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2日上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吴福祥教授应邀在社科院语言所做了题为《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演化的类型学蕴含》的学术报告。该报告由当代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完权研究员主持。根据防疫要求，报告采用线上的方式举行。

　　很多南方方言的进行体标记源于处所结构式。吴福祥教授从跨方言和跨语言的角度讨论这种“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共时变异和历时演变，尤其聚焦以下三个问题：

　　（1）处所型进行体标记在南方方言中具有哪些变异形式？呈现怎样的区域分布？

　　（2）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原初形式（基本形式）是什么？不同的变异形式如何由原初形式演变而来？

　　（3）相较于世界其他语言的处所型进行体结构式，汉语处所型进行体标记在语法化的语义机制和演化类型上有什么特点？

　　一、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形式类型

　　吴教授根据音节形式将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分为甲、乙、丙三种类型。

　　1.1 甲类：ABC式

　　这类体标记形式上相当于普通话“在这/那里”的处所介词结构“[A[BC]]”。其中，A可以用作处所介词，相当于普通话“在”；BC可以用作表处所的复合指示代词，其中B是表示空间指示的词根语素，相当于普通话“这/那”，C是表示泛向性方所的词缀语素，相当于普通话“-里/-上/-边/-头/-处”。这种进行体标记广泛见于湘语、徽语，也见于粤、吴、赣、客等方言。同时也见于官话方言。

　　1.2 乙类：AB/AC/BC式

　　这种类型的体标记是个双音形式，是南方方言最普遍的进行体标记形式。有三种不同的小类。

　　1.2.1 AB式

　　这类体标记字面意思是“在这/那”，其中A相当于普通话“在”，B相当于普通话的“这/那”。这类体标记见于吴语、闽语、湘语、赣语以及官话。

　　1.2.2 AC式

　　这类体标记字面意思近似“在里”，其中A相当于普通话“在”，C字相当于普通话“-里/-上/-边/-头/-处”。这类体标记是最常见的双音形式，广泛见于南方方言以及官话。

　　1.2.3 BC式

　　这类体标记字面意思是“这/那里”，其中B相当于普通话“这/那”，C字相当于普通话“-里/-上/-边/-头/-处”。这种双音体标记相对少见，目前只见于徽语、赣语及客语。

　　1.3 丙类：A/B/C式

　　这类体标记是单音节形式，字面意思分别是“在（=A）”“这/那（=B）”和“-里/上/处（=C）”。其中A、C两式比较常见，B式相对少见。

　　上面列举的甲、乙、丙三类进行体标记中，丙类的语法化程度最高，乙类次之，甲类最低。也就是说，这三类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程度与其音节长度成反比：形式越长则语法化程度越低。

　　需要说明的是，在很多方言里，进行体标记同时具有上述不同类别。

　　二、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形式演变

　　2.1 原初形式

　　吴教授通过详细的论证指出，南方方言甲、乙、丙三类进行体标记中，甲类进行体标记ABC是原初形式，乙、丙两类进行体标记是由甲类进行体标记ABC直接或间接删略而来。

　　2.2 删略类型

　　南方方言里处所结构式“[A[BC]]”在VP前演变为进行体标记后，很多南方方言里作为进行体标记甲类ABC经过两种基本的删略模式而不断缩减形式。第一种类型的删略是以整个ABC为操作域，删略其中的A或BC。这种删略模式相对少见，主要见于少数徽语、赣语、吴语、湘语、客语以及官话。第二种类型的删略是以ABC中BC为操作域，删略其中的B或C，从而得到一个双音形式AX（X=B或C）。这种删略模式广泛见于吴语、闽语、徽语、湘语、粤语、赣语、客语及官话。

　　在具有第二种删略类型的方言里，有些方言还发生了二次删略，即以双音形式AX（X=B或C）为操作域，删除其中的A或X。这种二次删略主要见于吴语、闽语，也见于赣语、湘语及官话方言。

　　南方方言里三类进行体标记的演变关系可图示如下：

　　图1中丙类标记的删略模式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丙类进行体标记A式涉及两类删略策略：类型一的第二种删略和类型二的二次删略，那么面对一个特定方言的A式进行体标记，如何判定其删略类型呢？如果只有甲类体标记ABC这种交替形式，则其A类标记源自类型一的删略模式；如果只有乙类体标记AX（X=B/C）这种交替形式，则其A类标记源自类型二的二次删略；如果同时具有甲类体标记ABC和乙类体标记AX（X=B/C）两种交替形式而且乙类更常用，则其A类标记源自类型二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丙类的B、C两式体标记，理论上也有可能源自类型一的二次删略。但实际上在所见到的材料里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删略实例。原因很可能是BC式体标记原本在方言里就很少见，而且语法化程度和使用频率也不很高。

　　三、南方方言进行体标记演化的类型学蕴含

　　3.1 其他语言的处所型进行体结构式

　　跨语言的研究显示，世界上很多语言的进行体结构式跟汉语南方方言一样，也源于处所结构式。在这类结构式中，进行体标记的语源相当于“在”的处所动词（“be at/in/on”）或处所介词（“at/in/on”），而表达活动的谓语通常是动词的名词化形式 [ 动名词、分词、不定式或动词性名词（verbal noun） ] 。这种进行体结构式广泛见于欧洲（凯尔特语族及日耳曼语族）、非洲 [ 克鲁（Kru）、克瓦（Kwa）及曼德（Mande）诸语族 ] 和亚洲（东南亚语言）。

　　进行体标记源于处所结构式，乃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并非汉语独具的特点。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跨语言的考察发现，尽管汉语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在语源上并无特别之处，但其语法化的语义机制及演变类型确有显著特点。

　　3.2 两种不同的语义机制：隐喻操作与转喻操作

　　3.2.1 隐喻操作

　　世界上很多语言的处所型进行体结构式，其语法化的语义机制是概念隐喻，即将某个特定的活动情状概念化为空间物体，从而将“X is at Y”这种认知框架（处所命题结构）由处所表达式隐喻地扩展到进行体表达式。这种隐喻操作在句法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进行体结构式中的“主要动词”（谓语动词）通过各种名词化操作被编码为名词性动词。

　　3.2.2 转喻操作

　　南方方言甲类进行体标记ABC（“在这/那里”）由处所介词短语演变为进行体标记，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转喻过程：句子中来自语境的含义被处所介词短语所吸收。在这个演变中，由于“在这/那里”处所意义的去语义化，“正在”这种进行体含义被固化为“在这/那里”的编码意义，从而导致“在这/那里”语法化为进行体标记。也就是说，“在这/那里”的语法化过程中，既有处所意义的虚化，也有语用意义（进行体意义）的强化（pragmatic strengthening），而后者显然源自转喻操作。

　　汉语的甲类进行体标记ABC源自转喻而非隐喻，也有句法上的证据。在具有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汉语方言以及普通话中，包含进行体结构式的句子中谓语动词并没有被名词化，而是跟非进行体小句的谓语一样都是典型的动词。

　　由此可见，跟上述其他语言的进行体标记演化的语义机制不同，汉语由处所介词结构演变而来的进行体标记ABC（字面义是“在这/那里”），其语法化的语义机制是转喻而非隐喻。也就是说，汉语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演化在语法化的语义机制方面体现出汉语显著的特色。

　　3.3 两类不同的演变模式：符义学演变与定名学演变

　　除了语法化的语义机制，汉语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在演变类型上也跟其他语言有所不同，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汉语处所型进行体标记演化的显著特点。

　　其他语言中体标记的语源成分由空间词语（处所动词/介词）语法化为进行体标记，涉及的主要是功能演变（语用和语义演变），而非形式演变（语音-音系演变和形态-句法演变）。汉语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演化过程中，由处所介词结构演变为甲类进行体标记（ABC），也主要是功能演变；但由甲类进行体标记通过词汇删略变成乙类和丙类进行体标记，这个过程涉及的主要是形式演变而非功能演变。

　　功能演变是一种“符义学演变”（semasiological change），即语言成分的编码形式不变，意义（概念）发生改变。形式演变是一种“定名学演变”（onomasiological change），即语言成分的意义（概念）不变，形式（名称）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上举其他语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演化主要是一种“符义学演变”，而汉语甲类进行体标记到乙、丙类进行体标记的演变，则主要是一种定名学演变。

　　四、结语及余论

　　基于上面的分析，吴教授做了如下主要结论：

　　（1）处所型进行体标记在汉语方言中具有广泛的区域分布，普遍见于吴、闽、徽等南方方言，也见于粤、湘、赣、客以及官话方言。

　　（2）处所型进行体标记在南方方言中有甲、乙、丙三类形式，其中甲类ABC三音节形式是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原初形式，乙类的AB/AC/BC式以及丙类的A/B/C式分别是由甲类ABC式通过不同的删略策略直接或间接删略而来。

　　（3）汉语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演化在概念语源上体现了世界语言的历时共性，但在语法化的语义机制（转喻）和演变类型（定名学演变）上彰显了“华文所独”的显著特点。

　　吴教授进一步指出，利用上述一些观察和结论可以对汉语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变异和演变及其相关现象做出一些解释和预测。第一，可以预测汉语方言进行体标记的变异类型和演变模式。第二，可以解释历史汉语和普通话体标记“在”的来源及演化。第三，可以判定部分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可能的接触动因。

　　此外，吴教授认为，可以做出如下预测：

　　a. 若一个方言的进行体标记（动前处所型，下同）与该方言的处所介词、处所指示代词或方所后缀同形，则该标记源自动词前处所介词结构“[A[BC]]”的语法化；

　　b. 若一个方言的进行体标记是AC或AB，则该标记源自ABC中BC的删略；

　　c. 若一个方言的进行体标记是A，则该标记源自ABC的删略，或者源自AC/AB的删略；

　　d. 若一个方言的进行体标记是BC，则该标记源自ABC的删略；

　　e. 若一个方言的进行体标记是C，则该标记源自AC的删略；

　　f. 普通话进行体标记“在”源自甲类进行体标记ABC，或者直接借自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书面语，或者复制南方方言ABC > A的形式演变；

　　g. 若一个主要使用动后结果型进行体标记的方言也具有C类A式体标记，而该方言并没有甲、乙两类体标记形式，且这个A式体标记与该方言的处所介词并不同形，那么该A式体标记极有可能是借自普通话或其他方言；如果这个A式体标记正好是“在”，那无疑是借自普通话或其他方言。

　　h. 若一个语言的进行体标记源自处所动词或处所介词，则其演变的语义机制极有可能是隐喻；另一方面，若一个语言的进行体标记源自处所介词结构，则其演变的语义机制极有可能是转喻。

　　吴福祥教授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完权研究员、储泽祥研究员、杨萌萌副研究员、夏俐萍研究员、胡建华研究员、周晨磊副研究员和李明研究员等先后与吴教授进行了深度的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