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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篇章语用研究综述(二)

作者:方梅 方迪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 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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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动语言学与会话分析

  随着对自然口语对话研究的深入,运用互动语言学理念和方法的研究近年来日渐增多。互动语言学将语句置于社会交际行为的框架之中,通过细致考察行为交互展开构成的序列语境,探求语言结构的形式编码和意义解读。尽管其采用的概念和方法主要来自会话分析,但互动语言学的研究更侧重回答语言学问题。而会话分析对自然对话的考察,则侧重指向社会交际秩序与组织的规律,不过近年来国内的会话分析研究也呈现出一定的语言转向。2021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中,采用互动语言学和会话分析视角的文章共计17篇,其中互动语言学的研究9篇,涉及到的课题包括问与答、引述与回应语以及行为序列等;会话分析的研究8篇,包括特定场景的会话行为研究及基于特定概念的理论探讨。

 

  (一)问与答

  “问”与“答”在互动交际中的形式选择和行为解读就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对汉语疑问句的无标记回应和有标记回应、不同附加问句的互动功能等做出了探讨。 [ 参看谢心阳(2018a)汉语自然口语是非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的无标记回应,《世界汉语教学》第32卷第3期;谢心阳(2018b)汉语自然会话中的疑问式回应及其互动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2021年方梅、谢心阳的《汉语对话中问句的解读——以反问句和陈述式问句为例》(《汉语学报》第1期)从疑问形式(interrogative)和用于发问(question)的功能之间的不对称出发,考察了反问句和陈述式问句在互动交际中区分于真正用于询问的疑问句的关键因素,指出一方面问句在会话序列中的位置,包括问句有无回应,有何种回应,对于界定疑问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交际双方的认识地位,也是解读陈述式问句和反问句的关键。谢心阳的《多模态资源与汉语口语中陈述式问句的解读》(《当代修辞学》第3期)从陈述式疑问句的形式与功能出发,进一步指出言者的认识地位低于听者,是非上升语调的陈述句被解读为问句的关键;而词汇句法惯例和具身动作也可为陈述式问句的识解提供帮助。

  反问句代表着疑问形式在互动交际层面不表询问的情况。这种不对称在某些特指问句中也存在。张文贤的《从会话序列看“怎么”问句的解读》(《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从社会行为出发,指出询问方式的“怎么”问句施行单一行为,而询问原因的“怎么”问句则是复合行为,其浮现行为(如:责怪、反驳、请求、建议等)的解读高度依赖对话语境,在下一话轮中被优先回应;询问原因“怎么”句本身也是回应行为,其回应的类型不同,其主语的特征也有所不同。

  问与答的研究还集中体现在谢心阳的专著《问与答:形式和功能的不对称》(社科文献出版社,7月)上。该专著主要从回应的角度探究问的本质,指出“问”的行为本质上是建立在互动双方认识不平衡基础上的,答句可能遵从或突破问句的限制,由此该专著探讨了问句各类回应形式及其互动功能。上述关于两类特殊问句——反问句和陈述式问句的研究,也收入该专著中。在分类讨论的基础上,该专著提出了汉语自然口语的回应系统,从互动视角对汉语问答形式及功能做出了重要的初步探索。此外,闫亚平的《现代汉语附加问句的浮现与发展》(上海教育出版社,8月)则采用动态浮现的语法观,剖析了现代汉语附加问句句法形式和话语功能浮现与发展的历程、机制和动因,并探讨了附加问句话语标记化的浮现条件。

 

  (二)回应语

  回应位置同时也是新意义浮现、促发共时层面语言演变的关键因素。方梅的《从引述到负面立场表达》(《当代修辞学》第5期)讨论了引述规约化为负面立场表达的模式及条件,指出引述形式用于表达负面立场存在规约化程度的差异,引述性回声话语的负面立场解读高度依赖语境。应答语这一序列位置正是固化负面立场解读的重要条件;只有他引的情况下,且回声话语发出者的认识地位同于或高于对方,违反会话规约“以问答问”,才会使回声话语解读为反问句。相似现象的讨论还有李宇凤的《从“你是说”引述回应看元语解释的否定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田婷的《讲述行为与“对”的序列结束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回应位置的重要性。该文指出,非应答的“对”具有序列结束功能,而这一功能是相邻对后件(即回应)与前件的话语交叠或脱落而规约化的结果。

  疑问形式的回应语往往呈现出规约化的特征,表达负面评价。刘丞的《“哪儿”话语功能的浮现》(《汉语学习》第6期)考察了“哪儿(哪儿啊、哪里、哪有)”在评价、赞美与自谦、信息传递、询问等序列中作为回应语的表现,指出这类回应形式的立场表达与认识地位显化具有位置敏感性,并从会话修复的角度,分析了“哪儿”否定程度的等级。

  从回应的角度考察交际者对语言形式的解读是互动语言学的重要视角。除问句引发答句之外,任何行为的发起都关联相关的回应。朱庆祥的《基于互动语篇的反问句答语新认识》(《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借鉴互动语言学的分析视角观察反问句,指出非顺应性的答语是无标记选择,反问句不同类型和复杂性对于其答语顺应性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会话序列

  问与答构成了最为典型的相邻对,而相邻对也是最为基本的序列结构。除此之外,互动交际中的成对行为,都可以构成典型的相邻对;行为的展开与协商就使相邻对扩展形成更大的序列。除问答外,目前讨论较多的行为序列包括告知、评价、请求等。方迪的《汉语口语评价表达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4月)就是从序列角度对评价的研究尝试。该专著以“规约化”为研究线索,讨论了自然对话、影视对白等口语语体中的评价形式选择和意义解读,着重分析了序列中的回应位置、交际原则、交际者认识等因素对评价意义浮现的影响,涉及零句型与整句型评价格式、语气词、副词、话语构式等不同单位,并揭示出不同规约化程度的评价表达在不同口语语体之间的倾向性。

  序列结构中,相邻对之前可以进行前扩展,采用多种手段对主要行为做出预示。张文贤、李先银的《互动交际中的认识权威表达——以“我跟你说”为例》(《当代修辞学》第5期)指出“我跟你说”已经规约化,在对话中作为预示语,引出特别告知、独特评价或重要建议,彰显了言者的知识权威与道义权威。同上述关于问答、评价的研究一样,该项研究说明认识在互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权威的表达不仅体现在回应之中,也体现在实施发起行为的语言形式中。

  对会话序列的研究,扩展了语法分析对于位置分布的理解。考察互动对话中特定的语词或结构,既要看它们在话轮中的位置,处于话轮首、话轮末,还是话轮之中,也要看它们所在话轮整体在序列结构中的位置,处于发起位置、回应位置,还是之后的第三位置。另一方面,互动视角下的研究关注言语的产出特征,将特定语言形式的语音—韵律表现视为其构成要素之一。上述“位置”与“构成”两个维度,为互动语言学的分析提供了可行的框架,在上述几方面课题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

 

  (四)互动行为与机构话语

  相比之下,会话分析的研究更加侧重社会交际行为本身,分析行为发起、回应的惯例,并归纳其中的规律。于国栋的专著《言语行为的会话分析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6月)将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引入到会话分析领域中,对信息寻求、称赞、请求、感谢、邀请、道歉、建议以及烦恼讲述八类交际行为进行了考察,在核心概念阐释和国外相关研究基础上,对上述行为在汉语会话交际中的呈现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张淑华的《知识论视阈下建议拒绝行为的会话分析》(《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第3期)和《建议拒绝中道德暗示的会话分析》(《外语研究》第2期)两篇文章则分别从交际者认识和道义责任的角度考察了建议行为的非偏好回应——拒绝的实施惯例和互动后果。

  会话分析研究还注重具体社会交际场景,特别是机构性交谈(institutional talk)中的会话秩序运作。于国栋、吴亚欣的《阻抗诊疗建议的会话常规研究》(《现代外语》第1期)讨论了医患沟通中诊疗建议被患者抗拒(即患者做出“阻抗”)的一种会话常规,即疑问语气类重复型回应,指出这类修复是一种复合行为,同时执行提问、修正发起两种主要行为,以及隐性“阻抗”这一附着行为。该研究同上述“怎么”问句的研究类似,用“复合行为”分析特定疑问形式的行为解读,同时提出附着行为的概念。研究者还深入会话序列,探究医患沟通中特殊回应形式的交际价值。董菁、钱玲燕、陈琦的《对话句法视域下的回声话语研究——以医患话语为例》(《外国语》第3期)借鉴Du Bois的对话句法以及立场三角理论,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汉语医患互动中的回声话语及共鸣现象,对回声话语与回声源(即发起话语)的关系进行了区分,并指出回声话语是对知识梯度的匹配行为,体现交互主观性和特殊交际意图。王亚峰、于国栋的《医患交流中患者扩展回答的会话分析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第3期)则考察了扩展回答形式在诊疗中的序列语境和交际价值。

  此外,也有些研对会话分析中的重要概念做出阐发,体现了新的的理论思考。如吴亚欣的《身份研究的会话分析路径》(《外国语》第3期)基于会话分析视角下的身份内涵,结合电话咨询语料,对会话分析方法研究身份的步骤做出了说明。李梅的《背离还是突破?——会话分析研究的知识论之争》(《现代外语》第2期)对Discourse Studies(《话语研究》)关于认识(epistemics,文中称“知识论”)的专辑进行了评析,指出认识的探究并未背离会话分析研究,阐释了对该概念或视角的理论价的认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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