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式视角为主线的研究成果

　　自沈家煊和张伯江在20世纪末将构式语法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引入汉语研究以来，由于构式的整体性特点与汉语特点相吻合，构式语法的研究方式迅速被汉语学界广泛接受，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近年来构式研究的趋势往往跟认知语法的主观性概念、功能语法的信息、语篇、评价、言说关系等相结合，形成方法多元化的态势。不同构式的比较、构式的形成都仍然是2022年度关注最多的领域。

　　史金生和李静文的《“一个X”类构式的负面评价功能及其形成机制》（《语文研究》第1期）从言语行为角度分析“一个X”类构式的负面评价类型，指出主观极量与预期偏离的相互配合是构式负面评价功能产生的原因。陈一和李洋的《“没有了NP”与“没有NP了”构式比较》（《汉语学习》第2期）指出“没有了NP”是“事态阶段变化构式”，“没有NP了”是“事件结果报道构式”，两类构式的不同体现出篇章对不同构式功能的塑造。李劲荣的《褒赞性构式“V+在+N地点”的形成动因与机制》（《语文研究》第2期）认为构式“V+在+N地点”是在重新分析、类推、语境吸收机制的影响下形成。张海涛和赵林晓的《修辞构式“X式Y”的生成过程及互动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指出构式“X式Y”来源于修辞动因对语法构式的再塑造。本年度涉及到的其他构式还有：双宾构式、“我叫你VP”构式、深化拓展性构式“X不说，还Y”、转类构式“数词+‘句’+动词”、反驳性“X你个N”、“拜X所赐”构式、极性动结构式“一V一量名”、“V₁OV₂的”构式、“不怎么A”构式、双联否定构式“X₁+Y₁？X₂还Y₂呢！”等等。

　　构式的形成和演变通常被称为构式化，它与语法化、词汇化的关系是什么，都是构式视角研究颇为关注的研究课题。胡亚的《构式语法与语法化理论的交汇》（《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分析了构式语法与语法化理论发生交汇的理论需求和可能性，认为二者交汇产生的历时构式语法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语法化和构式化在理论框架层面具有互补关系，在具体语言现象层面是有同有异的两种演变。彭睿的《汉语估评句的产生方式——兼谈图式性构式的来源和形成机制》（《汉语学报》第2期）指出汉语的估评句有两种类型，简式和重动式，前者来源于话题句，是既有构式的重组；后者没有源构式，是以汉语重动句为模板类推产生的。涉及重动构式演变还有赵林晓的《重动构式“VOVC”的形成、演变及其动因》（《汉语学报》第2期）及其与杨荣祥合作的《重动式“（S）VO₁V到O₂”的构式化及其历时演变》（《语文研究》第4期）。其他涉及构式演变的还有褒赞性构式“V+在+N_地点”、情态构式“我敢V_定论+P_命题”等。不光句法结构式，词法构式的演变也有关注，比如“X手”“救火”“养病”类构式等等。

　　（四）词汇化与语法化视角的研究成果

　　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属于广义功能语法研究，是连接历时语法和共时语法的纽带。

　　2022年词汇化视角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君敬的《“关心”词汇化的判定标准与触发因素》（《中国语文》第1期）认为如果NP_人在“关心”之前且NP_事不在其前，则“关心”就是词，触发因素是说话人为满足处置表达的需求而将NP_人前置。李为政的《缩替式词汇化与连词“可见”的形成》（《语言研究》第2期）认为缩替式词汇化与语法化最大的区别是没有重新分析，“可见”属于缩替式词汇化。张秀松和刘通的《“无奈”的词汇化及后续演变》（《语文研究》第4期）分析了“无奈”的词汇化过程，“无奈”因结构重组演变为动词，最后因句位和语义微变而形容词化。

　　语法化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涉及到句法结构、具体词和标记等多个语法层面。

　　叶建军的《反诘句式“S不VP呢吗”的来源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6期）指出“S不VP呢吗”是由陈述句式或感叹句式“SVP呢”和反诘句式“S不VP吗”糅合而成的句式，生成动因是言者凸显交互主观性。高增霞的《“有”字共宾结构的产生》（《汉语学报》第4期）认为“有饭吃”类结构是由双宾语连动结构“V₁+O_直+V₂+O_间”类推而来，是有字句发展、共宾结构优势语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崔希亮的《汉语“算了”的情态意义及语法化动因》（《中国语文》第5期）分析了由“算+了（liǎo）罢”重新分析后变成“算了+罢”，最终形成“算了”的过程及动因。王世凯的《“这样/那样”的信疑用法和语法化——兼与“的样子”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认为“这/那样”因互动塑造、语境吸收而发生语义羡余和语音轻化并完成语法化，而“的样子”源于跨层非短语结构“［的［样子］］”，是在重新分析、语境吸收和移觉隐喻影响下发生的结构固化和语义虚化。李小军的《试论汉语伴随格介词向工具格介词的演变》（《当代语言学》第1期）提出汉语伴随介词演变为工具介词的过程中，转喻（重新分析）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一些虚词的语法化，涉及判断动词“为”、语气副词“并”、范围副词“大体”等等。

　　胡斌彬的《汉语恐怕类动词向情态标记的语法化及跨语言考察》（《当代语言学》第2期）认为恐怕类动词演变为语气副词，再语法化为表委婉礼貌的语用标记，都具有跨语言普遍性。刘红妮的《连-介兼类词“由于”的历时演变及其路径——兼谈“由于”与“因为”的异同》（《语文研究》第4期）指出“由于”和“因为”因演变路径不同而产生差异。另外的标记类成分语法化研究涉及让步条件标记“就”、意外标记“好好的”等等。

　　（五）互动视角的研究成果

　　互动视角的研究一直关注立场表达、标记和修正。陶红印和高华的《“反正”：汉语自然会话中的多能“瞬时困境调节装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提出“反正”的核心功能是一种缓解策略，在会话中出现消极事态时调节参与者的态度和立场，并具体说明了“反正”作为“瞬时调节装置”的多种表现。宗守云的《“不用说”为什么还要说?——断言话语标记“不用说”及其立场特征》（《语言科学》第1期）认为“不用说”表示说话人看来其前的背景事件和其后的断言小句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但还要说是因为说话人要邀请听话人共同断言，从而达到认知协作的目的。另外还有一些关注类似词的会话功能和立场表达的文章涉及“干吗”“唉”“要不”“瞧你说的”“好啊”等等。关于修补的话题主要有：郑上鑫、乔雪玮和乐耀的《论对位置敏感的嵌入修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彭水琴和郑娟曼的《预期修正语“那倒是”的序列特征与规约化》（《汉语学习》第5期）。

　　2022年度互动视角的研究还涌现出一系列对“位置敏感性”的关注。方梅的《从副词独用现象看位置敏感与意义浮现》（《中国语文》第1期）认为独用副词所浮现出的偏向主观性的意义解读是受到它在序列中的位置以及所处的会话序列的行为类别的影响。周士宏的《从序列位置与认识不对称看问、答行动中“吧”的立场表达》（《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认为“吧”不表疑问时只是一种认识立场标记。姚双云的《敏感位置、认识状态对互动功能的影响——以独立话轮“然后（呢）”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指出“然后（呢）”不同互动功能的实施呈现出位置敏感性，整体上表现出对立互补的规律性。另外一些谈到位置敏感的结构或小词涉及“像+NP”“哪有”“那个什么”等等。

　　（六）语言类型学视角的研究成果

　　语言类型学研究以语言在各个层面的特征为基础寻求人类语言的共性与个性，及其背后动因。2022年的研究包括词类、标记、语序等方面。

　　关于形态标记的研究有以下几项。高婧瑄和于秀金的《时态标记语言和个体量词标记语言的时空性类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发现世界语言的时态标记和个体量词标记遵循一条蕴涵共性，即有时态标记蕴涵无个体量词标记、有个体量词标记蕴涵无时态标记。汉语“于”的句法地位与英语中的a-前缀十分相似，都有加强语气的作用。尹会霞和董秀芳的《动词评价性形态的类型学特征考察》（《语言科学》第3期）通过考察52种世界语言和45种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发现动词评价性形态不是语言共性特征，其区域分布具有明显差异和倾向性。我国境内民族语言的动词评价性形态比较发达，有多种形式，表达多种意义。

　　关于语序的研究有两项。吴桐和吴长安的《汉语是OV型和VO型的混合语吗？》（《汉语学报》第1期）认为汉语中VO语序是句子的基本语序，着眼于表达；OV语序是造词和造词组的手段，通过语序来显示这种差别是汉语的标记方式。张怡春的《基于类型学的汉语受事前置句研究》（学林出版社，2月）对汉语OV句的下位句型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系统研究，以核心词和从属词标记为观察点，在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WALS）回归分析的对照下，审视汉语OV句型的共性与个性。

　　词类类型的讨论主要有罗天华、邓舒文的《从类型学看现代汉语冠词的词类地位》（《外国语》第4期）结合冠词的跨语言定义、与指示词和量词的区分标准，讨论了现代汉语冠词立类的形式、语义和历时依据，认为弱读的“这”和“个”符合鉴别冠词的多项标准，应予单独立类。

　　语言库藏类型学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法由刘丹青的《导语：语言库藏类型学的理念和方法及新描写主义》（《当代语言学》第5期）阐述，文章还说明了库藏类型学和新描写主义之间的关系。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刘探宙 王倩倩 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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