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虚词语法研究

　　虚词一直都是传统语法研究最为关注的对象，2022年度虚词的传统研究仍以副词和语气词最为常见。

　　郭锐的《虚词义项划分的原则》（《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提出虚词义项划分的四条原则：1.语义结构同一性原则（语义结构相同的为一个义项）；2.核心义原则（核心义相同的为一个义项）；3.无歧义原则（同一义项下不应产生非组合性歧义）；4.直接性原则（虚词的意义与语句的意义应直接对应）。张谊生的《试论“看似”的主观否定倾向与逆转衔接功能——兼论“看似”与“貌似、像似、好似、疑似”的异同》（《语言科学》第2期）认为“看似”可用作评注性副词，具有隐性的言者估测功用和逆转的篇章衔接功能，其双向演化途径体现为从感官揣测到情态否定、从篇章衔接到关联转折、从对举表达到定型构式。赵春利的《溯因副词“毕竟”的话语关联与语义提取》（《中国语文》第3期）及其与陈泽群的《证信副词“确实”的分布定位与语义提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结合“毕竟”“确实”的句法分布，从话语基调、话语方式、话语内容三个角度验证“毕竟”的语法意义为“据实释转”，“确实”的语法意义为“经证获知且因知传信”。匡鹏飞和曹亚敏的《饰句语气副词的修饰性及其辖域》（《汉语学报》第4期）认为“果然”“幸亏”等饰句语气副词的修饰性来源于传统对“修饰”内涵的认识，其辖域受到句法位置的影响。

　　关于语气词的传统研究主要有：王珏的《话题语气词的功能及其系统》（《汉语学报》第4期）认为话题语气词属于可选性话题标记，具有提及话题的弱口气和辅助标记话题的信息类型两个必有功能，以及兼作话语填充语的可有功能，并逐一讨论了话题语气词的个体功能及区别。杨才英、赵春利的《句末助词“哟”的分布规律与语义关联图》（《当代语言学》第1期）描写了“呦”的基本分布规律，认为其语法意义为融合主观态度和客观命题的“亲和提醒”。

　　还有一些关于连词和介词的传统研究成果，如张谊生的《从延展组合到递进关联：“甚至于”“乃至于”及“甚而至于”的功用与演化》（《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比较了“甚至于”“乃至于”和“甚而至于”，认为前两者已发展为连词，具有表达并列与递进、后补延展递进终端等功能，“甚至于”的配合关联功能比“乃至于”更完善，而“甚而至于”是短语词，在后接成分的音节、对后项衔接的功用方面与前两者存在差异。陈满华的《构式视域下的连词“何况”及“何况”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根据“何况”的两种用法将“何况”句分为两类构式，认为“何况”句的构式化是“何况”连词化的成因，构式变化是连词内部分化的成因。王恩旭的《表致事“对”的句法语义条件及相关解释——兼谈语义引申的“跷跷板效应”》（《汉语学报》第4期）发现在情感形容词谓语句中，介词“对”通过“对”字句主、宾语的相互作用实现词义引申，发展出引出致事的义项。

　　除了上述传统虚词研究，融入现代功能-认知理念，是目前虚词语法研究的大趋势和重要特点。

　　2022年度，“预期”和“概率”是使用较多的概念。周韧的《概率、预期和管控三项特征下的“恰好、恰恰、恰巧”辨析》（《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分析了“恰X”词语共同的语义核心是“低概率的精确性”，其中“恰恰”带有反预期性；“恰好”可出现在“管控”语境，带有“克服障碍”的意味；“恰巧”带有无预期的“意外”“如意性”因素；而“正好”可出现在高概率的语境中，和“恰X”有重要差别。他的《汉语副词语义分析中的概率特征——以一组确认义副词的辨析为例》（《汉语学报》第3期）指出“果然”用于说明已实现事件是事先认为具有高概率实现的事件，“真的”用于说明已实现事件是事先认为只有低概率实现的事件，“果真”对概率的高低不敏感，“实在”与概率无关。孙嘉铭和石定栩的《概率的估测比较——副词“总”的系统性多义》（《语言研究》第2期）将“总”的本质语义归纳为概率的估测比较，即说话人经过估测认为，“总”所在命题描述了一个大概率事件，“总”的其他用法都可以由此推导出来。

　　在语气副词、语气词等的研究中引入主观评价、主观情感这些现代概念尤为必要。李宗江的《“整天”类时间副词的负面评价表达》（《汉语学报》第4期）指出“整天”类词语表达言者对命题的负面评价，而评价义的产生是这类词语自身的词汇意义与中心语的评价义之间互动的结果。赵万勋的《比较句中副词“还”的语义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研究了比较句中“还”的隐性否定功能,认为说话人通过引进一个量级更高的比较对象来否定被比较对象的极值特征，从而实现对被比较对象的主观评述，表达“扬”或“抑”两种语气。匡鹏飞和曹亚敏的《从生理反应到话语组织：叹词“哎哟”的功能演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指出叹词“哎哟”在句子中的功能经历了从表达对疼痛的生理反应到表达对意外事件的“惊讶”感受等情感态度的演变过程，意外性是最重要的语义特征。陈颖的《再论语气副词“又”的话语功能》（《汉语学习》第4期）指出否定和反问形式前的“又”是引导标记，具有语义的强调性和情态的指明性。

　　功能词“的”“了”研究一向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方梅的《“的”字补说——北京话中用作他引标记的“的”》（《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通过讨论“的”作为引述标记的三个表达式，说明正反式中的“的”是自指性的，叠连式中的“的”与构成状态形容词的“的2”相似，而“说的”中的“的”可以看作“的”在谓语动词后凸显先时时间用法的功能拓展。孙朝奋的《汉语动词系统的界及其呼应：“了₁”完成体》（《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认为“了₁”是一个完成体呼应标记，和所在小句中的另一个界点标记相呼应，表示终结点的位置，并认为汉语的动词系统有完成体与非完成体，界点（telicity）是汉语的核心语法概念。徐晶凝的《书面叙述语篇中“了₁”隐现的语篇架构动因——从述补式VP中“了₁”的分布说起》（《当代语言学》第1期）将对“了₁”的考察放在了完整的故事叙述语篇中，提出“述补式VP+了₁”主要用于凸显故事发展中的关键峰事件，用于标记故事的点题、事件发展的结局和总结性评价等。金立鑫和于秀金的《普通话动词与“了、过、着、在”的组合与限制》（《汉语学习》第3期）根据能否携带四个体标记将汉语动词分为12类，根据它们与体标记组合的时体情状特征归纳为两大类：一类不用体标记时表示事件或状态的已然性，用时预设之前是未然；一类不用时表示未然事件或惯常状态，用时表示各种实现。左思民《从事件链框架到汉语动词的动相结构》（学林出版社，2月）认为动词动相是对事件链框架所反映的事件链中某一环节或某几个环节进行截取、概括、固化，从而建立了关于现代汉语义项动词的动相结构的新理论，并提供了一个对3000个现代汉语义项动词的动相构造的分类标注表。

　　（三）实词的语法研究

　　2022年度实词的语法研究比较丰富，动词、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等几大类实词都有所涉及，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都融合了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概念。

　　涉及词义的传统研究有：江蓝生的《中性词语义正向偏移的类型和动因》（《中国语文》第4期）指出中性词的语义偏移有两种类型，各自发生的句法条件不同，但都与“具有、合乎、能够”等语义密切关联，语义偏移的根本动因是“如意原则”。张博的《复合型同音同义词语的形成途径及关系特征》（《中国语文》第4期）指出汉语中含有相同构词成分且语音相同的复合型词语主要经由“音近趋同”“音近混同”“同音替换”三种路径实现同义化，受到语音联想和完形加工的共同作用。路径不同的词语在理据性、同义度、组合关系、语体分布、使用频度等方面显现出不同的关系特征。

　　实词研究中，2022年度对形容词的讨论比较集中。袁毓林的《形容词的极性程度意义及其完句限制条件》（《中国语文》第2期）指出性质形容词具有性质取值上的二元对立和语义蕴涵上的两极对立的双重对立性，其语义结构内置了强烈的对比性意义，因此要求出现在对比性语境中。储泽祥和申小阳的《状态形容词与程度副词组配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语文研究》第2期）发现状态形容词大多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而少数可以被修饰的，其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成员内部差异。文章指出影响二者组配的因素主要有状态形容词的描摹功能、社会对其程度认定的差异、程度副词表意功能的不同以及网络时代的影响。陈禹的《心理形容词致使义的形成与限制——兼论语用移情对心理形容词的系统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认为心理形容词致使义的形成，源自外在属性形容词在词库、语义、语用上的某些缺位引发的内在感受形容词补位，致使用法的产生与泛时性特征高度相关，本质上是语用移情的结果。王媛的《程度和变化——现代汉语动态形容词结构的事件语义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发现动态形容词结构所表达的动态变化义源于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上的程度比较；其终结性和持续性特征上的表现，不仅取决于形容词所指称的量级结构在封闭性或开放性上的特点，也受到具体结构的制约。

　　其他词类的相关研究涉及名词、动词和数量成分，代表性成果包括：陈禹的《弱范畴：从弱主语名词谈起》（《汉语学习》第4期）指出有些名词不能做主语的原因是，主语范畴要求具有被说明性（包括指向性、始发性、自主性），而这些名词的属性化、构件化、附缀化特征会对被说明性形成消解。文章还提出弱范畴系统，区分了范畴弱化与去范畴化。刁晏斌的《“无色”指人名词初探》（《汉语学习》第5期）指出“人员”类名词可称为“无色名词”，具有表示泛指义、强烈的粘着性、对修饰成分有强烈的选择性这三个特点。在高频使用中，该类名词可以向独立使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固有语义特征的模糊乃至脱落。王灿龙的《“偏”是如何用作客套说辞的》（《中国语文》第1期）指出“偏”通过语义演变和使用范围的扩大与“私”产生了直接关联，进而在日常交际中出于礼貌原则，用自己“偏私”来达成“自卑而尊人”的语用目的，从而产生了表达客套的交际功能。崔璨的《现代汉语心理动词叙实性研究》（《语言科学》第1期）通过追补测试将心理动词分为三类，分别是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正反叙实动词，并通过宾语小句叙实性增强测试和否定提升、双重否定转化测试，对三类心理动词的叙实性特征做出具体分析。张苗苗和谭景春的《结果义动词的句法语义连续统及语义演变》（《汉语学习》第6期）指出结果义动词分为准结果义动词（勒）、综合结果义动词（剐）和单纯结果义动词（破），它们同处在一个动作 - 结果连续统中，而单纯动作义动词（走）处在这个连续统的“动作”端点处，动作动词的核心语义是动作行为义，结果义是语境中产生的语义固化在动词词义上的。储泽祥的《汉语度量衡量词前加“个”现象考察》（《中国语文》第3期）指出汉语某些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度量衡量词可以受量词为“个”的数量短语修饰，主要决定因素是汉语的词类节律和人们对度量衡量词的熟悉度。王宜广和宫领强的《量词省略的韵律和语体机制分析》（《汉语学习》第3期）指出“数量名”结构中，量词省略限于个体量词，“一量名”结构中由于“一”具有指称和数量属性，省略有不同情况，但都受到“古今律”和“平衡律”的影响。

三、功能-认知语法研究成果

　　（一）功能语法研究成果

　　从功能语法的研究视角看，语体是语法解释的重要依据，功能派学者们致力于“在合适的语体里寻找合适的实例，在合适的语体里合理地解释实例”（张伯江，2007）。施春宏和赵博文的《语体机制的量度效应》（《汉语学报》第2期）指出量度是交际距离和语体特征的自有属性，最终又投射到语法形式上。崔四行的《焦点和语体促发下的北京话“A+一+N”结构研究》（《当代语言学》第1期）提出“A+一+N”是由“一+量+A+的+N”通过双音节形容词的焦点移位而形成的，由此造成的书面语体向口语语体的转变则是定语标记“的”必须脱落的原因。叶芳和张磊的《从立法语言类指性“的”字短语的使用看语体与语法的互动》（《语文研究》第2期）考察了五种类型的“的”字短语在立法语言中的分布，从语义角度分为“实体类指”“行为类指”“情形类指”三类，发现它们都具有表义特征的消极性和语用功能的话题性两个明显倾向。刘瑞和袁毓林的《对话和叙述语体中反预期信息的类型与差别》（《汉语学习》第4期）发现反预期信息的类型在对话和叙述中有系统差别，前者有两种类型，即与说话人预期相反和与听话人预期相反；后者有三种类型，即与叙述者预期相反、与叙述对象预期相反、与叙述者假定的读者预期相反。殷祯岑和陈昌来的《基于语篇整合的元话语功能分类及其语篇分布》（《汉语学习》第4期）将元话语的整合功能分为三类，这三类功能在学术论文、电视辩论、散文等三类语篇中存在分布差异。刘艳春和董家钰的《口语中的连词分布及其制约条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发现口语中的连词分布因口语类型不同，呈现出型符选择和例符分布的双重差异。张希的《时间副词“将”的时制分类和语体倾向》（《汉语学习》第6期）发现“将”以绝对时间为参照的用法倾向用于对话语体，以相对时间为参照的倾向用于叙述语体。

　　2022年度，指称及指称语仍然是功能取向的学者们关注的课题。唐正大的《权力、权利与“人家”——兼谈社会性直指的句法语义表征》（《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指出用于言者自指的“人家”在本质上属于硬刚型，是一种非严肃的言语行为，所谓“娇嗔、责怪、委婉”等色彩均可由此获得解释。方迪的《自然对话中指称选择的互动功能》（《中国语文》第2期）认为指称选择可以作为一种有意实施的交际策略，自然对话中的指称选择具有标示讲述进程、展现自我定位、协调立场一致性等互动功能，并说明指称形式受到对象识别之外的互动交际因素的驱动。史金生和王璐菲的《虚拟对话与立场构建：“你”在互动中的移指用法》（《中国语文》第6期）指出自然口语对话中“你”的移指用法本质是一种发话人在心理世界和不同的人进行的虚拟对话，目的在于构建一致立场。虚拟对话是发话人在叙事中整合对话的典型表现，是戏剧性语言入戏的一种方式。张佳玲的《人称代词“你”的移指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认为“你”的移指是说话人在表达非中性立场时诱使听话人主动认同的一种互动手段，形成机制是通过移情实现虚拟现实；并根据移指对象和移情度的不同，将“你”的移情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描写其移指机制。

　　关于语篇推进的研究主要有：彭欣的《如何开启叙事——基于汉语日常交谈的会话分析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发现汉语交谈中的叙事开端除了文献记载的故事前序列、故事前言等方法，还存在直接开启叙事的模式；叙述开端的多样性与准叙事者的多元选择相关，受到叙事开启的序列位置、叙事所需的特定话轮转接模式、其所承载的互动功能等因素影响。

　　（二）认知视角的研究成果

　　象似性、原型性和主观性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在汉语研究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频繁出现在从词到短语到句子的各级单位的研究以及汉外语言对比研究中。应学凤和聂仁发的《松紧象似原则与命名性定中黏合结构单音节定语位置问题》（《语言研究》第2期）指出命名性定中黏合结构单音节定语居首和居中是两种结构，居中式节律紧、词法紧，是称谓性名称的无标记形式；居首式节律较松，是需要凸显对比性、区别性语义特征的名称的最匹配形式。张耕的《现代汉语主观量的表达机制及其实现条件》（《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从来源上将主观量表达的可能手段分为两大类，一是从量范畴到主观量表达，二是从情感范畴到主观量表达；并分析了主观量表达的四个实现条件以及主观量表达的否定转化规律。唐燕玲和刘立立的《基于语料库的英汉愿望类违实条件句的认知对比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以“if only...”和“要是……就好了”为例，发现了英汉愿望类违实条件句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的是两种语言不同程度的主观性。

　　图式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卢英顺的《认知图景的扩充：非普遍认知图景》（《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将认知图景分为普遍认知图景和非普遍认知图景，前者是对认知图景的默认理解，经验基础是普通大众；后者是对原有认知图景理论的细化和补充，经验基础是局部群众甚至极少数人。张翼的《“吃食堂”新解：基于认知语法和文化图式的阐释》（《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指出“吃食堂”的使用情境强调了一种规约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构成了一种具有较高可及性的文化图式。其中“食堂”可以触发对基线的加工操作，形成“吃食堂”的概念语义基础。

　　随着对语言背后思维模式探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汉英语言的许多差异都可以从民族思维差异得到解释，如时空思维模式。王文斌、杨静的《从指元状语的句法位置分布看汉英的时空性特质差异》（《中国语文》第3期）考察了汉语和英语的指元状语的位置分布差异，并指出汉语指元状语侧重以物化的眼光看待事件，表现出强空间性，英语指元状语则倾向于突显事件中的行为，表现出强时间性。王文斌、艾瑞的《汉语语序的主导性原则是“时间顺序”还是“空间顺序”？》（《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通过对汉民族时空隐喻偏好的分析，结合英汉比较，揭示出汉语具有较强的空间顺序象似性，其语序的主导性原则是空间顺序原则，时间顺序原则只是从属性原则。王佳敏、王文斌的《汉英句子时序律和空序律对比探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指出汉语受“背衬优先”认知定势影响，偏好将事件中的背景、附加语及副事件前置，表现出空间顺序正语序；而英语受“显体优先”认知定势影响，偏爱将事件中的相关修饰性成分后置，表现出空间顺序逆语序。隐喻和转喻概念也被研究者借助来解释时空思维。张建理和马书东的《论事件空时同体》（《外国语》第1期）提出事件空时同体说，探明了时间转喻的基础性。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刘探宙 王倩倩 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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