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学科、广西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广西大学文学院承办,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广西大学)协办的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第三届年会暨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汉语语法史学术研讨会于2024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广西大学成功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48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共计100位专家学者莅临本次会议。
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于11月16日上午举行。广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向,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王云路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福祥教授,广西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文学院院长孙瑞教授分别致辞。
刘向副校长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指出历史语言学研究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意义,广西本土丰富的语言资源对研究语言的类型和变异、汉语与民族语的接触和融合、语言文字发展和演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王云路教授致辞指出,历史语言学研究承担着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的重要使命,要做好传承创新,利用新材料新技术,为历史语言学研究注入新活力,同时要充分借鉴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相关理论,鼓励和大力培养年轻学者,进一步推动历史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吴福祥教授回顾了历史语言学分会年会及海峡两岸汉语语法史学术研讨会的发展历程,强调要坚持聚焦汉语演变研究,打破语言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藩篱,着力探索语言不同模块的演变模式和规律。孙瑞院长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从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研究方向等方面简要介绍了广西大学语言学科的历史与现状。
随后举行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会员代表大会,大会表决通过了新一届历史语言学分会的组织机构和理事会成员。新一届会长杨永龙教授讲话指出,历史语言学分会将继续坚持打破条块分割,打通各研究门类的限制,在语言演变研究的总视角下贯通语音语义语法词汇、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汉语、通语与方言、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汉语与外语,坚持守正创新,共同推进历史语言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大会报告
11月16日上午和17日下午进行了两场大会报告,共12位讲者。
浙江大学文学院方一新教授报告题为《“剔嬲”“刺促”异同考》,对《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中“剔嬲”“刺促”的词义、来源及两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地考辨与阐释;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冯胜利教授报告题为《上古韵律语法研究的新进展及其理论意义》,介绍和讨论了上古历时韵律语法研究的新进展,认为韵律对上古文献解读有重要意义,不仅是“激活”古文献“语音语感”不可或缺的方法和手段,而且是深化语法演变机制的关要环节,可以纠偏对“经学异文”的偏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洪波教授报告题为《征派与浮现:话语标记的两个源泉——以语气副词为例》,以重读语气副词“确实”“简直”和弱读语气副词“都”“特么”等形成演变过程为例,认为汉语语气副词类话语标记具有两种不同的来源:征派与浮现;浙江大学文学院汪维辉教授报告题为《“种火”新论》,详细梳理了《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对“种火”一词的训释,认为历史文献中应该有“种火1”“种火2”两种训释,而《四声通解》中的“种火”应为“种火2”;北京语言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心吴福祥教授报告题为《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讨论了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程度和语法化等级,以及判定其语法化程度和等级的标准,并分析了有些方言进行体标记既有“处所型”又有“结果型”,而另一些方言只有“处所型”的原因;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忠敏教授报告题为《共时语音变异与语音音征替换——以上海话浊擦音时长音征变异为例》,通过上海话浊擦音时长音征的共时变异来观察音变,认为音类的变化肇始于音征的变化,音征变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影响到音类的不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雷汉卿教授报告题为《〈汉语大字典〉注音失误献议》,通过详细的例子指出了《汉语大字典》中的两类注音失误,并指出在修订《大字典》时要特别关注《大字典》将异读作为同义异读标注的字以及《集韵》较《广韵》多出读音的字;厦门大学中文系李无未教授报告题为《日据时期台湾地区汉语言文字学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以一百二十多年来中外学者们有关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地区汉语言文字学史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多年调查与思考基础上,分析总结了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地区汉语言文字学史的主体理论与方法内涵;浙江大学文学院王云路教授报告题为《论偏义复词的本质特征——兼考“契阔”的词义及其产生理据》,讨论了偏义复词的性质和语义特点,认为偏义复词与“连类而及”等类义并列现象有本质区别,并以“契阔”一词为个案展开分析,详细阐述了其三个意义,由此进而对《汉语大词典》“契阔”的释义进行了梳理归并;北京大学/大湾区大学杨荣祥教授报告题为《从〈西游记〉看系词“是”的语法化》,通过对《西游记》的调查,分类描写了“是”的若干非判断功能的用法,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对“是”的各种不同用法的来源、形成条件及其性质进行分析;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张丽丽教授报告题为《“除”与“除非”从排除到限定的演变》,指出汉语功能词“除”和“除非”可表排除和限定(唯有义),所表两种概念呈现对立,为何同一虚词能表对立概念,报告根据历史追踪说明其演变关键在于所在构式有所增缩。北京语言大学赵日新教授报告题为《汉语方言语音弱化过程中的浮游调》,聚焦于“一个半音节”阶段的合音细节,详细列举了不同汉语方言中“一个半音节”表现出的弱化形式,认为浮游调是弱化的词缀或附缀脱落音段成分后剩下的声调(时长)特征,而且浮游调在汉语方言中更多的是向左停靠。
大会报告涉及语音、词汇、语法等历史语言学的多个领域,或介绍新理论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或通过研究个案研究提供研究范式,为历史语言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范式和参考路向,具有极强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
分组报告
11月16日下午和17日上午,会议进行分组报告,共有80余位专家学者分四组报告了78篇论文,结合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等理论,充分运用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跨语言、跨方言、跨时段,就汉语历史语法、文字训诂词汇、汉语方言及民族语接触演变、汉语语音史、方言和民族语的语音等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分组报告注重兼顾材料与理论、共时与历时、演变与接触,与会学者积极参与讨论,进行思维的碰撞和交流,现场气氛热烈。
第一组
本组报告论文20篇,注重结合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等理论语言学分析方法进行讨论,特别突出跨语言、跨方言、跨时段的研究。总体看,可以分为四个大类的研究。
一是基于个案的共时考察。杨永龙从语言接触角度讨论黑水城文献、元代直译文献等表示自指的“的”;张定从否定不定代词角度考察上古汉语“莫”的性质;王月婷结合及物性分析上古汉语“见”的两读现象;蔡英杰从显赫库存角度考察上古汉语“之”的性质及名之名、名之动结构。
二是基于个案的历时演变研究。徐朝红、伍修龄讨论连词“莫若”从选择标记到话语标记的演变;刘红妮从词汇化、构式化角度讨论副词“反而”的功能变化;黎路遐讨论语气词“是”与“X是”“是Y”的两种来源以及“X是Y”的混合来源;谢晓慧从语篇表达功能角度分析假设标记“使”的语法化;叶建军讨论推论标记“不然”“要不然”“要不”的功能演变;王锦慧讨论代词结构“不然”演变为表示假设转折、选择连词的问题;郭维茹讨论指示代词“乃”到假设标记、转折副词、判断副词的演变;韦志刚从小句整合角度讨论了系词“是”的形成。
三是基于结构式或语义范畴的共时考察。赵长才综合梳理中古汉译佛经中表示原因询问的词语及结构,如“何故”“何以故”等等;崔山佳结合多种方言材料观察近代汉语“是……还是……”类选择问句;赵昕从程度语义学、事件语义学角度分析上古汉语程度副词的组合特点及内部成员的功能区别;张福通从定语后置角度统计 《诗经》《楚辞》中的“之”字中定结构。
四是基于结构式或语义范畴的历时演变研究。龙国富讨论近代汉语动词重叠式述补结构的历史演变和共时分布;苏颖讨论空间运动动词及状态动词到人际行为动词的共性演变现象;凌云讨论从“存在”“处所”范畴到语气范畴的演变,这类现象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方言中反复出现;宋欢婕从构式化角度讨论了“整个一个X”的构式浮现。
第二组
本组报告论文20篇,内容主要涉及词汇、文字和训诂,主要特点是善于使用词汇类型学、语法化的扩展观等新理论,古文字、佛经等新材料和语料库法、对勘研究等新方法进行研究。按主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语义性质、功能和语义和词汇演变。朱冠明指出汉语中的“析断”动词分为“表动作”和“表动作兼结果”两类,认为“析断”动词可通过隐喻向认知动词发展,还可通过重新分析向强化词发展;任荷指出“或”所包含的动词成分相当于一个存在量化算子,“或VP”句本质上有一种存在断言,“或”的语义应被描述为“有谁/有什么”;张沛莹提出了“今”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两条虚化链,并从语义发展、句法结构与认知心理等角度阐释“今”语法化的条件;朱丽师认为汉语方言句末助词“着”本质上是必要条件先时标记,“事件小句+着”可表达不规则语义,“小句+着”打破“从句-主句”句法语义二元投射关系,“着”的句法-语义编码代表一种特殊的汉语小句整合方式;宁瑶瑶指出“化”缀最初来自日语二字汉语词,随后伴随“化”所在的搭配项类型、句法环境、语义-语用环境的扩展,实现了“词根语素”向“类后缀”演变,类推是主要机制,语言接触和文白转化等是重要动因;张赪、刘艳云指出在近代汉语文献中,指代词“恁地”展现出了语篇连接功能,它与距离指代词“这、那”并立,共同构成了近代汉语的代词系统;董正存通过增补近、现代汉语等若干语言实例进一步说明了量域到质域的语义演变规律,并概括了它们的语义演变特征;杨绪明认为“雨”主要有动、名两种原型语义,“雨”的语义演变表现出较强的主观化与抽象化特征;丁喜霞分析了“陶演”的意义和用法,辨析了玄应《音义》的释证,还对“陶演”仅见用于中古文献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胡平力数各类因避讳而引发的词汇替换和语义演变,并从语言使用的角度解释了其动因和机制;段曹林透过“词汇”误用这一个案,分析了词汇讹变现象的表现、实质、发生及其影响,并指出词汇演变源于共时变异,应重视这类研究;肖晓晖指出汉印人名所蕴含的语义信息值得重视,可以为我们理解某些词语的意义和理据提供很好的证据和线索。
二是佛经翻译导致的语言接触研究。李博寒认为“所”字在中古时期产生了表示对象和领属的用法,这两种用法主要出现在汉译佛经中。通过梵汉对勘研究法,发现佛经翻译带来的语言接触,对汉语演变的影响并非“从无到有”;董纳指出佛教传入后,“劫”被用于翻译梵语词“kalpa”,意为“漫长时间的时间”。随后,受佛教文化和佛经翻译影响,表示“时间”的“劫”可被理解为“灾难”,后又逐渐产生了“命运”“抢劫”义。
三是文献校读和词语考释。真大成校读了《世说新语》的六则札记,并对汉语史研究和辞书编纂中的“孤例”问题做了初步的申说;王虎根据晋司马彪《后汉书·舆服志》《慧琳音义》各发现的一条新佚文补入《诰幼》,并从所辑新佚文对《诰幼》的体例、性质及其价值做了初步探讨;龚元华结合近代汉语语料对禅籍语录“胡”“淈”等三则词语进行了考辨,指出淳朴的禅籍语录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宝贵资料。
四是其他研究。范文杰以《运步色叶集》原典文本为中心,窥探了在中世平片假名被广泛使用后,汉语字词在形、音、义等方面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汉字汉语域外传播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姜黎黎基于CCL语料库从语义和句法两方面,对比分析了现代汉语同义词“挖掘”和“发掘”的用法;张亮探讨辞书编纂用词典语料库的建设,指出词典是对某种语言词汇的描写,其任务是描述并解释语言使用惯例。语料库的设计及其标注程度取决于使用目的,大规模语料库更适合词典编纂。
第三组
本组报告论文19篇,主要涉及方言及民族语言中的语法、语义相关研究,研究大多关注“来源”“演变”或“演化”,注重从动态视角来观测语言现象的产生与发展。研究所涉及的语言或方言涵盖广泛,有西北的甘青方言,北方的山西方言、山东方言,南方的江西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话等,还有壮、侗语等民族语。
其中有关西北方言和民族语的研究最多,各有4篇:王双成关注西宁及周边方言中的“们”,认为一些用例中的“们”作为复数标记,已经从数量引申到程度;赵绿原分析了甘沟话完结义动词的后附成分“掉”“过”等,将其视为瞬成标记,用在达成动词和状态动词之后构成瞬成义复合词,其产生是汉语自身语法化的结果,但功能固化受到了土族语的影响;敏春芳关注甘青河湟方言中不表疑问的“呢”,认为句末分布与阿尔泰语的表陈述、表现在的动词后附成分-ne有关,句中分布则与阿尔泰语名词的反身领属和人称领属有关;毕原浩、邵明园关注甘青区域周囤话中引导析取结构的“不是”的使用,认为其与安多藏语的副动词结构minas和mina高度平行,应该是对安多藏语的语法复制;郭鑫对壮语北部方言“pan2”的语义演变研究,细致地考察了十几个义项之间的演变路径;王全华、何文绚详细描写并分析了侗台语“kap7(合)”的多个义项之间的演变路径;吕嵩崧对壮语分类词的功能变化进行了描写与分析,认为这些变化是在汉语的影响下产生的;覃兰惠关注与“孔洞”义相关的、用来计量房屋的量词“孔”,认为这一特征是境内民族语共享的一项区域特征,平话、客家话、西南官话等中是从侗台、苗瑶语中借来的,闽语中则是原生的。
有针对一种方言某一语言现象的研究,包括对方言词用法和演变的研究和方言句式研究。谭向谊探讨了山东淄博方言中“来”的多功能用法及其语法化过程;李桂兰考察了江西吉水方言中连-介词“从”的多功能用法、语义来源及形成,并探讨了伴随介词与协同副词、处所介词的语义关联;赵变亲对山西襄汾方言中重叠近指代词“这这”和远指代词“兀兀”进行分析,认为它们是来源自一种貌似重叠的偏正结构;陈伟蓉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探讨了闽南片闽语的尝试标记及其来源,认为表尝试义的“看”是闽语本有的,并非受普通话影响而产生,而另一较新的尝试标记“迈”则是类推得到的;于方圆关注皖北临泉方言中表示认识情态的“管ma”,并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讨论了“管”认识情态用法的来源;涉及句式研究的是郭懿鸾对20世纪30年代瑞士传教士编写的客家方言会话教材《客话读本》中差比句的研究,她指出“双标比字式”和“过字式”是客家方言的本有形式,“单标差比式”则是明清时期受共同语影响形成的。
有跨方言的研究。覃凤余、郑芷丞考察了23个粤方言点中来自“无”的否定词的语音和语义演变,认为“无”和“有”的合音说在音理上是困难的,而“否定-存在”这一演化圈的运转没有“有”的参与;杨望龙基于海南岛包括闽语、客家话、军话、儋州话等在内的各种汉语方言和包括临高语、黎语在内的几种壮侗语中否定词的相关材料,对“否定-存在”演变圈原有框架进行了补充;何亮对汉语方言前后义方位词的类型进行了考察,认为主要有单音节和附加式两类,其来源有三种,一种是直接来自古代方位词,一种是古代部位词发展而来,一种是在核心语素基础上合成的创新;金小栋关注汉语方言源点介词的地理分布,指出方言源点介词主要的语义来源是经由介词、处所介词、方向介词、工具介词等,这些词在汉语史的不同时期发展出介词用法,历史层次不同;柳雨林使用东亚东南亚语言的材料来探讨处所与存在的分化模式,并基于语序和历时来源考察了背后的原因。
第四组
本组报告论文19篇,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汉语史(包括音韵、训诂、文字)研究,这部分研究与韵书、韵图等历史文献材料有关,主要聚焦于历史文献材料的挖掘与分析,对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发现进行了探讨。徐朝东、黄笑山的报告结合蒙元以来汉语韵书韵图、西士记音文献,朝汉、满汉对音文献,以及现代汉语官话93个方言的字音,讨论了“给”音的历时源流及其音变机制;李军讨论了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和《蒙古字韵》的关系,同时认为“七音韵”不是韵图、不是韵书,而是对应于《蒙古字韵》韵母的一种新的音韵“概念”;谢维维以李善《文选注》、公孙罗《音决》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重纽反切结构分析来论证中古轻重唇分化问题;钟雪珂从《韵镜》学史的角度,以江户时期《韵镜》文献中之“呼法”为切入点,探讨“韵法之际横图”与“唐音呼法”理论之间的关系。汪化云探讨了《山歌》中“拨、拨来”的用法,通过11例“拨、拨来”的解释,介绍了“拨”的语法化轨迹;储泰松讨论了语言文字规范的背景、条件,从《九经字样序》《开元文字音义》《五经文字》《韵英》等文献材料阐述了唐代语言文字规范的具体内涵;黑维强、庞晨光从陕北甘泉、绥德方言的入声状况来讨论《中原音韵》有无入声的问题,该报告为从方言的角度来讨论韵书的语言特点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路和答案;李超对《传音快字》的章节安排、声母、韵母特点进行了介绍,并认为其南音部分反映了粤方言的特点,北音部分为北京音。
第二部分主要与方言研究有关,又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语言/方言的归属有关的研究:庄初升、杜芊通过对前人文献进行了述评以及结合听辨实验和对韵律特征的实验研究,指出邵武话和光泽话具有赣语的主体特征;赵倬成聚焦于吴语宕江摄阳江二韵,分析了知庄章组声母读音格局的形成,认为就阳江韵知系字的表现来看,台州片更接近太湖片;唐七元介绍了汉语濒危方言岛广西来宾古昔话的语音特征,重点讨论了果摄和宕摄的历史层次,并就其是否归属粤语展开讨论;严修鸿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展示了闽西多方言接触地带151个地点“影”字的读音,报告认为这些读音差异反映了该接触地带方言与闽、客方言的历史联系;葛佳琦认为北支台语r声类是北支合并为R的创新音变,认为r声类有助于重新认识北支台语内部分类和解决邕南土语地位两个问题。二是与区域方言点语音词汇语法特征有关的研究:周敏莉分享了陕西南部方言的“管(X)”类程度副词的基本形式,认为程度副词“管几多”的形成可能与方言接触和融合有关;覃远雄介绍了边擦音声母在广西汉语方言中的分布,讨论了边擦音声母多源来源;冼文婷对广西平南大坡粤语进行中的音变现象进行了报告,并从产出和感知角度解释了音变机制;肖瑜对泰和方言城关话中“庚”“摒”“裱”三个常用动词进行了举例性质的考察;徐英对黄孝方言及周边方言39个点的同素异序词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进行了讨论;张婷婷对商城话中“看”“过”“将”三个生养类动词的语义、语用地理分布和历史来源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闭幕式
11月17日下午举行闭幕式。南京大学张福通、广西大学宁瑶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方圆、广西大学冼文婷四位老师分别代表四个小组做总结汇报。随后,安徽师范大学储泰松教授作大会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年会报告论文90篇,内容涵盖语音、词汇、语法以及学术史,对象涉及汉语、民族语,以及汉语与非汉语结合,“演变”是本次会议的高频词,80余位专家分四个小组讨论汇报,12位专家作大会报告,报告涵盖语法、词汇、语音等各个领域,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以及新材料的运用,老材料的翻新上都展示了良好的研究范式和思路,代表了相关领域最新最前沿的研究。
最后,河南大学丁喜霞教授、台湾大学张丽丽教授分别代表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第四届年会、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汉语语法史学术研讨会承办方发言并向与会代表发出诚挚邀请。至此,本次会议顺利闭幕。
本次会议参会议题多样,涵盖了历史语言学学科研究的多个领域,汉语史、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共时历时研究、个案研究、跨语言跨方言研究均有涉及,充分展示了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热点趋势,各位专家学者在立足语言学传统的同时注重使用新材料、新理论、新视角,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会议将推进汉语历史语言学学科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