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语和三语获得

　　香港中文大学叶彩燕团队近些年对粤-英双语儿童的语言获得作了很多探索。周蒋玲、叶彩燕的The post-verbal pronoun KEOI in child Cantonese: A corpus-based study（粤语动词后人称代词“佢”——基于儿童语料库的获得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2期）探讨了双语儿童对粤语指代无生命事物的动后人称代词“佢”的习得。“佢”可以充当及物动词的典型宾语、话题化结构和前及物结构（pretransitives，如粤语的将字句）中的复指代词，“佢”字句要求处置义动词，通常表达有界和未然事件。通过考察9名粤-英双语儿童(1;3~4;6)和3名粤语单语儿童(1;10~2;9)在自然语言环境中对“佢”的使用情况，发现粤语儿童在获得初期对“佢”字句的体貌特点敏感，“佢”主要用作动词谓语句的常规宾语，这些句子通常表达有界、未然的处置事件。粤语单语儿童对“佢”字句的使用与成人语法一致，但粤-英双语儿童使用“佢”字句表达已然事件的频率更高，而且出现“佢”和英语代词it互用的语码混杂现象。双语儿童的这一产出特点可以从语言输入和语言经验的角度来解释，这是因为双语儿童广泛接触英语以及需要频繁加工英语代词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了双语儿童对“佢”字句的获得。

　　周蒋玲、麦子茵、叶彩燕的Bidirectional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object realization in Canto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粤英双语儿童宾语实现的双向语标影响，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第1期）通过诱导产出实验，考察了3~7岁粤-英双语儿童的宾语省略情况。结果发现：1）双语儿童在粤语的宾语省略方面与粤语单语儿童表现类似，在实指（specific）宾语语境下省略宾语的比例较高，在虚指（nonspecific）宾语语境下则很少省略宾语；2）双语儿童在英语的宾语省略方面受到主导语（即粤语）的影响，在实指宾语语境下大量省略宾语，而英语成人从不省略宾语；3）部分双语儿童在使用粤语动后人称代词“佢”时，受到英语代词it的影响，将其用作无界动词的宾语，这一用法从未在粤语单语儿童的产出中出现过。该文的研究结果证明语际影响可以是双向的，语际影响的方向既可以从主导语到非主导语，也可以从非主导语到主导语。

　　葛浩燕、Iris Mulders、Xin Kang、陈傲菊、叶彩燕的Processing focus in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 eye-tracking study in the visual world paradigm（英语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焦点加工：视觉情景范试下的眼动追踪研究，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第4期）采用眼动追踪的视觉-情境实验，考察了粤-英双语儿童（1;6~2;4）、荷兰-英双语儿童（1;5~2;5）和英语单语儿童（1;7~3;2）对英语only句的焦点加工。测试句包括宾语焦点句The dinosaur is only carrying the BUCKET, not carrying the suitcase和动词焦点句The dinosaur is only CARRYING the bucket, not throwing the bucket。研究发现，单语儿童最早在not时间窗就可以利用韵律信息来区分only关联不同焦点的语义，而粤-英和荷兰-英双语儿童分别在第二个动词和第二个宾语的时间窗才可以区分不同焦点的语义。该文指出，双语儿童对英语only句的焦点加工晚于单语儿童，是因为only句的焦点加工涉及韵律-焦点映射以及韵律、句法与语义层面知识的融合，这对双语儿童来说计算起来比较复杂。荷兰-英双语儿童对英语only句的焦点加工晚于粤-英双语儿童，跟两种语言标示焦点的手段有关。

　　刘增慧的《白汉双语儿童汉语韵律焦点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月）探讨了白-汉双语者的汉语韵律焦点的发展路径。通过考察6~13岁的白汉双语儿童的自然产出语料，发现双语和单语儿童的汉语韵律焦点习得在发展路径和速率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就发展路径而言，双语儿童与单语儿童类似，能够使用音高和时长来编码焦点，但双语儿童对于使用韵律来区分焦点和非焦点类型的习得却晚于单语儿童。就发展速率而言，在经过五年的正式普通话教育之后，双语儿童的汉语能力仍无法和同等汉语输入的单语儿童相比。这一研究结果与前人关于双语儿童语音发展结论基本一致。

　　三语儿童的语言获得是一个前沿的研究课题，相关研究非常少见。麦子茵、吴庄、叶彩燕《幼儿三语习得研究：现状、个案及前景》（《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第4期）是汉语学界首个关于幼儿三语习得的研究。通过考察一名同时习得普通话、粤语和英语的香港幼儿黎偶1;6~2;11的自然产出语料，发现三语儿童的独词句阶段比单语儿童更长，语码混合的比例也很高，但3岁时与单语儿童平均句长的差距显著缩小，语码混合的比例也逐渐降低。这说明三语儿童3岁前能够发展出较为均衡的三语产出能力。另外，三语儿童从一开始就能根据不同照顾者的惯常语言切换语言，显示出对说话人惯常语言的高度敏感性和极强的元语言意识。

　　（三）语言障碍儿童的语言发展

　　国外的语言障碍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依然十分活跃，在语言障碍的特征、成因和诊断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国内的语言障碍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尚未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特殊型语言障碍（SLI）儿童和高功能自闭症（HFA）儿童的语言发展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两种语言障碍类型。本年度的SLI儿童和HFA儿童语言发展研究讨论了语音、关系从句、特殊疑问句和体标记的发展特征。

　　一般认为，SLI儿童的主要问题是句法问题，HFA儿童的主要问题是社交语用问题，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SLI儿童和HFA儿童的诊断边界不是十分清晰，他们在许多语法项上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何晓炜的研究团队近些年致力于探索汉语SLI儿童的语言发展特征，以及SLI儿童和HFA儿童在语言产出和理解方面的不同表现。王海燕、于浩鹏的The production of rela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ge feature under specification hypothesis（普通话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关系从句产出研究：基于边缘特征未标识假说的视角，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和于浩鹏、王海燕、何晓炜的The comprehension of relative clauses in Mandarin children with suspected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普通话疑似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关系从句理解研究，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021）分别从产出和理解的角度考察了汉语SLI儿童（4;5~6;0）关系从句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与主语关系从句相比，SLI儿童在产出和理解宾语关系从句时更困难；2）与正常儿童相比，SLI儿童关系从句的产出和理解能力均存在显著缺陷，产出缺陷表现在SLI儿童倾向用简单句或句子片段作为回避策略，理解缺陷表现在SLI儿童容易出现题元角色颠倒和不加工关系从句的错误。于浩鹏的《汉语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关系从句系习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月）对汉语SLI儿童关系从句的产出和理解作了更加全面的描写、分析和讨论。上述研究认为，SLI儿童关系从句的产出和理解能力存在缺陷，跟SLI儿童功能范畴C知识的缺损有关，他们对C的边缘特征（edge feature）不敏感；SLI儿童表现出的主、宾关系从句不对称现象是由相对近距原则所致。

　　戴慧琳、何晓炜的《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与高功能自闭症儿童对汉语特殊疑问句的理解》（《现代外语》第4期）探讨了学龄前汉语SLI儿童与HFA儿童对特殊疑问句的理解。实验采用问答式任务，要求儿童看图回答问题。研究发现：1）SLI儿童和HFA儿童均存在特殊疑问句的理解困难，但HFA儿童理解特殊疑问句的难度更大；2）SLI儿童和HFA儿童对疑问句的理解都存在主宾不对称现象，SLI儿童理解宾语疑问句更难，而HFA儿童理解主语疑问句更难。这说明，在无显性wh-移位的语言中，宾语疑问句理解困难是SLI的标志之一，主语疑问句理解困难是HFA的显著特征。该文分别从语言能力加工缺陷和（句法）树修剪假说来解释SLI儿童和HFA儿童在理解特殊疑问句上的不同表现。

　　苏怡的研究团队近些年主要探讨汉语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展特征，以及自闭症儿童与其他语言障碍儿童在语言发展方面的差异。以往的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在时态和体标记的产出方面存在困难，汉语自闭症儿童在完成体“了”和经历体“过”的产出上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但是也有针对英语自闭症儿童的眼动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对于表进行的-ing和表完成的-ed的理解并不存在缺损。因此，有必要考察汉语自闭症儿童是否具备对体标记的理解能力。苏怡、Letitia R. Naigles的Comprehension of grammatical aspect markers le and zai in a diverse sample of Mandarin-exposed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普通话自闭症学龄前儿童体标记“了”和“在”的理解研究，Reading and Writing, 2021）采用跨通道注视偏好范式，考察了2~6岁汉语自闭症儿童对完成体“了”和进行体“在”的理解。研究发现，汉语自闭症儿童能够区分“了”和“在”，他们将“了”和“在”分别与表达完成和进行的事件进行关联。这说明自闭症儿童虽然在词汇量和语用表达方面存在缺陷，但他们具备抽象的体标记知识，从而证明自闭症儿童的语法模块与词汇、语用模块是相互独立的。

　　吴西愉的《自闭症儿童普通话发音声学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采用发音模仿的实验方法，探讨了6岁自闭症儿童的发音声学特征。研究发现：1）自闭症儿童在模仿单音节发音时，发音长短的随意性较大，平均元音空间（average vowel spacing）显著低于典型发展儿童；2）自闭症儿童的声调在基频上与典型发展儿童没有显著差异，但部分自闭症儿童上声的曲折调发成降调；3）自闭症儿童的发音语速显著慢于典型发展儿童，句子间音强的差异较大，不够稳定。黄蔚雯、任姝童、顾文涛的《汉语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对塞音送气和声调的范畴感知》（《中国语音学报》第1期）考察了汉语自闭症儿童对送气/不送气塞音和阴平/阳平声调的感知是否具有范畴性特征。研究发现，6~8岁和10~12岁自闭症儿童对塞音送气的感知是范畴化的；6~8岁自闭症儿童对声调的感知是范畴化的，但10~12岁自闭症儿童对声调的区分不具有范畴性。

　　本年度也有一些研究探讨由于听力或其他器官损伤等引起的语言障碍。胡涵、顾文涛、丁馨、朱瑶的《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在噪声环境与耳语条件下的汉语声调感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考察了4~5岁人工耳蜗植入（CI）儿童在噪声环境和耳语条件下对汉语声调的感知。研究发现：1）CI儿童的声调识别率高于机会水平，这说明CI儿童仍有一定的声调感知能力；2）CI儿童的声调识别率总体上低于健听儿童，这表现在：在噪声环境下，CI儿童对T1、T2和T3的识别率要显著低于健听儿童；在缺少基频信息的耳语条件下，CI儿童对各声调对的识别率差异不大。

　　目前国内针对汉语儿童语言障碍的诊断工具还比较缺乏，已有的评估工具也主要是经过国外语言能力评估工具汉化而来，而国外的评估量表主要是针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而开发的，不一定适合于汉语的分析。陆烁、丘国新、钱思宇和高乐妍的《面向语言障碍筛查的汉语儿童言语交际水平评估系统研发》（《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简要介绍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神经语言学教学实验室设立的面向语言障碍筛查的汉语儿童言语交际水平评估系统。该系统收集了966名汉语儿童的言语数据，然后从语音、能产性、流畅度、语法、语义和逻辑六大语言维度对采集到的儿童语料进行标注，建立了一个能够用于儿童语言能力评估和语言障碍筛查的语料库。

三、总结

　　2021年，我国学者在语言理解、语言产生、语言发展以及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与国际同行相比，我们的差距依旧还比较明显。在语言神经机制研究方面，国内现有的一些研究，主要还是围绕国外学者提出的理论模型开展的，在理论思考和前沿技术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原创性；而在儿童语言获得研究方面，一方面一些研究的学科意识不够强，相关研究没有面向儿童语言获得的迅速性和一致性问题，同时也缺乏跨语言获得的比较视角，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还没有充分地利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和方法。

　　21世纪被认为是一个脑科学的时代。近年来，随着欧美各国纷纷启动脑计划项目，心理语言学研究发展十分迅速，这对于我国研究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脑科学研究技术突飞猛进、语言的脑科学研究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开创性地开展心理语言学研究，力争在心理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本篇作者：胡建华 徐敏 彭鹭鹭   

本篇完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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