替，部分虚词的语法意义及语法功能也发生了演变，亟需编撰《中古汉语虚词词典》，为中古文献的阅读提供便利。

　　浙江大学方一新教授的《佛经与中土作品的相互影响——以“长物”为例》以《世说新语》的“长物”作为考释对象，论证了“长”表多余、赘余义，“长～”式的复合词语受佛经影响而保留，并出现“长物”“长衣”“长钵”等用法。由此得出结论，即随着佛教的传入、翻译佛经的产生，使汉语词汇跟中土文献形成了相互影响与渗透的关系，这促进了汉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

　　西南交通大学汪启明教授的《巴蜀方言研究一百年》概述了四川方言研究的总体情况，区分历史阶段、地域层级，就四川方言研究涉及的语音、词汇、词法、句法、语用、民俗文化、字词考释研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并着重梳理了与四川方言研究相关的重要文献材料，如明代李实《蜀语》、清代张慎仪《蜀方言》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线索。

　　苏州大学杨军教授的《从慧琳音看汉语史“阴阳分调”和“浊音清化”的先后次序》指出：从现有语料看，汉语历史上四声按清浊分为八调应不是同时发生的，上声可能分化最早。全浊上声首先脱离原调独立成阳上，然后又因其调值相近而并入浊去。从逻辑上看，汉语史上的两次音变，是阴阳分调在前，全浊声母清化在后。此说同时获得文献和现代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双重支持。

　　四川大学雷汉卿教授的《〈汉语大字典·门部〉释义补例》对第二版《汉语大字典》“门”部字释义情况进行考察，对其中存在的若干疏失加以讨论并提出修改建议。由此提出，自《大字典》问世以来，学者们针对其在义项方面存在的问题加以探讨并提出相应策略，主要涉及建立义项的原则、收列义项的范围、旧注的取舍归纳及对词类活用的处理等方面，但在第二版字典修订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尚待完善。

　　第二场大会主题报告由四川大学谭伟教授主持，西华师范大学杨小平教授评议。杭州师范大学史光辉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黄仁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浙江大学真大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丹丹副研究员五位特邀学者先后做了主题发言。

　　杭州师范大学史光辉教授的《动词[可控制]语义对“特殊述宾关系”生成的影响——以“恥”“死”“怒”为例》认为，动词的[可控性]语义对“特殊述宾关系”，即“使动”“意动”用法存在普遍影响。[可控性]包括外部原因的可控、主观意志的影响和主观判断的可控。在“使动”和“意动”用法中，普遍存在主语对宾语的主客观可控，这种控制的实现是基于动词语义所包含的结果和行为的可控性实现的。

　　华中科技大学黄仁瑄教授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三校读札记》认为，慧琳《一切经音义》对卷四十三37部共计100卷经中的难字僻词进行注音释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书“众经音义”的特点和“集大成”的性质。勘正这些谬失，对合理挖掘、利用慧琳音义的学术价值有积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的《西北方言视角下的初唐至中唐汉语语法研究》指出，要研究初盛中唐的汉语史，须充分关注西北方言，关注古代文献（尤其是唐宋时期）中只言片语式的对西北方言的记录。他以疑问语气词“么”（吗）的来源问题为例，认为“么”来自“不”，而非“无”。由此说明西北方言视角对汉语语法史研究的重要性。

　　浙江大学真大成教授的《谈谈作为汉语史语料的中古谣谚》讨论的中古谣谚主要以见载于中古史书者为主。据初步整理和统计，中古史书载录的谣谚近450首，有谣、谚、歌、语、谶等。主要涉及谣谚的传播方式、谣谚的制作者和传播者、谣谚文本的歧变、谣谚的传播范围、谣谚的时代性、谣谚的格套化、谣谚文体与用语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陈丹丹副研究员的《汉语史上关系从句的主要变化及其原因——兼论汉语关系从句的特点》从汉语史上关系从句的类型出发，分别描写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中关系从句的主要类型、使用的关系化标记等，总结关系从句从上古、中古到近代的主要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有以下两点：第一，关系从句位置的变化——关系从句全部前置，“者”类后置型关系从句在口语中消失；第二，关系从句标记的整合——原来由不同虚词标记的关系从句改为由“底”一个词来标记，“底”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报告还尝试分析引发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

　　11月25日下午和11月26日上午，本次研讨会共设置八个线下分会场、八个线上硕博论坛，围绕中古汉语研究领域的语音辨析、词语考释、语法特征、方言演化、辞书编纂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11月26日下午的第一场大会主题报告由四川大学顾满林教授主持，湖南理工学院封传兵教授评议。兰州大学敏春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龙国富教授、四川大学蒋宗福教授、上海大学丁治民教授、浙江大学史文磊教授五位特邀学者先后做了主题发言。

　　兰州大学敏春芳教授的《东乡语“ɡi?（做）”义动词的语法化及类型特征》分析了“做”虚化为指示代词、疑问代词、虚化为代动词并进一步虚化为引语标记、祈使标记的例证；然后将东乡语跟汉语、景颇语、裕固语、保安语等语言进行比较，探讨东乡语“ɡi?（做）”义动词的语法化路径，指出这一过程既有区域类型特征也有跨语言的普遍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龙国富教授的《中古佛典形式动词“作”的来源：兼论现代汉语形式动词“作”的形成》分析了中古佛典形式动词“作”有加强指称的功能，其来源主要是自身发展和梵汉翻译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兼论现代汉语形式动词“作”的形成，认为“作+动词”结构起源于元代，其理据主要是汉语中动词功能发展、语义表达明晰性这两个因素。

　　四川大学蒋宗福教授的《釋〈史記集解〉的“淺鯫”》从多部辞书中由于不明古代音训音一字而举两字的文例，误读裴骃集解，杜撰出“鲰音浅”这一并不存在的音读，又割裂“浅鲰”一词，最终导致的音训混乱问题出发，以“浅鲰”为例做出考证并提出匡正建议。

　　上海大学丁治民教授的《〈广韵〉编纂底本考》从《广韵》以何种韵书作为其编纂底本的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广韵》与现存诸本《唐韵》、王韵残（或全）卷比较得出：《广韵》206韵是来自开元本孙愐《唐韵》的204韵与敦煌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广、严”的二韵，《广韵》纽和韵字也主要来自开元本《唐韵》和敦煌本王韵，得出《广韵》是以开元本《唐韵》和敦煌本王韵两部韵书作为其编纂的主要底本的结论。

　　浙江大学史文磊教授的《从隐性综合到分析：上古至中古汉语情态范畴的一个重要发展》以语言历时演变从隐性综合到分析性的思路出发，讨论上古至中古汉语情态范畴特征从综合到分析的发展趋势。用“何以X为”“不假”“用”等具体语例阐释了上古至中古汉语隐性情态结构重组现象和分析化趋势。上古汉语是一种典型的隐性综合语言，现代汉语兼具分析与隐性综合特征，反映了汉语是结构与语用驱动型语言。

　　11月26日下午的第二场大会主题报告由四川大学王长林教授主持，燕山大学李丽教授评议。四川大学周俊勋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洪帅教授、西南科技大学张俊之教授、四川大学王彤伟教授四位特邀学者先后发表了主题报告。

　　四川大学周俊勋教授的《“黎明”的释义与构词》从意向图示同词汇双音化出发，由“天亮”概念时空系范畴开始推导，搜集了西周到宋代的“天亮”义词汇，发现只有“明发”为主谓结构构词而其他都是动宾结构等现象。最后总结“黎明”的构词与词义，汉魏时期只有“遲明”“邌明”，到唐代开始“黎明”用法增多。

　　西北师范大学洪帅教授的《悬泉汉简文字释读丛札》认为《悬泉汉简》不少未释字、误释字可以补释、改释。一些漫漶字或残字可根据文字轮廓和辞例进行补释，一些因形近而导致的误释字也可通过分辨字形进行改释。报告从未释字补释、误释字改释及书手漏书字补释三个方面纠正了原录文中16则札记。

　　西南科技大学张俊之教授的《“交斩美人”新解》从语音与字形、语义与文献考证等多个角度阐释证据，认为“使黄门交斩美人”的“交”同“教”，是使令性动词。“使黄门斩美人”和“教黄门斩美人”可通，“使黄门教斩美人”似乎不通，其实不然，这恰是中古汉语所特有的表达方式。

　　四川大学王彤伟教授的《“重枣”的意义和来源》通过例证和考据解释了“重枣”的意义和来源。认为由于字形、字音的变化，“重枣”发生过“词源中断”和构词理据销蚀现象。“挣枣”本是戏曲念唱时对“重枣”读音的改变，二者形异而词同；有人根据现代熟悉的近似读音，误读了“蒸枣”这个“新俗音词源”；而“垂枣、熏枣”从表面看是明代产生的新词，其源头是明代文人根据字形相似，为“重枣”创造的“新俗形词源”。

　　大会闭幕式由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党委书记冯瑛主持。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王启涛教授作了总结发言。西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永强致闭幕词。第十四届中古汉语学术研讨会将于2025年在闽南师范大学举行，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练军教授代表下一届会议承办方对与会者发出热情邀请。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积极参加此次研讨会并报告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除陈丹丹副研究员外，还有两位学者进行了报告。

　　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于方圆博士报告论文《〈道行般若经〉中连词“及”的特殊使用》，指出连词“及”在《道行般若经》中呈现出如下的特殊分布：一、连接名词性成分，“及+NP₂”与“NP₁”隔开；二、连接小句，“及”前后的句子结构类似，谓语相同，或者是“及”所在句子处于一个语段之中，切换话语主题。“及”的特殊分布应与对梵语词“ca”的翻译有关。

　　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韦志刚博士报告论文《唐代假设连词“可中”的来源探析》，认为唐宋时期诗词和禅宗语录中假设连词“可中”来源于助动词“可中”。“可”和“中”在六朝时期都可以独立作助动词，双音节助动词“可中”在六朝的汉译佛经中也已经出现，表条件可能，在隋唐佛经中，“可中”可以与假设连词“如”“若”等对举或连用，出现在非现实句中。当“可中”单独出现在非现实句中，语境中没有“如”“若”等假设连词，并且后接结果小句时，“可中”便通过重新分析成为新的假设条件连词。演变的机制是语用推理和语境吸收，非现实句是其演变的重要语境。

（撰稿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石琳 魏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