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语法视角下的语言接触研究

　　本年度语言接触视角的语法演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总体看来，中古译经相关的接触研究更加繁荣，梵汉对勘已经成为了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元代的蒙汉接触研究在所用文献上也有进一步的扩展，清代的满汉接触研究则相对较少。在中古、近代汉语之外，也有学者尝试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去审视上古汉语中的一些语法现象。在汉语同民族语言的接触研究中，西北和南方地区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古、中古汉语中的语言接触问题

　　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问题近些年来一直是研究热点，本年度成果较多。以往关注较少的上古汉语语法问题也有学者从接触视角进行探索。如洪波、王雪燕《语言接触视角下的上古汉语形态句法问题——兼论“也”“矣”的来源》（《古汉语研究》第1期）一文从语言接触角度入手，为语气词“矣”“也”的来源提供了新解。文章认为“也”来自汉语早期的系词“隹（惟）”，“矣”来自汉语早期的完成体助词“有”，周人语言受语序为SOV的“戎狄”语言影响，表完成的动词“有”和系词“惟”出现在句末位置，进而发展为语气词“矣”和“也”。与中古译经相关的接触研究成果较多，梵汉对勘已经成为了这类研究的常规方法，前文对此已有介绍，重要论文还有朱冠明《时间名词“现在”的来源及中国化》（《汉语学报》第1期），文章认同时间名词“现在”是汉译佛典借词的观点，同时也指出，从中古至明代中期千余年的中土文献中见不到“现在”的用例，直到明末才又见于文献，并在清代中期完成了它的中国化历程而彻底融入了汉语。“现在”的中国化途径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以往认识的佛典语言中国化，它在中古产生后，跨越了“与佛典有关的文献”这一使用阶段，也跨越了千年的历史渐变过程。此外还有顾满林《佛典数字和nayuta汉译演变考》（《语言研究》第3期）。

　　（二）元明清时期的语言接触问题

　　元明清时期语言接触问题方面，曹广顺、遇笑容把元代的蒙汉接触研究扩展到《高丽史》一类的文献，其《从〈高丽史〉中的元白话资料看与第二语言习得有关的语言接触》（《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总第十五辑）指出，《高丽史》中目前所见最早的元白话资料可以追溯到1231年，此时尚属元白话的早期阶段，但已经可以见到后置词“上头”“根底”句末“有”“那什么”等蒙式汉语成分。通过对《高丽史》中元白话的整理，可以观察元白话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过程。文章对不同时期、不同人所使用的圣旨语言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后发现：《高丽史》中五分之四的朱元璋诏令是白话，而非元白话，但这些白话诏令里会出现个别已经“汉化”的元白话成分，如“为那般上头”；成吉思汗的圣旨还没有出现元白话特殊语法特征，但窝阔台时则已经大体上具备了元白话的特殊语法特征。

　　张美兰《句子成分的添加与〈元曲选〉句式表达的规约》（《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认为《元刊》中某些句式结构的表达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蒙古语对北方汉语接触、渗透和融合的现象有关。而《元曲选》通过添加了相关的虚词或句式成分等，凸显了汉语常规化的表达方式。王继红等《从〈四声联珠〉看清末北京话中满语干扰特征存留情况——兼论清末旗人汉语的传承语性质》（《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十辑）发现，《四声连珠》（1886）所记录的清末北京话中出现满语干扰特征的频率与《清文启蒙》《清文指要》等文献相比呈下降趋势，该文提到的满语干扰特征有：V1着（O）V2、句末助词“来着”、句末表领有、存在义的“有”、“罢咧”“罢了”、“这么着”“那么着”“怎么着”等。相关研究还有麻彩霞《近代汉语中的“蒙语化”与“去蒙语化”——以语气助词“咱”为例》（《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张越君《越南歌谣中的汉越语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21）、褚福侠《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汉字注音史略》（《现代语文》第4期）、杜佳烜和唐千航《满语中动词类汉语借词的词法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等。

　　（三）汉语同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

　　近年来西北河湟汉语与阿尔泰语言或藏缅语言的相互接触和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成果较多。杨永龙、赵绿原《青海甘沟话的情态表达与相关形式的来源》（《当代语言学》第4期）对青海甘沟话的情态表达方式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描写，并联系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表达，对其句法格式和相关形式的来源进行了考证。该文指出，SOV 语序类型的甘沟话几乎没有像普通话的“能”“敢”“想”“会”“可以”之类用在VP前的情态动词，而是使用动词的后附形式或小句的后附形式表达情态范畴，如后附形式“成”“要”“到”“闯”等。甘沟话的情态表达在结构上与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相同，而具体形态表达形式大多数源自汉语本身，但也有个别形式从汉语本身难以找到明确的来源，如表示认识情态之可能性的“闯”，可能与阿尔泰语言或藏语有关。赵绿原《青海民和甘沟话的三分时体系统》（《方言》第4期）指出，青海民和甘沟方言受语言接触影响，动词形态句法层面形成了一个时、体混合的三分标记系统，其中“着哩”“哩₁”有条件地分布标记未完整体，“了”标记完整体，“哩₂”标记将来时。甘沟话三分时体系统与蒙古语族土族语（民和方言）的时体系统有整齐的对应关系，但各个标记形式各有其历时源头，是汉语自有的成分。接触导致标记形式功能的扩展和确立，推动时体系统格局的形成。吴福祥、金小栋《甘青方言若干附置词“伴随-工具-方所”多功能模式的来源》（《中国语文》第3期）认为，甘青方言中有一些虚词兼具伴随、工具和方所三类功能，或者只具备伴随和工具两类功能。这种多功能模式并非这些方言自身独立演变的结果，而是源自周边阿尔泰语言相通多功能模式的区域扩散，析言之，是复制了阿尔泰语言“伴随-工具（-方所）”这一多功能模式。敏春芳、宋珊《语言接触中的干扰和转用——以东乡语和东乡汉语的“些”为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不同意东乡语复数标记来源于从格形式的观点，认为借自汉语的“些”；还论证了东乡语概称复数形式借自汉语的“等”。这类研究还有杜冰心《接触语言学视域下的临夏汉语方言否定表达研究》（《吕梁学院学报》第6期）、杨陇《文化中介下语言接触对青海汉话发展的影响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等。

　　南方以及西南、东北地区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与影响研究也有一些重要成果。如刘玲、林华勇《贵港客方言的修正重行与非修正重行》（《中国语文》第5期）详细描写了贵港客方言重行体范畴形式和功能，将贵港客方言与当地粤方言、壮语进行了比较。认为贵港客方言以不同的体标记将重行体二分为修正重行与非修正重行，其表现形式与当地壮语高度平行。重行体范畴可以视为贵港区域语言特征，说明语言接触所导致的影响可以是相互的。此外刘玲还发表了《贵港客方言的方式助词“过”——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辑）。周洋《水磨房话的致使结构》（《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辑）讨论了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三坝乡内新发现的汉藏混合语水磨房话的致使结构，指出水磨房话采用汉藏混合特征的形态型和分析型致使结构，形态型致使结构用动词后缀“-着”为致使标记；分析型致使结构一方面保留了汉语型的使成义动结式，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动结-着”式和“V1Asp么+V2着”式，另一方面出现了含言说动词的“V说/着说”式和“喊了么+V说/着/着说”式用以表达使令义。致使标记“-着”和“V说/着说”式源自对当地安南藏语方言致使结构的语法复制，而“喊了么+V说/着/着说”致使句式是水磨房话创造的致使句式，之后又通过构式拷贝反向扩散入安南藏语。贾秀春《东北地区语言接触类型与演化机制研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从东北地区语言接触概况入手，分析了东北地区语言接触的三种类型，即文化交流性接触，治化教育性接触和地缘性接触，指出了这三种接触类型的特点。同时提出东北语言接触演化机制的特点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语言借用和语言转用。

　　此外，也有一些从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角度观察少数民族语言变化的论著，这方面的内容不是本年鉴的主要关注对象，例如李一如《黔东苗语的比较结构》（《民族语文》第2期）则是黔东苗语比较标记之一的pi⁵⁵借自西南官话的“比”，这导致黔东苗语的语法结构和语序类型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黔东苗语也借入了“比”作动词时（“对比”、“比较”）的用法。与黔东苗语形成对比的是，东南亚以及迁出东南亚的苗族的语言几乎不使用“比”作比较结构标记，而是保持着原有句法结构或借用当地官方语言的比较标记。

　　（四）汉语与外语的接触

　　近现代以来的汉语欧化现象一直受学界关注，从陈望道1921年发表《语体文欧化底我观》算起，汉语欧化研究已经整整持续了100年。为此《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开辟专栏讨论了汉语欧化，发表3篇相关文章：刁晏斌《欧化及其研究的新思考：写在汉语欧化研究百年之际》、马永草的《“五四”以前汉语白话欧化考察——以官话译本〈天路历程〉为例》、刘兴忠的《汉语异质文言的欧化特征——以梁启超“新文体”语法现象为例》。石毓智《英语语法影响汉语的一种特殊方式——“进行时”一词的语法功能》（《华文教学与研究》第1期）对来自英语语法概念的“进行时”一词进行了调查分析，概括了四种表达功能。认为当代汉语“进行时”的四种用法是汉语使用者从其基本用法“某一时刻正在发生的动作行为”自然引申出来的，而不是英语进行体的四种用法向汉语的“一对一的映射”的结果。

　　上述成果，大多都是正面论证某种语言现象的产生源于语言接触的影响，也有反面的论证，即否定以往研究中归因于接触影响的论断，从语言内部的证据证明是源自自身演变的结果。如曹亚北《上古汉语中的“犊”是借词吗？》（《中国语言学报》Volume49，No2）利用先秦出土文献材料，对与“犊”相关的谐声、通假、异文进行梳理并参考了古音学对定母字的新研究后，不同意罗杰瑞提出的“犊”是阿尔泰语借词的观点，论证了“犊”是汉语的固有词。林华勇、刘玲《贵港客家话“去”的功能及语言接触问题》（《民族语文》第3期）在对贵港客家话句末助词“去”的功能做了进一步详细描写并和廉江粤语以及潮州、汕头、海口等地的闽语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于覃东生、覃凤余《广西汉语“去”和壮语方言 pai1的两种特殊用法——区域语言学视角下的考察》（《民族语文》2015年第2期）的观点，后者将广西南宁、石南粤方言“去”的两种用法（表“使成、程度”的事态助词用法）归因于与壮语接触而产生的。

　　（五）其他相关成果

　　除了上述有关具体语言接触现象的研究成果以外，还有一些语言接触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以及相关研究。如Yang Yonglong and Zhang Jingting（杨永龙、张竞婷）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ramm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语法演变研究》）（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Palgrave Macmillan, Singaporeshi），该文分古今汉语的语序变化、中古译经中的语法变化和元明清时期的语言变化几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类似论文还有高玉娟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语言接触研究的进展、主题与趋势》（《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1期）、贡贵训《接触与演变：湘西乡话研究的独特视角——评瞿建慧教授〈湘西乡话的接触与演变研究〉》（《甘肃高师学报》第3期）等。

本篇作者：杨永龙、祖生利、姜南、陈丹丹、陈伟蓉、赵绿原、于方圆、张竞婷、高云晖

本篇完

相关链接：

• 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综述（一）
• 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综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