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修辞创新　　

　　（1）学术思想创新

　　①修辞哲学

　　修辞哲学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决定着学者对修辞研究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方面的认知，因此，对西方修辞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的修辞学思想进行诠释，以及对西方古典修辞学理论进行再阐释成为西方修辞理论界常论常新的话题。

　　杨立、秦明利《伽达默尔“一体性”概念中的修辞学思想》（《求是学刊》第4期）认为“一体性”涵盖人类语言的共同性、存在有限性和实践理性三个维度，构成了伽达默尔修辞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形态及其问题域，是对人类共同享有的修辞存在性的澄明；对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中修辞思想的探讨凸显了修辞学和哲学的历史渊源，为国内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论域。鞠玉梅《伯克修辞学思想的唯名论倾向》（《外语研究》第4期）在区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基础上，讨论了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中的唯名论倾向，认为伯克的修辞学思想充分彰显修辞者作为个人意志的动机，否定所谓“正确理性”的绝对存在，尤为强调对个体符号的互动阐释，这些特征都显现出其与唯名论存在渊源关系。邓晓芒《论庄子的修辞哲学——从庄子的“三言”说开去》 [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通过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三言探讨庄子的修辞方式，认为其不同于西方传统“修辞立其真”的技术实用主义，也不同于中国传统儒家“修辞立其诚”的政治实用主义，其本质是“修辞立其性”。该文认为若能进一步对人性之诚加以反思，展开为一个向内自我批判的历程，就有可能据此建立起一门融合中西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哲学。

　　审视修辞学发展的流变与走向，确定修辞研究应当确立的新范式，努力把握发展的新动向，显示了修辞学者宏观把握、深刻领会理论动态的预判能力。在学界依然热衷于讨论人文社科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修辞转向”“文化转向”“诠释学转向”“人类学转向”等话题时，刘亚猛站在中西修辞交流汇通的制高点上意识到“情感转向”正在成为修辞学理论更新的迫切要求，率先在国内修辞学界提出这一新的理论转向，在题为“情感转向与修辞学的理论更新”（“论坛”，12月）的报告中阐释了修辞研究“情感转向”这一重大范式转换的前瞻性和可能性，认为这是源自古典修辞学、代表着当代修辞学新的走向，预示将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研究路径。基于对西方修辞学学术史的考察，刘亚猛指出，当代西方修辞研究正经历着一个双重意义上的“情感转向”：其一，在公共话语领域，“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及社交媒体在交流实践中开始享有主导地位使得情感上升为形塑舆论的显要甚或主要手段；其二，在学术话语领域，对“情动”及情感的研究兴趣持续高涨，已经蔚为继“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席卷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新潮流。修辞学作为学术史上最早对情感做出理论阐述并且深度介入公共交流实践的一门学科，应该如何因应双重转向这一挑战，关系到修辞学在“情感时代”的学科发展走向。刘亚猛给出的答案是：传承“情感转向”的学术传统；审视并更新该转向提供的相关修辞概念资源；对当前公共话语中流行的“情绪性语言”及“同类聚合”等交流模式进行理论阐释。

　　与此理论导向相关的研究还有李克、朱虹宇《“共情修辞”的学理渊源与机制构建》（《当代修辞学》第4期）。该文在全球疫情蔓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背景下提出“共情修辞”概念，梳理“共情修辞”的学理渊源、构拟其运行机制，肯定其为西方修辞学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该研究将共情修辞定义为“在修辞目的的驱动下，修辞者有意识地使自己进入对受众的共情状态，在能力范围之内达成与受众情感的时间同步和类别同向，并能够清楚判断受众和自身情感类型及来源，区分受众和自我表征，随后设定并实施修辞策略”，认为共情修辞在修辞说服观和认同观的基础上产生，传统修辞的权利关系因此被人文主义表征，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弱化或完善，这是话语的进步，亦是通过修辞所反映出的人类社会的进步。

　　②认知修辞

　　卢卫中的《认知修辞学：象似性的修辞学研究》（Cognitive Rhetoric: A Study of the Rhetoricity of Iconicity），2021年5月作为“认知语言学丛书·应用系列”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家煊在“丛书总序”中指出：“‘认知语言学’这个名称，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凡是将人的语言能力当作认知能力来加以研究的，或专门研究语言和认知之间关系的，都叫‘认知语言学’，这是广义的认知语言学。在这个广义的认知语言学内，粗略地说，有两种对立的立场或基本假设。一种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人的其他认知能力，这就是当今国际上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生成语言学的立场和观点。还有一种则认为语言能力不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它同人的一般认知能力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这就是狭义的认知语言学”。考察2021年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学者多是秉持狭义的认知语言学理念来展开研究的。

　　卢卫中的著作在融合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理论与修辞学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象似修辞（Iconic Rhetoric）”概念，并从语言的音韵（诉诸听觉）、语相（诉诸视觉）、顺序、数量、对称性和被动性等多个维度系统阐释语言现象，论证象似修辞作为认知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属狭义认知修辞学的研究范畴。

　　徐盛桓《对偶性与转喻的理解和表达》（《当代修辞学》第2期）借助物理学、数学中的“对偶”概念，研究语言交际中转喻的认知功能以及表达功能，揭示出对偶性是隐喻、转喻表达的深层基础性机理。文旭“比喻语言与认知——兼论认知修辞学的某些基本问题”（“论坛”，12月）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讨论了比喻语言研究主要涉及的两个基本问题，并同时结合比喻语言的认知研究，探讨了认知修辞学的相关问题。王治敏、赵慧周《隐喻继承理念下的“像X一样A”的限制研究》（《当代修辞学》第2期）分析了“像X一样A”结构的源域、喻底特征分布及限制规律，揭示了隐喻所遵循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式，明确了人们使用隐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实现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而且是为了使目标域继承源域的喻底特征。卢英顺《特殊要素的激活及其对句法结构的影响》（《当代修辞学》第5期）探讨了认知图景在特定语境下临时激活的特殊认知要素对句法结构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常规的认知图景理论。贺天琪、刘美君等《动素名词的概念转指及语义演变路径》（《当代修辞学》第2期）从认知概念结构理论、框架语义学的视角探讨了动素名词的语义演变路径及动因，厘清了词汇语义和事件概念结构间的联动关系。邱晋、廖巧云《现代汉语羡余否定生成机制研究》（《当代修辞学》第4期）运用语法转喻理论，对“概念叠加和构式整合”方案进行了补充，构建了汉语羡余否定生成机制的“正反意向模型”，为语言表达呈现多样化的原因提供了一种新视角的认知解释。

　　③视觉修辞

　　视觉修辞研究本可以列入认知修辞学这个大范畴，但随着视觉符号传播的日益盛行和读图时代的到来，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物质载体、制作方式、文本构成及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已经形成，加之视觉修辞研究成果的大量呈现也使之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故单列一个类型加以介绍评论。

　　刘涛《视觉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6月）为我国第一部视觉修辞学专著。该书以具有语言性的图像谱系构造的视觉文本修辞为研究对象，创设了一个新的视觉修辞空间，确立了建构视觉修辞学范式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命题。作者认为：“传统的修辞学主要关注语言文本的修辞问题，而视觉修辞学（visual rhetoric）则是视觉文化时代修辞学亟待拓展和延伸的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其主要关注以视觉文本为修辞对象的修辞实践与方法。”“作为一种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视觉修辞学意为研究视觉文本修辞语言、活动与规律的学问。”该书立足于视觉修辞学的学术史考察，沿着修辞学的“学科建制”思路与要求，从理论和方法两个维度搭建视觉修辞学的知识系统，即视觉修辞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视觉文化时代人类在视觉修辞意义上的生存方式及对话体系。

　　视觉研究目前仍是一个探索性的、发展中的新兴领域，它不再仅仅关注语音、文本、图像等单一模态领域，而是基于近年来图像处理和语言理解方面的技术突破，涉及跨文本、图像、视频、语音等融合图像和文本处理的多模态形式，并不断推动着视觉表述方式、复合媒体形态和叙事修辞艺术的新发展。可以看到，在各种期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理论探寻与追求。

　　彭佳、何超彦《试论建立视觉修辞诗学之可能：以符号学为进路》（《视觉传播研究》第1期）、姚晓鸥《视觉修辞哲学光谱述评》（《视觉传播研究》第1期）分别从符号学、哲学的角度探讨了以图像修辞为主要研究问题的视觉修辞的学理性、可能性以及意义。陈曦《视觉修辞视域下城市标志隐转喻研究》（《池州学院学报》第2期）、廖莉《视觉修辞视域下人民画报（中文版）封面中国形象塑造研究（1950-2016）》（湖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睿姣和杨晶《平面广告图像中的视觉修辞运用探析》（《传媒论坛》第8期）等文分别对城市标准图像、封面图画、广告图像等视觉图像展开分析，探讨了视觉修辞依托的语境、使用的修辞策略以及达成的交际效果。

　　还有一些研究从视觉出发，结合人类认知规律，探索语言结构和交际行为背后的深层认知机制。如杨彬《基于“注意力视窗开启”的叙事性文本的创造性建构分析》（《当代修辞学》第5期）从认知语言学“注意力视窗”理论的角度探析叙事文本中的超常规组合现象，该文立足语体语篇的研究思路，探究了注意力视窗开启对于创造性建构叙事性文本所具有的价值意义。杨海明、王艺文《“戳破”“看破”与汉语表达的视觉化呈现及感知外化》（《当代修辞学》第3期）认为汉语动作动词“戳破”借助常见、直接与视觉冲击强的特点，产生语义增值实现跨范畴隐喻“揭露”，将隐秘的内心思考外化为对人、事、物表象的视线接触，体现了语言的视觉化呈现。而视觉化呈现的直接效果是信息传递的感知化和移情，论文揭示了进一步理解汉语隐喻的重要途径——认知经验与视觉呈现。张虹倩《中国学术期刊修辞知识生产的可视化分析》（《当代修辞学》第3期）通过40年来中国学术期刊参与的修辞学知识生产过程的考察，用图示化的方法，分析“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获取的数据信息，探讨了学术期刊知识生产对修辞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④比较修辞与对比修辞

　　随着中西修辞学的不断融合发展，比较修辞学、对比修辞学和跨文化修辞学成为学者热切关注的研究领域。[美]毛履鸣《比较修辞学再界定的三个维度——本质、事实及事件》（《当代修辞学》第4期）（汪建峰译）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第11期）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第5期）等刊物转载，其学术观点引起了学界广泛的注意。在批判性地回顾对比修辞学、跨文化修辞学及文化修辞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本质、事实、事件三个维度对比较修辞学进行了重新界定和解读，主张“不再从本质意义上来谈论事实，转而从效用论意义上来探讨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兹事体大，往往会造成话语事件、效用事实与非效用事实之间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该文旨在“为21世纪的比较修辞学研究确立一个新词屏，构筑一种叙事，以重新标定本质事实、效用事实及非效用事实，为对话、深刻的论述、想象或再想象打开一片新空间”。该文倡导中西修辞研究应打破壁垒，拒绝二元对立思维、固有偏见及传统界限，从而形成新的创造性的方法，推动中西修辞研究互鉴共进。袁影、成贤婷《四大非转义主辞格：渊源与论证——兼中西非转义辞格论辩观比较》（《中国比较文学》第4期）在对比修辞学视域下探讨了四大非转义主辞格的渊源和论辩观，“以西方人文学传统中的四大转义主辞格隐喻、转喻、提喻、反语为参照，追溯其分别对应的相似性、接近性、闭合型、凸显性格式塔完形原则，首次抉择出四大非转义主辞格为：反复、排比、反问、对照，并通过中西古今修辞学相关要著予以验证”。该研究在梳理转义辞格在西方修辞学中的历史传统和演变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转义辞格和非转义辞格的认知共性和认识论意义。王文斌、赵轶哲《论超常规四字格成语与汉语强空间性表征的同质性》（《当代修辞学》第1期）通过与英语时间性的特质相比较，推导出超出常规语法结构的四字格成语是张力与内生性的共同体，与汉语强空间性的语言表征同质，是汉民族强空间化思维的典型表征。何伟、仲伟《从语言元功能的编码方式看英汉语本质差异》（《当代修辞学》第5期）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理论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对元功能不同的编码方式。论文认为两种语言的本质差异在于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汉语为强语境语言，英语为弱语境语言，而这种区别源于哲学层面基本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⑤论辩修辞

　　论辩修辞理论是西方新修辞学的核心理论之一。20世纪80年代，[荷]弗朗斯·H.凡·埃默伦创立了语用-论辩理论。近年来，刘亚猛与汪建峰积极介引该理论，目的是打通国内西方修辞和汉语修辞研究的观念壁垒和理论关卡，赓续研究传统，推动学术创新和中外学术密切交流。两位学者数次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撰稿，有数个专栏的修辞论辩论文在《当代修辞学》上发表。除前面介绍的三篇论辩风格文章外，仅2020年第4期就刊登了四篇影响甚大的专栏论文：刘亚猛《批判性讨论与语用-辩证论辩理论的引进》、[荷]斯诺爱克·汉克门斯《假省在论辩话语中的机变意义》（罗明安、袁影译）、[荷]弗朗斯·H.凡·埃默伦、巴特·卡森《在多元中实现团结：论欧洲议会辩论作为一种论辩活动类型》（陈小慰译）、[荷]弗朗斯·H.凡·埃默伦《从“语用-辩证学派”看现代论辩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渊源》（秦亚勋译）。这些代表着前沿理论观点的文章迅速产生影响，推动了论辩修辞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如刘东虹《语用论辩理论的语用修辞属性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从语用学和修辞学属性方面对语用论辩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讨论，指出语用-辩证模式在实际对话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改良方案，进一步明晰了语用-论辩理论的分析步骤，增强了其解释力和适用性。林梅《俄罗斯现代修辞学视野中论题体系的论辩功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是对论辩理论研究视野的新拓展，也是国内首篇从“中俄政治话语修辞论辩机制对比研究”视角对俄罗斯修辞学论辩理论的探讨。该文认为“在俄罗斯现代修辞学的视野中，论题体系被赋予了更多的民族文化意义，被阐释为价值观层级体系及思维结构模式集合。论题的运用是否合理，与话语的有效性、说服性以及论辩性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该文指出：“在作为人工论据的三个方法，即 ‘人格诉诸’ ‘逻辑诉诸’ 和 ‘情感诉诸’ 的框架内，论题发挥着突出言者立场、塑造言者形象、呈现言者和受众的共同观点、支撑 ‘省略三段论’、建构言语表述的逻辑关系等修辞论辩功能。”

　　⑥政治修辞与国家形象修辞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政治修辞的功能也不断被拓展，宣传话语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功用更是成为2021年的焦点论域。2021年8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晓梅、刘易平翻译的[美]贾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的《政治修辞：西方宣传话语的哲学批判》（Political Rhetoric: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Western Propaganda Discourse）。这部反响很大的著作原名为《宣传如何运作》（How Propaganda Works），201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该书将语言哲学和知识论作为理论工具引入政治哲学研究，分析了西方国家形象宣传的运作机制，探索宣传与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以及宣传对民主制度的侵蚀；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在政治修辞领域内讨论西方宣传话语的形态、功用，其理论借鉴意义和开启修辞研究新主题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概括该书内容，关键词包括：“语言哲学”“知识论”“政治修辞”“宣传”等。其中，“宣传”作为一种典型的修辞行为，其修辞原则、策略、效用等相关研究虽早已为国际学界所关注，但国内学界由于受西方后冷战宣传观的影响，相关认知还是一个未被系统开发的研究领域。作者从政治修辞的角度讨论“宣传”，认为是超越冷战意识形态“宣传”的新观念、新阐释。作者认为：“‘宣传’是西方社会中掌握更多资源的特权群体控制非特权群体的工具。宣传根本不打算诉诸理性意志，只求统一观点，它绕过了任何意义上的自主决策。由于非特权群体掌控资源较少，始终处于一种认知压迫之中，这还会进一步削弱他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话语权。”显然，该书不仅是一种政治修辞话语的研究，更是以社会批判和哲学思考的眼光来考量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

　　类似主题的研究——冯智强《语言自信驱动下的十九大报告国家政治修辞英译》（《当代外语研究》第5期）亦是从国家政治修辞的视角，探讨十九大报告英译文本如何在语言自信的驱动下再现原文修辞特点、增强原文的修辞力。文章认为“政治修辞与语言自信是表里关系，在语言自信的驱动下，译者才能充分发挥政治文献翻译的修辞力，重现演讲者的人格诉求、理性诉求、情感诉求，调动和创制各种修辞方法，从而在目的语的社会中实现政治修辞的理想效果”。吴礼权《政治修辞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意义》 [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认为政治修辞学的研究包括主体与受体、修辞情境、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的矛盾、修辞与人格定位等七个重要方面，认为对此展开的研究可以促进政治修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得以建立，可丰富和发展政治学与修辞学的理论，也有助于政治人实现其政治交际活动的目标预期。胡范铸、张虹倩、周萍《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文化艺术研究》第1期）认为信息的生产与管理，不仅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治理的过程，在危机预防、应对与善后的各个阶段，需要管理者认识“何为留言”“何为信息责任”“何为正能量”，克服陈腐性观念，推进新时代“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

　　姜保红《基于国家形象修辞的新冠疫情防控话语研究》（《喀什大学学报》第2期）基于国家形象修辞视角，梳理应对新冠疫情的防控话语，从面向国际和国内社会两个维度分析、综括了防控话语的修辞策略，研究疫情防控话语实践对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作用。刘丹凌《后疫情时代的国家形象修辞策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21期）从民族想象的更新和重新赋义、民族精神的勾勒和价值传播、文化政治动员和“制造共识”三个方面探讨了后疫情时代国家形象建构的修辞策略。该文认为“在后疫情时代，重构国家形象的伟大神话是更新民族想象、传播民族精神价值、进行文化政治动员，超越以‘大规模单向说服’为主导的共识生产机制，培植国族核心价值观念和认同的重要软文化路径和国家修辞策略”。该类研究将修辞学研究与国家社会语言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对“国家形象”概念的重新解读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新的面向，对国家修辞策略的阐释也有理有据，既可促进学术研究更多地关注社会需求与国家形象建构，也有助于修辞学研究加强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关注度和解释力。

　　⑦互文修辞

　　沈家煊在《动主名谓句——为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而作》（《中国语文》第1期）中指出，汉语以对称的“对言格式”为本，散言体从对言体变化而来，这符合“寓变化于对称”的一般规律；“中式主谓结构”既是汉语特色，也具有普遍价值，正是这种主谓对等的观念导致“对言格式”的形成，也导致汉语语法结构和韵律结构的高度一致。在《名词“时体态”标记：理论挑战和应对方略——兼论汉语“了”的定性》（《当代语言学》第4期）中，沈家煊主张：“用‘名词为本’超越‘动词中心’，用‘对言格式’超越‘主谓结构’，将名词和动词以及主语和谓语都视为性质同为指称语的对等项，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确立一种根植于对话互动的对称互文结构。”

　　“对话互动”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形态，是互文修辞研究一直秉持的理念，也是互文修辞坚持宏观、动态、多元认知探索汉语“互文结构”本质特征的研究范式。

　　祝克懿在《“互动·多元”：跨世纪学术研究的主体思维》（《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期）中讨论了互文修辞的研究理念与研究范式，文章认为：在全球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热潮中，跨越20世纪、21世纪的“互动·多元”学科理念正逐渐形成学术研究的一种主体思维，也越来越显示出多个学科领域的科学阐释力。互文修辞所坚守的“互动·多元”理念是语言生态理论与互文性理论在范畴层面和研究范式方面共具的认知形态及思维特征。“动态”理念反映了语言研究从静态到动态跨越式的历史发展；“多元”理念则反映了语言生态理论和互文性理论从描写范式到实践分析的本真。具体到互文语篇研究，则是借鉴互文语篇理论，将对象语篇置于社会历史的语篇关系网络中进行考察，而非孤立的对象研究。如刘婉晴《“风格互文”现象的描写解释与特征识别》（《当代修辞学》第1期）借鉴互动·多元理论，分析了风格互文的语义类型、特征、识别方式以及生成机制，通过对风格互文现象的描写及类型的梳理，解释了语言要素与非语言要素的互涉变化是风格互文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因。董育宁《语体互文性的多维分析》 [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关注语体互文现象，分析了不同语体的语言材料在一个语篇内相互交叉、融合的状态，认为语体互文作为一种修辞策略，是语篇中多种思想观点对话的外在表现。郑楠《从文本到修辞：论解构主义阅读策略》 [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从互文解构的角度，通过文本—修辞—阅读的视角递进分析，阐释了解构作为互文阅读策略不仅囊括了哲学与文学的互释、能指的自由游戏，还注重挖掘文本的内在逻辑，揭示了阅读的双重效果以及修辞的运作机制。

　　⑧广义修辞

　　广义修辞范畴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该类研究在汲取传统修辞理论的基础上，侧重于从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即表达者和接受者，从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及修辞哲学三个层面对言语交际行为进行理论的建构与现象的解释。谭学纯《义位/自设义位：释义话语风格特征之广义修辞阐释》（《当代修辞学》第1期）即分别从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三个层面解释了释义的话语风格特征及关联话题；从表达-接受的互动过程对释义话语的生产、消费，释义研究的问题空间与解释空间所可利用的资源等维度展开了深入的分析。高群《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月）亦是运用广义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倾力探求夸张辞格研究范式的学术实践。该书融合关联理论、话语标记理论、叙事学等，在多元的理论视野中界定夸张的内涵与外延，观察夸张故意言过其实的特质，描述并解释其结构、语义与功能；用系列个案论证夸张辞格词语、句子、语篇的三种存在形式，使之在跨学科研究范式中得到优化解释。该研究丰富了辞格系统研究的学术资源，对修辞理论建构以及修辞学史夸张现象的认知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董瑞兰、毛浩然《〈人民文学〉 （1949～1966）人物图像的广义修辞学分析》 [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从广义修辞学角度分析了《人民文学》的人物图像话语，通过“图像话语画法→图像文本技法→修辞主体活法”的维度建构了建国初期的话语体系。

　　⑨语用修辞

　　语用学和修辞学是研究语言运用花开两枝结出的硕果，但由于理论原则、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共性，又使得两个学科因之结合紧密，产出新的跨学科的认知领域。鞠玉梅的文章《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的语用观》（《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45期）讨论了伯克修辞学理论中的语用学思想，认为伯克的理论并非仅仅是新修辞学，其著述中包含了关于人类语言乃至人类本身的精辟言论，该文还从伯克的跨学科修辞研究框架中探究了修辞学与语用学的紧密联系，论证了跨学科是伯克修辞学理论的典型特征。左思民《含义、显义、隐义与潜义之辨》（《当代修辞学》第6期）梳理、阐释了语用学重要术语的含义、显义、隐义、潜义等概念，该文认为语用学强调听者对言者所述的逻辑式加以“丰义”具有合理性，它推动人们认清语言交际是一个全面依赖语用的活动这一事实。袁周敏《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一项本土语用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从语用学理论视角考察身份修辞问题，认为关系中的身份是理解汉语文化中身份修辞的核心要素，并进一步概括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为纵向尊轴与横向亲轴的四维象限，在任一象限之中的身份修辞则体现出交际者的主体性。这类身份修辞关系空间理论的引入体现了汉语本土语用研究的人际语用特性，克服了以往语用分析对第三方的忽视，同时也成为汉语本土语用研究对国际语用学的贡献。

　　（2）理论方法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和运行机制都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作用下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各种社会现象也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性和相互依存的特征。无论哪个学科，仅仅依靠其单一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去揭示社会现实都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往往无形中拉大了研究成果与社会现实的距离，无法全面准确地揭示社会事实的本质。所以，日益复杂的现实问题要求各学科重新整合，采用前沿的理论方法，以开展必要的跨学科研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代修辞学的发展也势必纳入跨学科的视野中，推进研究领域不断纵深发展，这种发展不仅应该包括对语言学本身研究的系统深入，更应该包括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而跨学科理论方法的借鉴互用，促进了各学科间的交流与发展，推动了理论方法的革新，引领了修辞学研究跨越式的进步。

　　①符号修辞

　　王铭玉、孟华《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语象合治之路》（《当代修辞学》第4期）通过分析中国学者的“语象合治”符号观作为符号学第三条路径的学理性以及意义，讨论了符号与修辞的关系。论文认为“语象合治”体现了消解语言与图像二元对立的中性符号观，代表了中国独特、丰富的符号学理论探索和创新实践。秦宗财、李心洁《城市形象塑造的短视频符号修辞研究——以Bilibili网站美食类短视频的典型样本为例》（《现代传播》第4期）基于城市客观形象、媒介形象和受众对城市形象认知的三个方面，从符号建构、修辞逻辑和话语实践三个维度，分析 Bilibili 网站中记录城市的短视频及其评论与弹幕，认为运用短视频塑造城市形象，能够维系用户与城市的亲密关系，体现用户对城市的不同理解与认同。

　　②修辞心理

　　心理分析是修辞分析极为重要的研究维度。郭远兵《美好生活之美好语言：社会心理学修辞转向的理路》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8期 ] 探讨了社会心理学的修辞转向问题，认为对修辞的信念和态度随着“人”作为主体的观念发生变化而变化，借助语言和运用修辞重构现实，“修辞转向”敦促社会心理学重新认识、改造社会和人心，“修辞转向”是破解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的一种变局方案，能够使社会心理学学科规划实现重构。

　　③修辞写作

　　修辞历来与写作关系密切，古往今来皆如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可以说既是古代修辞学经典，又是古代文体写作的典范。在美国，修辞与写作是修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中设立修辞（与写作）学位点很普遍，1987年就有37所大学设立了修辞（与写作）博士点。美国大学中讲授修辞学的部门一般包括修辞学系、修辞学与写作系、传播与修辞学研究系、演讲系、传播系、英语系等。迈阿密大学、犹他大学等即专门设有修辞学与写作系。修辞写作也是美国学者经常关注的研究课题。犹他大学学者杰伊·乔丹在《凯洛斯：一种写作调和探索法》（袁影、那倩译）（《当代修辞学》第4期）一文中即讨论了修辞跨域写作的问题。文章认为修辞学在二语写作中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在跨语际写作中也同样发挥着作用。凯洛斯（Kairos）是有恰当性、适时性、适度性的修辞概念，这一修辞概念为调和二语和跨语际写作提供了一个契机，即将相关研究与教学的焦点从把握修辞技策转移至凯洛斯对写作当下的唤起，当下修辞者的语言背景和各种资源与其他需要注意和协调的要素之间也互动共生。曾庆茂、李华平《英语修辞鉴赏与写作》（Reading Rhetoric：Approaches to Rhetoric in English Writing）（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初版，2021年4月再版）作为一本英语修辞写作教材，以跨语际写作作为理论落脚点。全书五章的内容为：词义上的修辞格、结构上的修辞格、音韵上的修辞格、作品赏析、英语修辞格测试，从四个维度结合不同文化语境与情境语境讨论修辞格运用的语体与风格规律及文风规范，目的是通过对辞格语言学知识的分析，增加读者的人文知识，拓展文化视野，提高修辞写作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④文艺修辞

　　文学艺术与修辞学科有着天然的联系。郭晓平《隐喻机制：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书写的一种叙写策略》 [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以“风景修辞”作为切入点讨论了“作者”“文本”与“读者”这三者的依存关系。论文认为风景修辞连接作者-文本-读者，提供话语干预和观念表达的叙事技巧和策略，隐喻作为风景修辞的一种，通过话语的置换、结构的关联、情感的感染等机制，在彰显作品主题内涵和表达作者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同时，还具有介入和干预读者内心活动的功能。该研究对作者的话语介入和对读者干预的叙事策略的考察，为风景发生和呈现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维度和研究思路。孙丝丝、吕玥《论音乐隐喻的理论基础与历史实践》（《音乐艺术》第1期）从音乐语言中的隐喻现象展开艺术修辞分析，认为隐喻从“修辞”到“思维”的发展历程，与音乐学家们从隐喻性话语到“情境模型”“概念合成”分析理论的音乐隐喻研究的历史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该文阐释了这些研究实践与隐喻理论自身发展的关系，讨论了现有的音乐隐喻分析的特点，为进一步厘清音乐隐喻的内涵和研究论域提供了语言学与艺术学的认知基础。

　　⑤文化修辞

　　修辞研究关注人的言语行为，而探索人的言语行为背后的生成机制、修辞动因，必然会追溯到文化的根源上去。张蓓《说服:公共关系中的文化与修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月）在跨学科视野中从传统西方修辞学出发讨论公关关系，分析公关修辞的研究现状，探索在“文化转向”语境下公关修辞可能发展的路径。该书认为：回归修辞学的传统，回到说服文化及其理论本身，采用修辞分析和叙事研究探究说服文化的三大理论核心——道理、情感与人格，这才是当下谋求交融、顺应公关修辞研究发展趋势的有效路径。许祖华《鲁迅小说修辞论》（光明日报出版社，8月）是一部文学语言修辞的专论，虽然论证话语系统采用了修辞话语的术语系统，但考察的重点是鲁迅小说语用修辞艺术化与思想性的文化动因。该书对鲁迅小说修辞的研究主要分为“关系研究”和“本体研究”两部分，以此揭示被遮蔽了的鲁迅小说艺术创造性的神采。该书还注意追溯“言语修辞”有效体现创作意图方面的具体功用，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修辞、多维考察鲁迅小说语言文化特点的竭诚努力。翟志祥《妙语连珠：汉语成语+修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全书的核心内容是探索汉语成语的精妙表达。该书运用修辞方法解读汉语成语，选取25种修辞格的构成方式作为分析策略，其研究路径为：古汉语溯源+语言学（主要为修辞格）解析+现代文示例，目的是解读汉语成语精当的结构语义内容，了解其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意蕴。

　　⑥修辞翻译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修辞实践，也是对外话语传播、国家学术话语建设的重要方面。陈小慰立足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对外话语传播的定位，拓展翻译学与修辞学的学科边界，论证了构建以影响国际受众为旨归的“翻译修辞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翻译修辞批评的几个维度》（《上海翻译》第1期）、《原文核心要素的有效对外翻译传播》（《中国翻译》第3期）、《翻译受众：修辞视阈的思考》（《当代外语研究》第6期）等文中，陈小慰“从翻译修辞批评与翻译研究大趋势深度契合这一基本点出发，在梳理翻译修辞批评的内涵、准则和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围绕翻译认知、翻译主体、译文话语、翻译语境、语篇类型、策略运作等，对翻译修辞批评的几个主要维度展开探讨，提出翻译修辞批评应被视为翻译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范式”。冯全功《修辞认知的移植与拓展：从修辞学到翻译学》（《外文研究》第2期）认为修辞认知作为一个修辞学概念已被移植到翻译研究中，成为翻译修辞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论文提出了文学翻译中修辞认知的三大转换模式，认为修辞认知有望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术语，为译文与译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⑦网络修辞

　　在一定意义上，网络修辞可以理解为以“互联网+”技术支持作为前提条件，以多样化的载体形式，在语言现实与虚拟双重空间中实现的修辞分析。毋庸讳言，鲜活的网络修辞现象已经以其不可忽视的生存状况凸显了网络修辞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陈海庆、邢兆梅《网络修辞发展的新态势及其理性建设》（《现代传播》第6期）指出网络修辞在新媒体技术的驱动下呈现出修辞群体规模急剧扩大、修辞热情高涨、政治经济功能日益强大等公共修辞形态，该文认为应以技术理性、政治理性和伦理理性为网络修辞价值的旨归来引导修辞主体的修辞意识从个体上升到公共理性，从而保障语言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赵鑫《目光之下：网络传播中的话语修辞》（《创作评谭》第3期）、孙晓迪《目光之下：网络传播中的话语修辞》（《创作评谭》第3期）等文以网络传播中的话语修辞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聚焦网络话语修辞的特征、效用，阐释网络语言嬗变的源流与走向。文章认为网络语言是当下语言创造活力最丰沛的场域，甚至蕴含了与主流文化并行、进行对话甚至自立门户的潜力。

　　⑧多模态修辞

　　多模态修辞是近年来跨学科发展、颇具活力的新兴研究领域。其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可视化软件开发利用和心理实证研究的取向吸引了多个学科借鉴、运用，以探索新的适合学科发展的新面向。多模态修辞研究主要从符号形态出发，从符号的动态视角、语体结构的识解视角、语篇意义的接受和理解等的多维视角来展开研究，开发了许多新兴的、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研究课题。

　　张德禄、赵静《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否需要分析多模态语法？》（《当代修辞学》第2期）从多模态角度深层次探讨了修辞与语法体制性关系方面的问题，是关乎语体结构的模态研究。文章首先讨论了多模态语法自身的结构特点，在此基础上考虑了分析对象多模态语篇自身的特点，归纳出是否要进行语法分析的目标、相关模态或符号系统的要素，得出了“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推论。最后进一步说明了多模态话语组成模式以及分析的具体步骤。王振华“从庭审多模态话语到判决书单模态文本”（“论坛”，12月）的报告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篇语义学观点和多模态语篇分析视角，从《发凡》修辞学两大分野的角度切入，探讨了庭审话语和判决书中修辞文本意义的产生和变化，开展了一种动态语义的模态研究。谢心阳《多模态资源与汉语口语中陈述式问句的解读》（《当代修辞学》第3期）对汉语陈述式问句进行了多模态视角的考察，认为陈述式问句的判定从功能上看是认识状态，即属于一个听者事件；从形式上看，是序列位置，即该句下一话轮是否有回应，不同多模态资源在具体对象的识解上有层级之分，是从口语符号视角展开的动态语义接受和识解的模态研究。

未完待续

本篇作者：祝克懿 储丹丹 王静

相关链接： 

• 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修辞学研究综述（一）
• 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修辞学研究综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