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叔湘讲堂”第4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应邀作题为《字词背后的思想与历史：谈“治理”与“治道”》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语言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王锋研究员主持。语言研究所全体科研人员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语言学系的部分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堂活动。

　　卜宪群学部委员从“治”和“理”的本源意义出发，阐述了中国古代作为一个“治理型”国家形态的独特性。他指出，“治”的本义是水的名称。先秦文献已广泛将“治”由水之名转化、引申为对国家政事的治理，但春秋战国时期“治”字含义的演化并非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事务管理，“治”是与“乱”相对的，能够将国家管理的有条理、有秩序、各得其所，才可以称之为“治”。“理”的本义是治玉的方法。“理”的引申义也是从先秦时期开始形成的。考诸文献，先秦时期“理”由攻玉演化出三种含义：一为分土地疆界；二为职官；三为按照事物规律、道理行事。“治”从一条水的本义引申为有效管理、治理，“理”从沿着玉石纹路切割玉石的本义引申出顺着规则、规律做事，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至战国晚期，“治”与“理”二字合二为一，形成了“治理”一词，指国家政治应按照某种规律、规则行事之意。词的出现是社会变化的表现。“治理”一词的出现，是战国国家形态转型的反映，也是当时现实政治的需要。秦汉以后延续了战国国家形态的基本形式，“治理”一词也沿袭了战国时代的含义，普遍出现在文献中。总之，中国古代将“治理”一词视为对为官者政绩的一种评价，视为国家政治的一种结果，很显然不是将“治理”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统治，更不同于各种乱政行为。

　　卜宪群学部委员进一步讲到，先秦时期在“治理”概念的基础上还形成了“治道”政治文化传统，尤其在秦汉以后，追求“治道”的思想在政治家、思想家那里获得肯定并延续，更多地被引入了政治领域，其核心要义是指统治者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为政之道，以什么样的思想指导国家治理。“治道”是中国古代有为政治家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努力探索的方向，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内涵。从“治”“理”到“治理”再到“治道”，充分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具有“治理型”特点，赋予了国家治理丰富内涵，对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十分明确，不能简单用“统治”“专制主义”“集权”等概括。中国古代的治理思想有其局限性，但其中追求法治、廉平、教化、任贤、民本、向公、俭约等基本治理精神，是中华优秀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卜宪群学部委员指出，“治理”有其特定的内涵，为官为政者不可以都称之为“治理”；“治道”也有高下之分。“治”与“乱”相对立，追求“治理”与“善治”“至治”以达到“治世”（即“盛世”），是理想政治方向。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治理思想,也留下了很多成功经验。总结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与实践,依然是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重要方法。

　　卜宪群学部委员从“治”“理”“治理”“治道”的本义切入，在对字词内涵进行深刻阐释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治理”与“治道”的思想和实践，具有突出的理论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报告结束后，王志平研究员、杨萌萌副研究员等人与卜宪群学部委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王锋副所长对卜宪群学部委员的报告和本次“叔湘讲堂”的举办进行了总结。他说，报告以字词考证入手阐述字词背后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不仅内涵丰富，而且令人耳目一新，给语言学研究以很好的启示。一方面，语言学基础研究应进一步彰显学理性、体系性，积极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交叉，更好彰显语言的基础性作用，拓展语言学的多方面学术价值，以语言文字史观照中华文化史、文明史，也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